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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低贱的工作，侍奉于宴会之间，以供呼唤使用，因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又担心他们的权势有所偏重，而又借用权力重大来蒙蔽自己，就时常听取外廷的议论，将以暗地察访这些人违纪犯法的事实而从严从速地查办他们。陛下既然不能够遵循天理、公正本心，用以端正朝廷纲纪，早已失去治国根本，而且又想兼听士大夫们的不同意见，作为驾驭群臣的办法，那么士大夫进见皇上有一定的时间规定，而陛下亲近的宦官则可以从容而没有间隙。士大夫们端庄有礼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涩难以入耳，陛下宠幸的宦官其逢迎谄媚之态就足以蛊惑陛下的心术与志向，那些小吏狡诈诡变的伎俩又足以迷惑陛下的视听。因此陛下虽然想稍稍抑制这些小人之辈，然而这些小人们的势力却一天天加重，陛下虽然想广泛采纳公论，而士大夫的势力却一天天减轻。权重的小人既可以凭借他所掌握的重要权力，进一步窃取陛下的权力，权轻的人又借助于权重的小人，作为自己窃居官位，巩固宠信的方法。这样日积月累，渐渐损失权力，使陛下的德行基业一天天地毁坏旁落，国家的法度一天天地受到破坏，奸佞谄媚的人充塞朝廷，贿赂公行，士兵悲愁，百姓怨愤，盗贼不时发生，灾祸怪异多次出现，灾荒饥馑重新又来。奸邪小人互相引荐，人人都得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惟有陛下一无所得，而且独自承受这些弊端的祸害。”皇帝听后感动不已，脸色都改变了。朱熹所奏的一共七件事，亲自书写其中的一、二件事以防泄露秘密。
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到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免除税钱，等朱熹到任时，外地船只运来的大米已汇集到这里了。朱熹每天外出调查访问百姓的疾苦，走遍浙东全境，单人独车，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来过。州县官吏害怕他的严峻的作风，有些人甚至自行离职而去，他所管辖的地区风纪肃然，部下崇敬他。凡是丁钱、和买、役法、榷酤这一类政事，有不方便而祸害百姓的地方，全部加以改正和革除。在救济灾荒之余，他都根据实际情况谋划处理，必定做出长久的打算。有人攻击朱熹，说他不尽心而疏略于政事，皇上对王淮说：“朱熹治理政务的确有很可观的政绩。”
朱熹因为前后几次奏请多数被搁置，侥幸得到采用的，也都拖延迟缓耽误了时间，蝗虫旱灾相互频繁出现，他不胜忧愤，又上奏疏说：“为现在打算，只有决断出自皇上自己的意志，迅速发布诏令，责备自己并征求直言，然后君臣互相告诫，痛下决心反省改正。其次，拿出内库全部钱财，把供给帝王大礼的费用改为收籴粮食的本钱，诏令户部免征百姓所欠旧债，诏令转运使根据条例检查放免百姓租税，诏令宰相大臣淘汰受灾路地区的州、军监司、地方官吏中没有政绩的人，审慎选拔贤能之士，责成他们实施救济灾荒的政策，这样也许还能下结民心，消除灾民乘灾荒之际叛乱的打算。不这样的话，我恐怕所忧虑的不止于饥饿死的人，而将在于叛乱的盗贼；蒙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官吏，而且要涉及到危害上面的国家政权了。”
台州知州唐仲友和王淮是同乡并结为亲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一起推荐他，迁升为江西提刑，还没有上任。朱熹巡行视察到台州，控告唐仲友的人很多，朱熹调查到事实，三次上奏章弹劾唐仲友，王淮把朱熹的奏章隐藏起来不报告给皇上。朱熹更加致力弹劾他，唐仲友也上奏章为自己辩解，王淮才把朱熹的奏章进呈给皇上，皇帝命令宰相大臣们详细审查，都司陈庸等人要求下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去追查核实，仍旧命令朱熹迅速赶往遭受旱灾侵害的州郡视察。朱熹当时留在台州没有走，不久接到这道诏令，愈加上奏章弹劾唐仲友，前后上了六道奏章，王淮迫不得已，取消唐仲友的江西提刑的新任命转授给朱熹，朱熹拒绝不接受，于是回乡，并且要求一个宫观闲职。
当时郑丙上疏诋毁程氏的学说来败坏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在与皇上面对面地论说时，首先论说近日士大夫中有所谓“道学”之人，大多是借助道学之名来宣传骗人的学说，希望朝廷考察这些人，清除他们不再任用。大概指的是朱熹。淳熙十年(1183)，诏因朱熹多次请求祠观，可以派遣他主管台州崇道观，不久接连主管云台观、鸿庆观达五年时间。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任宰相，任命朱熹为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公事，朱熹因生病辞谢任命，朝廷没有同意，他于是赴任。
淳熙十五年(1188)，王淮罢相，于是朱熹进奏，首先论说近年来刑罚处理不得当，狱官应该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其次接着说经制钱、总制钱损害百姓，以及江西路各州县摊派课罚的弊端。奏章最后说“：陛下即位已经二十七年，因循守旧而时间渐移，没有一尺一寸的功效可以回报陛下自己的志向。我曾经反复考虑这件事，莫非是宴饮闲谈于深宫之中，没有表明待人接物的心地，天理有些不纯正，人的欲望有些没有止境，因此好的事情不能做到底，铲除恶事不能断它的根，一闪念之间，公与私、邪与正、是与非、得与失同时交替出现于思想之中。因此，陛下以礼相待大臣并非不厚，然而阿谀逢迎谄媚讨好的近臣小人也能得到陛下寄托心腹的重任；陛下日夜追求英豪之士并非不迫切，然而柔弱奸邪平庸乖谬之辈也能够长久地窃掌朝廷大权。并非陛下不乐于听取公平正直的议论，然而有时不能容纳这种议论的存在；并不是陛下不憎恨谗言恶行，然而不免误听偏信；并不是陛下不想为祖宗报仇，然而不免畏惧怯懦而图一时安逸；并不是陛下不爱护和培养百姓的财力，然而不免要发出叹息产生愁怨。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对于一闪之念必须谨慎对待仔细审察；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果然是天理，就慎重地对它加以扩充，而不让它受到一点蒙蔽阻塞；如果真是人欲，就慎重地克制这个念头，而不让它在自己的头脑中稍有滞留。把它推广到一言一行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不用这一标准加以衡量，那么陛下的圣心就能通达，朝廷内外融合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利欲望可以隐身于两者之间，而天下的事情将只根据陛下所想的进行，没有什么事会不合乎陛下的志向心愿。”朱熹这次赴京，有人在路上拦住他，认为“正心诚意”这种论调皇帝很讨厌听到，告诫他不要说这种话。朱熹说“：我平生一辈子所学习的，只有这四个字，怎么可以隐瞒不说以欺骗皇帝呢？”等到他上奏时，皇帝说“：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浙东的事情，我已经知道，现在应该安排你一个高尚而重要的职务，不再用州县的琐事来麻烦你了。”
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扌卞也被驱逐，只有内侍甘。。还在任职，朱熹极力弹劾他。孝宗说“：甘。。是德寿(高宗)举荐的，说他有才能。”朱熹说：“小人没有才能，怎么能够打动皇帝。”第二天，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朱熹以脚病请求祠观的职务，兵部侍郎林栗曾经和朱熹讨论周易、西铭，两人意见不合，这时他弹劾朱熹说“：朱熹本来没有什么学问，只会窃取张载、程颐的残余东西，称之为‘道学’。朱熹所到之处都带上门人学生数十人，妄想仰慕孔子、孟子经历几次聘任的风尚，要挟索求高价，不肯就任朝廷任命的职务，他的这种虚伪不可掩盖。”孝宗说“：林栗的话好像太过分了。”周必大说朱熹上任的那天，脚病没有痊愈，勉强登殿答对。孝宗说“：我也见到他走路一跛一曳的。”左补阙薛叔似也上奏声援朱熹，于是让他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林栗辩论，说林栗的话没有一句是事实“，称之为道学”这句话，尤其没有事实根据，过去王淮和台谏官里外呼应，阴谋废弃正直君子，正是用的这种办法。孝宗下诏说：“朱熹昨天入宫答对，所谈论的都是新任职务的事情，我相信他的诚意，再次听从他的请求，他可以迅速赴任就职。”恰逢胡晋臣任侍御史，首先抨击林栗固执拗戾不通，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憎恨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没有事实根据指责学者结党营私，于是罢黜林栗，让他担任泉州知州。朱熹再次辞谢任命，孝宗委任他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没有一个月再次召他赴任，朱熹又推辞了。
当初，朱熹曾认为用口述上陈的方法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全部说出来，要求密封奏事向皇帝报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到这时朱熹把自己密封的奏章投至朝廷设置的匦中，里面写道：
“现在国家的主要形势，好比人有重病，内部从心腹开始，外面达到手脚四肢，没有一根汗毛一根头发不生病的。暂且以天下的根本和当今的急务，试为陛下陈说：国家的根本，就是陛下的心；当务之急就是辅育培养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整顿政纲严肃法纪，改变士风民俗，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事务，这六事而已。
“古代圣明帝王兢兢业业，为了保持和守正这种心，所以设立师保之官，排列有谏诤之职，凡是帝王的饮食、酒浆、衣服、宫室、器用、金玉丝帛以及宦官、宫妾等政事，没有一件不统领于宰相，使帝王的前后左右，一动一静，没有不受到有关机构法规的制约，因而没有细微空间、瞬息时间，能够隐瞒他们的毫发私情。陛下所以精粹纯一克己复礼而坚守此心，果真能有如此的功效吗？陛下所以修养身心整治内宫而使自己的左右中正，果真能有如此的效果吗？宫廷禁地的事情，我固然不得而知，然而赏赐爵位之滥，钱财贿赂之流，街头巷尾都在窃窃议论，这种纷乱的议论我早已受不住了，那么陛下在整治内宫方面，恐怕还没能比得上古代的圣明帝王。
“至于陛下左右近习嬖幸之人的私情，恩宠待遇已过分不当，过去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扌卞这类人权势气焰熏灼，一时能危害震撼朝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独有我前天对陛下陈述的意见，虽然经过陛下委婉开导劝说，然而我的愚见是，只能让这些人担任守卫宫门传递命令、供事打扫等劳役，不应当让他们假借陛下的威望，使他们得逞奸邪谄媚，制作过度奇巧之物于内廷之中，以此来动摇陛下的心志，招揽权势于外朝，以损害陛下的圣政。我在道路、民间听说，自从王扌卞被驱逐之后，各位将领的派遣任命，仍大多出于此人之手。陛下竭泽穷尽百姓的民脂民膏来供养军队，军队却不曾得到一顿温饱，这都是将帅巧立名目，夺取士兵口粮，肆行贿赂陛下亲近之人，以图提拔重用的结果。能出入皇宫的心腹大臣，外面结交将帅，共同欺骗蒙蔽陛下，以致到了这种地步。而陛下不能醒悟，反而宠信亲近这些奸邪小人，认为这是为我所用的家臣，致使宰相不能议论他们设置措施的得失，给谏官员不能评论他们任命官吏的是非，那么陛下在端正左右大臣方面，没有能够赶上古代的圣明帝王又是明显的了。
“至于辅佐帮助太子，从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太子属官的选拔号称得到合适人选，然而能够称职的人，已经很少了。而又时时让那些奸邪谄谀、轻佻薄幸、卑贱庸妄之徒，得以掺杂在里面，所谓的讲读，也只是用文章应付充数，而没有听说他们有规劝谏戒的功效。至于早晚和陛下随时在一起，陪伴侍奉陛下游玩宴乐的人，又不过是使臣、宦官几个人而已。太子的师傅、宾客已不再设置，而太子詹事、太子庶子这些官职也是有名无实，于是朝廷的左右春坊就让使臣执掌，既没有启发太子崇尚师长亲近宾友、尊敬德行喜好大义的用心，又没有防止太子轻侮怠慢亲昵放荡、奇异邪恶夹杂而进的危害。应该讨论以前的典章制度，设置太子师傅、宾客的官职，废除春坊使臣，而使太子詹事、太子庶子各自恢复行使职责。
“至于选拔任用大臣，以陛下的聪明睿智，怎会不知道天下的事件，必须得到刚正光明公正之人而后才可任用呢？之所以经常得不到这样的人才，反而收容庸俗鄙陋的人窃居这些职位，这只因一念之间，未能看透他们出自私邪的蒙蔽，然而陛下宴乐时所喜好的人物，陛下亲近宠爱的近习之流，不能全部依据法令制度办事，如果任用刚正光明公正的人做辅佐皇帝的宰相，就恐怕他会妨碍自己的私事，损害自己的人，而不能任意放纵。所以在选用人才之时，常常先排斥摈弃刚正光明公正的人，而后选取拖沓无能懦弱软熟、平时不敢坦率直言态度端庄的人而加以揣摩，又在这些人中间选择最庸懦最卑陋、定可确保他不至于有所妨碍自己的人，然后荐举他们而加以高位。所以任命官员的诏令还没颁布，而人员已经事先物色确定，这些官员的姓名还没有显露，而朝廷内外已经预知这些人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了。
“至于整顿严肃政纲法纪，改变士风民俗，那么今天宫廷与中书省署之间，禁廷密苑之地，怎么会有天下不公正的道理，不正派的人物反而能够以此作为窟穴而盘踞其中呢？因而陛下看到和听到的，无非是些不公不正的事情，那么在这些事情的熏蒸熔化之下，使得陛下好善之心不能显著，痛恨罪恶之心不能深刻，这种危害已到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程度了。等到这些不公不正之人作奸犯法之时，陛下又不能深深割去自己的私爱，而把他们交给朝廷讨论，按照有关法律处理，因此纲纪法度不正在上，士风民俗就颓废弊坏于下，他们为害的时间已很久了。而且浙中地区特别严重。大都习惯做出柔媚的姿态，说着附合顺从人的话，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最得计，更过分的人把黄金珠宝当作佐酒的肉脯食品，把地契债券作为诗歌文章，宰相可以引诱就引诱宰相，近习亲信可以私通就私通近习亲信，只求得到私利，再也没有廉耻。一旦有刚强坚毅正直不阿、恪守正道遵循天理的人在他们中间出现，就群起讥讽合伙排斥，指责为“道学”而加上强辞夺理、感情冲动肆意妄说的罪名。十几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好像过去所谓的元。。学术一样，排斥摈弃诋毁侮辱，一定要使正人君子没有容身之地才算罢休，这难道是大治之世的事情吗？
“至于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事务，从虞允文担任宰相以来，把户部每年收入款项中必定可以指望得到的部分全部取走，号称是年终赋税盈余的数目，运入内库。而把收入中有名无实的、多年积累拖欠的、空登录在账册上的、无法催讨管理的款项，拨还给户部，作为内库财产的积累，将它作为今后用兵进取中原时的随时需要使用的款项。然而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内库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而且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贮存，主管者也是私人，宰相不能用计入赋税来均衡节制这些款项的收支，户部不能用账册来勾定考查这些款项是在还是不在，天天销月月耗，用来支付宴请私亲费用，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而何曾听说能用这笔钱财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如同太祖说的那样。空使户部费用缺乏一天比一天严重，朝廷的督促一天比一天严峻，以至于废掉祖宗以来州县催征财赋达到九成以上就不再催理，户部也置之不问的好办法，而以征收赋税一定要足足十成作为限度；朝廷认为赋税征收不足，就又建立监司，州县官员以征收赋税多少为考课等差的办法，用来引诱威胁他们。于是形成朝廷内外奉承这种风气。竞相使用苛刻急迫的办法征收赋税，这是百姓的财力之所以严重困乏的实际原因。
“将领们追求提拔，必然先在士兵身上聚敛钱物，用来增殖自己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物去结交陛下身边的亲近侍臣，而且祈求他们把自己的姓名告诉陛下身边的地位尊贵的将领。这些地位尊贵的将领们拿到他们的名单，就把这些名单交给军队，使他们从基层什伍开始逐级得到保举，称赞这些人的才能武艺能够胜任将帅，然后写成奏章在陛下面前夸奖这些人。陛下只见到逐级推举在前，文书档案齐备，就真的认为是大家一致举荐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然而哪里知道这些人是议价交钱，已经如同晚唐的债帅了呢？将帅，是掌握三军命运的人，而选拔将帅的方法背离常道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具有智谋勇敢才艺胆略的人，谁肯抑制内心低头而立于宦官、宫姬的门下，而陛下得到以为可任将帅的人，都是平庸之辈和仅供奔走的小卒，但陛下还希望他们整饬清明军政、激励劝勉士兵，以增加国势，岂不是谬误吗？
“这六件事，都不可以缓慢处理，而根本仍在于陛下之心，陛下之心光明正大那么这六件事没有不正的，陛下心中一有私欲介入，那么虽想疲劳精力来求得端正这六件事，也将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一纸空文，而天下的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好治理了。”
朱熹这道奏疏送入宫中，夜间计时的滴漏铜壶已下七刻了，孝宗皇帝已经上床睡觉，立刻起身拿着蜡烛，把奏章全部读完。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说书。朱熹极力推辞，被任命为秘阁修撰，管理一个外地的宫观。
光宗即皇帝位，朱熹再次推辞秘阁修撰的职务，仍旧为直宝文阁，皇帝下诏夸奖他。过了几个月后，任命他为江东转运副使，朱熹以生病为由辞谢，改任为漳州知州。他奏请朝廷免除了漳州属县的无名杂税七百万贯，减少经制钱、总制钱四百万贯。因当地的风俗习惯不合乎礼仪，他择取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之文，张贴出来告示大家，派当地父老进行解说，以教育他们的子弟。当地风俗崇信佛教，男男女女聚集在僧舍之中做传经会，妇女不出嫁的就做庵房居住，朱熹下令禁止这些事。他常常忧虑不能推行丈量土地、划定界限的危害，恰逢朝廷议论要在泉、汀、漳三州推行丈量土地、划定界限，于是朱熹调查访问有关事宜，选择承办人员以及制定丈量土地、划定地界的办法上报朝廷。而当地豪绅中侵夺贫弱百姓土地的人认为对他们不利，极力加以阻止。宰相留正，泉州人，他的乡里亲友也大都认为不可以推行。平民吴禹圭上书指责经界法骚扰百姓，皇帝下诏暂缓进行，又降诏令先在漳州实行经界。第二年，朱熹因为儿子死亡又请求宫观职务。
当时史浩入宫见皇帝，请求招收任用天下有声望的人，于是任命朱熹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一再推辞，皇帝下诏说：“论撰这样的职位，是用来恩宠著名儒士的。”朱熹这才接受了任命。朝廷派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推辞。漳州正经界法竟然宣告停止推行，朱熹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用而自己要求弹劾自己。被任命为静江知府，他推辞了，主管南京鸿庆宫。没有多久，朝廷派他出任潭州知州，朱熹极力推辞。黄裳担任嘉王府翊善，他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及朱熹，请求朝廷召朱熹为太子宫中的僚佐，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向大臣们推荐朱熹。留正说“：我留正不是不知道朱熹，但是他性格刚直，恐怕到太子宫中不合适，反而会因此受到连累的。”朱熹正好再次推辞朝廷的任命，皇帝下圣旨说：“长沙是国家的巨大屏障，能得到贤能的人最为重要。”朱熹于是接受任命。恰逢洞獠骚扰潭州所属的郡县，朱熹派人把他们这样做的祸福利害告诉他们，洞獠都投降了。朱熹申明朝廷敕令法律，加强武备，制止奸吏的不法行为，抑制豪民，所到之处兴办学校，倡导推行教化，四面八方的学者都来到这里。
宁宗即位当皇帝，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皇帝下圣旨要朱熹到临安来奏事。朱熹一面上路一面推辞，任命他为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推辞，皇帝不答应。朱熹入宫对策朝廷时，首先说“：从前，太皇太后亲自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陛下恭谨地继承国家大计，可以说是用变通的办法来处理国事，几乎没有偏离过它。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了，有时反而不能对选择逆与顺、名与实的事情抱有疑问，我暗自为陛下忧虑这些事情。如有可做托辞的话，也只能说陛下的心事，即位前的时候不曾有过谋求皇位的计划，今天不曾忘记思念亲人的心情，这就是所以实行变通的办法而没有偏离过正的根本所在。充满不曾谋取皇位的心事，以竭尽负罪引咎自责的诚意，充满不曾忘记亲人之心，以尽冬温夏凉早晚问安侍奉父母之礼，而父子之间的伦理完全适当了，根本也就确立了。”再次当面向皇帝辞谢待制、侍讲的官职，皇帝亲自写信说：“你研究经术学问有很深的根底，正好借用它来给帝王讲经劝勉、从中答对的职务，不要再苦苦推辞了，以符合我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心意。”于是朱熹接受了任命。
恰逢赵彦逾巡视孝宗陵墓，认为那里土层浅薄，下面有水和石头。孙逢吉重新去巡视，要求另外寻找吉利的地方。皇帝下圣旨要大家讨论，御史台的官吏们害怕讨论这件事，讨论中途停止。朱熹却上奏章议论说“：寿皇(孝宗)有至高至上的德行，埋藏孝宗衣冠的地方，应当广泛地寻访探察有名的山脉，不应该偏信御史台官吏的话，把孝宗的陵墓埋葬在水泉沙砾之中。”没有得到答复。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帝没有回到皇宫大内，那么名实不正而疑议产生；况且金国的使臣要来，会有所窥察暗访，皇帝下圣旨修缮原来的东宫，修造房屋三百多间，打算搬进去住在里面。朱熹上奏疏说：
“这一定是陛下左右亲近宠幸的小人倡导编造这一说教来蛊惑、误导陛下，而想通过这件事来实现他们的奸邪用心。我担心不但上帝会震动发怒，灾害怪异多有出现，正当恐惧反省修养自身的时候，不应当兴造这个大工程，以违悖上天谴责时所告诫的惊动众人的用意；我也担心京城地区百姓饥饿交迫流离失所、临近死亡的边缘，或许有人会怨怒忿恨，因而发生其他变故。不仅无法感通太上皇帝的心意，以致没有进见太上皇帝的日期，我也担心孝宗皇帝大殓后没有埋葬，因为孝宗陵墓的位置还没有占卜确定，灵位前的供奉不允许稍有弛缓，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已到了受人尊敬的高龄，孤独之身陷于忧愁困苦之中，早晚奉养尤其不可缺少。然而全国各地的百姓，只见陛下急切地要大量修造朝宫殿堂，迅速建成，一旦轻快自得地丢弃这里而去太子宫殿，迁到安适方便的地方，将士百姓心中将会有愤愤不平的地方。前车之鉴不远，这是应该感到特别可怕的。
“我又听说太上皇后恐怕违逆太上皇帝的圣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皇的称呼，又不想让他听到关于内禅的说法，这又思虑过分了。难道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做的话，而不是婉转地告知，那么父子之间，上面怨恨愤怒而下面忧愁恐惧，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父子之间这一大的伦理常道，是君臣、父子、夫妻之三纲所关系的大事，长久地拖下去而不去解决它，也可能会有假借父子大伦的道理来制造谣言横生事端的人，这又是我十分恐惧的原因。我希望陛下明确地诏示大臣，首先停止修缮东宫工程，而把修缮东宫的人工材料弄回慈福宫、重华宫之间，简单地建造可供休息的殿房一二十间，使它大概马马虎虎可以居住就行了。至于搬到皇宫去的打算，我又希望陛下须下诏书责备自己，减省出行时的车马卫队，入宫之后，暂时改变衣服颜色，如同唐肃宗一样改穿紫色的袍子，在马前面拉着缰绳驾驭马匹，以表明负罪引咎的诚意，那么太上皇帝虽然有忿怒的情绪，也会迅速消散，而父子之间的欢情也就融洽地合谐了。
“至于像朝廷的纪律规章纲常法度，我又希望陛下下诏深切地告诫自己左右亲近的人，不要干预朝政。其中确实有功劳而所得到的褒奖赏赐未能满足公众议论的人，也诏令大臣们共同讨论他们的功绩，考查奖赏功德的制度，重重地犒赏他们的功劳。而且凡是号令的弛与张，人才的进用和罢免，就全部把它委托给二、三个大臣，要求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固执己见，斟酌采取公论，上奏皇帝而后实行这些决定。有不恰当的地方，把它交给大家辩驳讨论，选择好的意见由皇帝做最后的决定，那么不仅皇帝左右亲近宠幸的人不能干预朝政大权，大臣们也不能专门任用自己的亲信私党，而陛下也得以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政事，而对得失的计算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对于像孝宗陵墓的占卜选择，我希望陛下废除御史台官吏的意见，另外寻找野外地区，以营造新的陵墓，使孝宗皇帝的遗体能够安稳地寝居于内，而国家和百姓都蒙受福佑于外了。”
朱熹这道奏章进呈之后没有得到答复，然而皇帝也没有生朱熹气的意思，每次给皇帝所讲的内容，朱熹都按次序编成册子进给皇帝，皇帝也以宽大的胸怀容纳了。
朱熹在上奏劝勉皇帝进一步提高德行时说“：我希望陛下在使用日常费用的时候，以求得放心作为根本，而在研习经书观看史籍时，与儒学多多亲近，多用一些功夫。多召见大臣，切磋治理国家的方法措施，大臣们进殿奏对时，也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反复询问探访，用来求出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忧乐，进而又根据这些问题来考察官吏的奸邪正直和长处短处，这样也许能使天下之事各自得到合适的处理了。”朱熹上奏说“：礼经敕令规定，儿子为父亲、嫡孙代父亲为祖父服丧，都要服丧三年；嫡子应当为自己父亲服丧，因故不能执绋服丧，就由嫡孙继承大统而代替父亲执绋服丧。自从汉文帝减少服丧的期限，历代因袭这一期限，于是天子没有三年的丧期。为父服丧尚且如此，那嫡孙代父服丧更是可想而知了。做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废弃衰坏，君臣、父子、夫妻三纲不明白，一千多年以来，没能加以考正弄清楚。孝宗皇帝孝亲之情来自上天，一个月之外，还是服执通行的全部丧礼，上朝穿戴的衣服帽子都是用粗布缝制的，这种孝行应该显著地记录在典籍中，成为子孙万代的法则。近来，孝宗皇帝的遗诰刚刚颁布，太上皇帝偶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参加丧礼。陛下以嫡孙继承帝位，那么承受丧祭重任的嫡孙所应服的丧礼已著明在礼律中，所以应该遵循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方法。一时仓促行事，来不及详细讨论，于是用了漆纱浅黄色的衣服，不仅仅对上违背礼仪规定，而且使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丧礼反而重新遭到破坏，我暗暗为此感到痛心。然而已往的过失来不及追改了，只有将来孝宗皇帝灵柩启行时，丧礼应当重新沿用初丧时的服色。”
恰逢奉孝宗神位入宗庙，讨论宗庙更迭毁弃的制度，孙逢吉、曾三复首先要求并祀僖、宣二祖，把太祖神位安置在太庙第一室，合祭祖先时就把太祖神位放在太庙朝正东的位置。皇帝降旨让大家讨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的神主牌位，应该有所归附。自从太祖皇帝首先尊崇这四位祖先的神位，治平年间，有人提议因为年代逐渐遥远，请求把僖祖神主牌位搬迁到夹室去。后来王安石等人上奏认为，僖祖已有了神庙，与稷、契没有什么不一样，请求恢复它的原来位置。当时宰相赵汝愚对于恢复祭祀僖祖很不以为然，皇帝的侍从大多支持赵汝愚的意见。吏部尚书郑侨认为远祀宣祖，把宣祖神位放进孝宗宗庙进行祭祀。朱熹认为把宣祖神位藏在夹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牌位藏在子孙宗庙的夹室，神宗重新奉祀宣祖为始祖，已是得到正礼，合乎人心，这就是所谓有祭之后而不敢废弃不祭的道理。朱熹又撰写庙制一文参加辩论，认为世间万物岂有无本而生长的。掌管祖庙的人没有转达给皇帝，马上就撤毁了僖祖、宣祖在太庙中的庙室，另外建庙来奉祀四位祖先。
当初，宁宗被立为皇帝，韩。。胄自认为有主谋尊立的功劳，在朝中当权。朱熹担心他会危害国政，几次上奏说到这件事，并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同上奏抨击韩。。胄。恰逢彭龟年出朝护送外国使臣，朱熹就一人上疏指出皇帝左右大臣窃取权柄的危害，在讲席上再次申明这个观点。宁宗御批写道“：我怜恤你年岁已高，恐怕难以站着给我讲课，已授给你宫观官的职务了。”赵汝愚从衣袖中取出批复交还给宁宗，一面进谏一面叩拜。内侍王德谦把皇帝的批文直接交给朱熹，台谏官争相要求留下朱熹，宁宗没有同意。楼钥、陈傅良随后把写在黄纸上的朱熹任命状封还给宁宗，修注官刘光祖、邓马日密封的奏章交替呈上。朱熹离开朝廷时，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并给他一个州郡职务，朱熹推辞了。不久朝廷任命他知江陵府，朱熹推辞了，并仍然请求朝廷免除他的新旧职务，宁宗下诏让他依旧担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1195)初，赵汝愚已经担任宰相，收罗招徕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朝廷内外殷切盼望朝政得到治理，惟独朱熹因恐惧韩。。胄当权而忧虑。既多次对皇上说这件事，又几次写信给赵汝愚，认为应当用厚厚的赏赐来酬谢韩。。胄尊立宁宗的功劳，不要让他来参预朝政，信中有“及时制止萌芽时期错误的发展，谨慎小心不可疏忽”的话。赵汝愚当时认为韩。。胄容易制服，对朱熹的话没有在意。到了这时，赵汝愚也因被诬陷遭到驱逐，而朝廷大权归于韩。。胄了。
朱熹开始以议论宗庙制度失误而自认为有罪，宁宗不允许，朱熹以有病再次要求去职退休，宁宗下诏说：“辞公职谢绝政事，不是我优待贤才的心意，你还是担任原先的秘阁修撰。”庆元二年(1196)，沈继祖任监察御史，诬告朱熹十大罪状，皇帝下诏削去朱熹秘阁修撰的职务并罢免他提举南京鸿庆宫，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也被送到道州监管居住。庆元四年(1198)，朱熹以自己快满七十岁为理由，申请退休，庆元五年(1199)，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第二年朱熹逝世，终年七十一岁。朱熹病情危急时，他亲笔写下遗言嘱托儿子朱在和学生范念德、黄干，恳切地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并要他们修订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第二天，朱熹端正地坐着把衣帽穿戴得很整齐，靠着枕头去世了。
朱熹考中进士以后的五十年中，在外面做官仅有九年，在朝中做官才四十天。他家中一向贫穷，年幼时依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羽，寄住在建州的崇安，后来迁居建阳的考亭，虽然穷得经常吃不上饭，却处之安然。学生中有从远方来求学的人，吃的是豆饭藜羹，朱熹都和他们一起吃。经常向别人借贷来维持家庭开支，然而不符合道义的钱却一文也不取。
自从朱熹离开朝廷，韩。。胄的势力日益扩张。何澹任御史中丞，首先抨击所谓精通某一门学术的学问，是用欺骗世人的文章来沽名钓誉，请求辨别这种学问的真伪。刘德秀在长沙任官，没有受到张栻学生的礼遇，等到他任谏官，首先弹劾留正引进伪学的罪名。“伪学”这个名称，是从这时开始的。太常太卿胡。。说“：近年来伪学十分势盛猖獗，他们的企图和行为越出常规，希望皇上告诉大臣，对他们暂且停止进升迁职。”于是皇帝诏任陈贾任兵部侍郎。不多久，削夺朱熹职务的命令也就颁布了。刘三杰说从前御史所弹劾的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徒党，前些日子是伪党，这时又变而为逆党。当天就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又说道学与有权势的大臣结成顽固的反动集团，暗中窥伺帝位。皇帝就命令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在全国公布，于是攻击伪学的声势一天比一天急剧，选人余哲甚至上书朝廷请求把朱熹斩首。
在当时的情况下，士大夫中循规蹈矩，在儒学上稍有名声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他们的学生、有独立见地、不随波逐流的人，被摒弃埋没隐居在山林草丘田野；曲意逢迎、卑顺懦弱的人，改投靠其他老师，经过原来老师的家门也不进去，甚至改变衣帽穿着，在闹市街区店铺中随意游玩，以此来区别自己不是伪党。然而朱熹给他的学生们讲学一天也没有停止，有人劝朱熹说明原因遣散学生，朱熹笑了笑而没有回答。有一位籍田令名叫陈景思，是曾任过宰相的陈康伯的孙子，和韩。。胄有姻亲关系，劝韩。。胄不要做得太过分了，韩。。胄自己也渐渐后悔了。朱熹已经死了，准备安葬时，有人说：四面八方的伪学门生约定日期聚会，给伪学老师送葬，他们会聚的时候，不是越轨狂妄地谈论当时人的长短，就是错误地议论当时治国政事的得失，希望命令地方官吏对这些人加以约束。皇帝同意了这个意见。
嘉泰初年，禁止道学的法令稍微放松了一些。嘉泰二年(1202)，皇帝下诏说“：朱熹已经退休(去世)，追任他为华文阁待制，给与他退休的恩泽待遇。”后来韩。。胄死了，宁宗下诏赐朱熹遗表恩德惠泽，封谥号曰“文”不久，追赠朱熹为中大夫，特赠为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追赠为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改封为徽国公。
当初，朱熹年少的时候，慷慨激昂有追求道义、真理的志向。父亲朱松病危时，曾经嘱咐朱熹说：“籍溪人胡原仲、白水人刘致中、屏山人刘彦冲这三个人，学问有渊源根底，我一向尊重敬畏他们，我就要死了，你去向他们学习，而且要完全听从他们的话。”这三个人，是指胡宪、刘勉之、刘子踂。因此，朱熹的学问既是广泛地求索于儒家经典著作，又普遍地结交当代的饱学有识之士。延平李侗已经老了，曾经跟罗从彦学习，朱熹从同安卸任回来后，不惜远行数百里，徒步前往李侗处从学拜师。
朱熹做学问，大都是深入研究事物的“理”而取得知识，反过来亲身实践所取得的知识，同时其中以身心修养、磨练的居敬工夫作为加强修养的主体。朱熹曾经说古代圣贤道统的传授散播在典籍之中，由于对圣贤经书的宗旨不清楚，因而道统的传授也开始隐晦不显。于是他竭尽一生全部的精力，钻研穷究圣贤经典的意旨和训示原意。他所撰著的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辩证，韩文考异；他所编写辑录的书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这些书都流传于社会。朱熹死后，朝廷把他注释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学校的官定课本。他还有一部没有脱稿的仪礼经传通解，也作为学校的法定课本。朱熹一生写的共一百卷，他与学生们的问答共有八十卷，还有别录十卷。
理宗绍定末年，秘书郎李心传请求把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入文庙中一同跟随祭祀，没有得到答复。淳。。元年(1241)正月，理宗视察太学，亲自写诏书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朱熹一同在孔子庙中跟随祭祀，配享孔庙。
黄干说“：儒道的正统因为待合适的人而得以传承，自从周朝以来，能担任起继承传播儒道的责任人不过几个，然而能使这个道得到发扬光大而显著的，仅一、二个人而已。从孔子以后，曾子、子思在道统微弱之际继承了它，到了孟子才开始显著。从孟子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在道统断绝的时候继承了它，到了朱熹道统又开始光大显著了。”有见识学问的人认为这是有独到见解、了解学术的内行话。
朱熹的儿子朱在，绍定年间担任吏部侍郎。
张栻，字敬夫，丞相张浚的儿子。聪明、有悟性，少年老成，张浚很喜欢他，从幼年始即就学，所教授的都是仁义忠孝之类的东西。长大后以胡宏为老师，胡宏一见他，就以孔门论仁义的要旨告诉他。张栻退下思考，好像还有所得，胡宏称赞他说“：圣贤的门下有传人了。”张栻也因此更加发奋努力，以古代圣贤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写作希颜录。
张栻以父亲的荫佑补官，担任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任直秘阁。当时孝宗刚刚即位，张浚从贬谪之地而被起用，开府治理戎事，参佐都是当时一流的人才。张栻因当时年少，内赞密谋军机大事，外参庶务小事，他所做出的综合策划，幕府当中的人都以为不如他。间或以军事入奏，因此而上书进言说：“皇帝陛下上念国家之仇恨、耻辱，下怜悯中原之地生灵涂炭，谨慎小心于其中，而思量可以赈救他们。我称此心之发，是即天理之所存的表现。希望更好仔细省察，而稽录古代、亲近贤能，用以自辅，不要使他们有稍微的歇息，那么，今天收复中原的大功必然可以成功，而因循守旧的弊端就可以革除。”孝宗对他的话感到惊奇，于是就开始有了君臣之间的默契。
张浚离职去任以后，汤思退执政用事，于是罢兵讲和。金兵乘间隙纵兵入侵淮甸，中外大为震动，朝廷还主张和议，诏令各位将领不得随意称兵备战。当时，张浚已去世，张栻刚刚埋葬完父亲，就入拜上疏说：“我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原来朝廷虽然曾兴兵复仇，然而又很快派遣携带玉帛的使节，是因为讲和之念没有在胸中忘记，而至诚恻隐的心意没有能够感动于天人之际，这就是事件所以多次失败而功不成的原因。现在虽然又为各个奸臣所延误，致使国势紧迫而召来寇患，然而怎知这不是天意用此开启圣心呢。认为应该深察此理，使我胸中了然无纤芥细小的迷惑，然后明白地诏示天下中外，公正地行使赏罚，以使军民的情绪感到快乐，那么人心悦服，士气饱满，而敌兵就不难被打退了。从今以往，使抗金的意志更加坚强，誓不言和，专务自强，奋发有为，虽折而不挠，使这个心事纯洁如一，贯彻朝廷、国家上下，等待一些时间，有什么功业还不能建立呢？”上疏以后，没有得到答复。
好久以后，张栻被刘珙举荐给皇上，任命为抚州知州，没有上任，改任严州。当时宰相虞允文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然而，他所寻求的不与其道相类似，估计张栻平常所论当与自己的意见相合，数次遣人表示殷勤之意，张栻没有答应。上书入奏，首先说道：“先王之所以能建事立功没有不符合自己的意愿的，是因为其胸中之诚意能够感动天人之心，而与他们没有什么裂痕。现在筹划打算虽很劳顿，而事功没有立，陛下诚恳地深察于日用之间，思念考虑于当为之际，难道也有私意之发以害我的诚心诚意的行为吗？有这种私意就应当克服而抛弃它，使我的门户洞开没有任何杂念，那么，洞察仁义必然精到，遵守仁义必然坚毅，而天人之应将不需等待求取而自然会得到。想恢复中原之地，先应该取得中原人的欢心，想得到中原人们的欢心，先应该取得我们民众的赞同支持。寻求取得我们民众的赞同支持的途径，难道有其他的手段吗？即不取尽民众的人力，不损伤民众的财力而已。今天的事情，本应当以晓明大义，使人心正为根本。然而其所施行的有先后，那么其缓急就不可以不详细了解；所从事的有名实的区别，那么，其取舍就不可以不审察，这又是贤明的君主所应该仔细地观察的。”
第二年，张栻被召为吏部侍郎，暂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当时宰相刚认为敌势正好衰弱可图谋进攻取胜，建议遣泛使前往责难他们有关归还陵寝的罪过，士大夫有忧虑其无备而召致战端兵事又起的人，就斥逐而去。张栻进见孝宗皇上，皇上说：“你知敌国的事吗？”张栻回答说“：不知道。”皇上说“：金国饥荒歉收连年，盗贼四起作乱。”张栻说“：金人之事，臣虽然不清楚，国内本朝的事情，则是清楚的。”皇上说“：为什么？”张栻说“：我亲眼看见近年以来各地有很多水旱灾荒，民众贫穷日甚，而国家兵力弱小财力匮乏，官吏荒唐、轻漫，不能够依靠。即使是金国他们的确可以图谋攻取，我担心我们不具有足够图取他们的实力。”孝宗听后，默然不做声许久。张栻因而拿出所准备的奏疏读着说：“我认为陵寝隔绝，的确是我不忍心所谈论的切肤至痛，然而现在没有能够奉辞令以讨伐他们的能力，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去断绝他们的要求，还想以谦卑的词汇、优厚的礼仪去求于他们，则于大义已为未尽，而有不同意见的人还以为忧虑，则其浅陋畏缩怯懦，本来就很厉害了。然而，我揣测他们的心意，或者也有以为我们并没有必胜的条件，而不能不有所顾虑。大概必胜的形状，当在于平常早已显示出来，而不在于两大军队阵营决战的这一天。”皇上听着惊心而为此改容。张栻又读着奏疏说“：现在只是应当下哀痛的诏令，阐明复仇的道义，明确地同金人断绝往来，不与他们互通使者。然后修养德业，建立贤明的政治，使用贤能之才，抚养民众，选任将帅，训练军队，联系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宗事情，又一定治理其实际的事务而不搞一些虚假的形式，那么，必胜的形势就显然可以看见，虽有浅陋，畏缩怯懦的人，也能够发奋努力而争先了。”孝宗皇帝为此叹息并褒扬他，认为从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议论。这以后赐他上朝入对，而张栻反复讲明前面的这些意见，皇上因此更加奖勉他，并当面谕旨告他“：我以你担任侍讲，希望时常使我听到这些开导启迪的意见。”
正逢史正志担任发运使，名义上为均输，实际上是夺尽州县地方的财赋，远近为此骚动不已，士大夫们争相谈论他的祸害，张栻也这样说。孝宗皇帝说：“史正志是取之于各郡，并不是取之于民。”张栻回答说：“现在州郡地方的财赋大致都没有结余，如果取之不断，而地方经费缺乏，不过巧为名目以取之于老百姓了。”皇上惊诧地说：“按照你这句话，是我假借发运使来造成了民众的祸害。”马上令人检查其实际情况，果然像张栻所说的，即诏令罢免了。
张栻兼侍讲，任命他为左司员外郎。讲论诗经？葛覃，进言说“：治理生灵在于敬畏，祸乱起于骄奢淫逸。使治理国家的人常念叨稼穑的艰辛，而其后妃不忘纺织的事情，那么，心中不存敬畏的人是很少的。”因此向上陈述祖宗治家理国的美德，对下斥责今日兴利扰民的祸害。孝宗叹息说：“这就是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害怕’的说法，所以延误了国家。”
知阁门事张说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张栻连夜草拟奏疏特别劝谏不可这样做，早晨到宫廷上朝时，他指责、质问宰相虞允文说“：宦官执政掌权，从蔡京、王黼任相开始，皇上宠幸的人执掌政权，从你相公开始。”虞允文因此惭愧、愤懑不堪。张栻又奏道：“文武臣僚的确不可偏废，现在想提高武官的地位以平衡文武二府机构的势力，而所用的都是这样的人，不仅不足以使文官们的心境感到服气，反而正好还会激怒武将大臣。”孝宗因此而感悟，诏命前令停止执行。然而宰相实际上暗中附和张说，第二年令张栻出任袁州知州，重申张说从前的任命，朝廷内外为此喧哗不已，张说最终因贬谪而死。
张栻在朝廷没有一年，而应召入对有六七次，所说的大抵都是修身养性，务学习业，畏天恤民，抑制侥幸，屏绝谗谀，于是宰相更加害怕他，而宠幸之臣也特别不高兴。辞官后居家几年，孝宗念叨他，诏令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任静江府知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所管辖的地区荒凉，残破且多盗贼，张栻到任后，精简州兵，裁汰冗弱，拾补阙遗，选择各州罪犯士兵中的健康者以为效用，日习月练，申令严格保伍法。告谕溪峒酋豪停止结怨，要友睦邻里，不要互相残杀、掳掠，于是群蛮服帖。朝廷在横山买马，日长岁久，弊端日多，边疆的百姓受不了，而马不能按时买到。张栻调查总结其弊端六十多条，奏请革除，各蛮部百姓感到喜悦，争相进贡好马给朝廷。
孝宗听说张栻治政有功，特诏令他晋升官职，直宝文阁，因袭而任。不久，任命为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一天就免去了贪官污吏十四人。湖北路境内多盗，府州县官吏往往捉拿后释放以放纵他们祸害良民百姓，张栻首先弹劾官职高的人放纵盗贼之罪，捕捉斩杀奸民中为盗贼提供住处的人，令其党羽相互捕告以减免他们的罪行，群盗于是都逃跑了。本郡濒临边屯之地，主将与帅守各不相让，张栻以礼相待各位将领，得到他们的欢心，又加恤士兵行伍，勉励忠义之士，队长有功就补官，士卒都感激奋发。并有淮南奸民出塞做盗贼的，捕捉到了几个人，有北方逃亡的奴隶也杂在其中为盗。张栻说：“朝廷未能正名讨伐敌人，不要使疆场之事的错误在我们一方。”命令斩杀他们以传示于边境，而捆缚北方逃亡之奴以放他们回去。北方人为此感叹道“：南朝(南宋王朝)有人才。”
信阳军知军刘大辩凭借势力，希望得到赏赐，广招流民，而掠夺所辖区域旧户居民的熟田给予流民。张栻弹劾刘大辩的欺诈行为，说他所招流民实不满百，而向上虚报其数字增加了几十倍，请求论罚其罪，没有回答。多次上奏章论述此事，刘大辩改易它郡任官，张栻自认为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而请求离职而去，诏令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患病而死，还手书奏疏劝皇上亲近君子，远去小人，相信、任用防止一己之偏，好恶以天下之公理为标准。天下的人都相互传扬赞颂他。张栻有公辅之望，死时年龄是四十八岁。孝宗听说以后，深情地为他嗟叹悼念，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痛哭相吊，而江陵、静江两府境内的民众为之哭悼显得特别悲痛。嘉定年间，宁宗赐谥号曰“宣”淳。。初年，理宗诏令从祀孔子庙堂。
张栻为人直率，表里如一，勇于崇尚道义，没有毫发滞塞、吝惜。每进对之时，自己一定事先在心中拿定主意，不可能因为皇上的喜好或不悦而一味顺从他。宋孝宗曾经说殉节死义的大臣很难得，张栻对答说：“皇上应当从能够犯颜敢谏的大臣中寻找。如果平时不能犯颜敢谏，它日怎么能指望他为节义而死呢？”孝宗又说难以得到善于办事的大臣，张栻回答说：“陛下应当寻求通晓事理的大臣，而不应当寻求办事的大臣。假若只是搜求办事的大臣，那么，它日败坏陛下的事情的人，未必不是这样的人。”张栻自己曾说：前后奏疏入对违背皇上的旨意的时候虽然很多，而皇上每次念叨时，却没有加怒于他，所谓可以理定夺就是这个意思。
张栻远离小人尤为严格。任职都司的时候，有一天，坐小轿出门，路遇曾觌，曾觌举手想作揖与他打招呼，张栻急忙掩盖上窗帘，曾觌惭愧不堪，手都不好放下来。所至州郡之地，他有空暇即召集各位学生传授学业道义。民众有事到官署，他一定随事开导处置。具体为之条教，大致都取端正礼俗，明确伦纪为先务。指斥异端，毁坏淫祠，而崇尚国家社稷高山大川、古代先前圣贤的祭祀，旧典所遗留下来的，也以义起用。
张栻接受道义很早，朱熹曾经说：“我自己的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的，至如张敬夫，则是对大的根本的是非问题早有卓然而明确的见解，有如事先有所见闻。”张栻所写的著作有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经世纪年，都流行于社会。张栻曾经说：“学业没有什么比先了解义利之辨重要。义，是本心所当实践的，不是为了单纯实践它而才去做它。有所目的才去做它，这都是人欲，不是天理。”这就是张栻讲学的要点。
张栻的儿子名叫张焯。
事低贱的工作，侍奉于宴会之间，以供呼唤使用，因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又担心他们的权势有所偏重，而又借用权力重大来蒙蔽自己，就时常听取外廷的议论，将以暗地察访这些人违纪犯法的事实而从严从速地查办他们。陛下既然不能够遵循天理、公正本心，用以端正朝廷纲纪，早已失去治国根本，而且又想兼听士大夫们的不同意见，作为驾驭群臣的办法，那么士大夫进见皇上有一定的时间规定，而陛下亲近的宦官则可以从容而没有间隙。士大夫们端庄有礼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涩难以入耳，陛下宠幸的宦官其逢迎谄媚之态就足以蛊惑陛下的心术与志向，那些小吏狡诈诡变的伎俩又足以迷惑陛下的视听。因此陛下虽然想稍稍抑制这些小人之辈，然而这些小人们的势力却一天天加重，陛下虽然想广泛采纳公论，而士大夫的势力却一天天减轻。权重的小人既可以凭借他所掌握的重要权力，进一步窃取陛下的权力，权轻的人又借助于权重的小人，作为自己窃居官位，巩固宠信的方法。这样日积月累，渐渐损失权力，使陛下的德行基业一天天地毁坏旁落，国家的法度一天天地受到破坏，奸佞谄媚的人充塞朝廷，贿赂公行，士兵悲愁，百姓怨愤，盗贼不时发生，灾祸怪异多次出现，灾荒饥馑重新又来。奸邪小人互相引荐，人人都得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惟有陛下一无所得，而且独自承受这些弊端的祸害。”皇帝听后感动不已，脸色都改变了。朱熹所奏的一共七件事，亲自书写其中的一、二件事以防泄露秘密。
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到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免除税钱，等朱熹到任时，外地船只运来的大米已汇集到这里了。朱熹每天外出调查访问百姓的疾苦，走遍浙东全境，单人独车，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来过。州县官吏害怕他的严峻的作风，有些人甚至自行离职而去，他所管辖的地区风纪肃然，部下崇敬他。凡是丁钱、和买、役法、榷酤这一类政事，有不方便而祸害百姓的地方，全部加以改正和革除。在救济灾荒之余，他都根据实际情况谋划处理，必定做出长久的打算。有人攻击朱熹，说他不尽心而疏略于政事，皇上对王淮说：“朱熹治理政务的确有很可观的政绩。”
朱熹因为前后几次奏请多数被搁置，侥幸得到采用的，也都拖延迟缓耽误了时间，蝗虫旱灾相互频繁出现，他不胜忧愤，又上奏疏说：“为现在打算，只有决断出自皇上自己的意志，迅速发布诏令，责备自己并征求直言，然后君臣互相告诫，痛下决心反省改正。其次，拿出内库全部钱财，把供给帝王大礼的费用改为收籴粮食的本钱，诏令户部免征百姓所欠旧债，诏令转运使根据条例检查放免百姓租税，诏令宰相大臣淘汰受灾路地区的州、军监司、地方官吏中没有政绩的人，审慎选拔贤能之士，责成他们实施救济灾荒的政策，这样也许还能下结民心，消除灾民乘灾荒之际叛乱的打算。不这样的话，我恐怕所忧虑的不止于饥饿死的人，而将在于叛乱的盗贼；蒙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官吏，而且要涉及到危害上面的国家政权了。”
台州知州唐仲友和王淮是同乡并结为亲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一起推荐他，迁升为江西提刑，还没有上任。朱熹巡行视察到台州，控告唐仲友的人很多，朱熹调查到事实，三次上奏章弹劾唐仲友，王淮把朱熹的奏章隐藏起来不报告给皇上。朱熹更加致力弹劾他，唐仲友也上奏章为自己辩解，王淮才把朱熹的奏章进呈给皇上，皇帝命令宰相大臣们详细审查，都司陈庸等人要求下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去追查核实，仍旧命令朱熹迅速赶往遭受旱灾侵害的州郡视察。朱熹当时留在台州没有走，不久接到这道诏令，愈加上奏章弹劾唐仲友，前后上了六道奏章，王淮迫不得已，取消唐仲友的江西提刑的新任命转授给朱熹，朱熹拒绝不接受，于是回乡，并且要求一个宫观闲职。
当时郑丙上疏诋毁程氏的学说来败坏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在与皇上面对面地论说时，首先论说近日士大夫中有所谓“道学”之人，大多是借助道学之名来宣传骗人的学说，希望朝廷考察这些人，清除他们不再任用。大概指的是朱熹。淳熙十年(1183)，诏因朱熹多次请求祠观，可以派遣他主管台州崇道观，不久接连主管云台观、鸿庆观达五年时间。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任宰相，任命朱熹为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公事，朱熹因生病辞谢任命，朝廷没有同意，他于是赴任。
淳熙十五年(1188)，王淮罢相，于是朱熹进奏，首先论说近年来刑罚处理不得当，狱官应该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其次接着说经制钱、总制钱损害百姓，以及江西路各州县摊派课罚的弊端。奏章最后说“：陛下即位已经二十七年，因循守旧而时间渐移，没有一尺一寸的功效可以回报陛下自己的志向。我曾经反复考虑这件事，莫非是宴饮闲谈于深宫之中，没有表明待人接物的心地，天理有些不纯正，人的欲望有些没有止境，因此好的事情不能做到底，铲除恶事不能断它的根，一闪念之间，公与私、邪与正、是与非、得与失同时交替出现于思想之中。因此，陛下以礼相待大臣并非不厚，然而阿谀逢迎谄媚讨好的近臣小人也能得到陛下寄托心腹的重任；陛下日夜追求英豪之士并非不迫切，然而柔弱奸邪平庸乖谬之辈也能够长久地窃掌朝廷大权。并非陛下不乐于听取公平正直的议论，然而有时不能容纳这种议论的存在；并不是陛下不憎恨谗言恶行，然而不免误听偏信；并不是陛下不想为祖宗报仇，然而不免畏惧怯懦而图一时安逸；并不是陛下不爱护和培养百姓的财力，然而不免要发出叹息产生愁怨。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对于一闪之念必须谨慎对待仔细审察；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果然是天理，就慎重地对它加以扩充，而不让它受到一点蒙蔽阻塞；如果真是人欲，就慎重地克制这个念头，而不让它在自己的头脑中稍有滞留。把它推广到一言一行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不用这一标准加以衡量，那么陛下的圣心就能通达，朝廷内外融合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利欲望可以隐身于两者之间，而天下的事情将只根据陛下所想的进行，没有什么事会不合乎陛下的志向心愿。”朱熹这次赴京，有人在路上拦住他，认为“正心诚意”这种论调皇帝很讨厌听到，告诫他不要说这种话。朱熹说“：我平生一辈子所学习的，只有这四个字，怎么可以隐瞒不说以欺骗皇帝呢？”等到他上奏时，皇帝说“：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浙东的事情，我已经知道，现在应该安排你一个高尚而重要的职务，不再用州县的琐事来麻烦你了。”
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扌卞也被驱逐，只有内侍甘。。还在任职，朱熹极力弹劾他。孝宗说“：甘。。是德寿(高宗)举荐的，说他有才能。”朱熹说：“小人没有才能，怎么能够打动皇帝。”第二天，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朱熹以脚病请求祠观的职务，兵部侍郎林栗曾经和朱熹讨论周易、西铭，两人意见不合，这时他弹劾朱熹说“：朱熹本来没有什么学问，只会窃取张载、程颐的残余东西，称之为‘道学’。朱熹所到之处都带上门人学生数十人，妄想仰慕孔子、孟子经历几次聘任的风尚，要挟索求高价，不肯就任朝廷任命的职务，他的这种虚伪不可掩盖。”孝宗说“：林栗的话好像太过分了。”周必大说朱熹上任的那天，脚病没有痊愈，勉强登殿答对。孝宗说“：我也见到他走路一跛一曳的。”左补阙薛叔似也上奏声援朱熹，于是让他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林栗辩论，说林栗的话没有一句是事实“，称之为道学”这句话，尤其没有事实根据，过去王淮和台谏官里外呼应，阴谋废弃正直君子，正是用的这种办法。孝宗下诏说：“朱熹昨天入宫答对，所谈论的都是新任职务的事情，我相信他的诚意，再次听从他的请求，他可以迅速赴任就职。”恰逢胡晋臣任侍御史，首先抨击林栗固执拗戾不通，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憎恨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没有事实根据指责学者结党营私，于是罢黜林栗，让他担任泉州知州。朱熹再次辞谢任命，孝宗委任他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没有一个月再次召他赴任，朱熹又推辞了。
当初，朱熹曾认为用口述上陈的方法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全部说出来，要求密封奏事向皇帝报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到这时朱熹把自己密封的奏章投至朝廷设置的匦中，里面写道：
“现在国家的主要形势，好比人有重病，内部从心腹开始，外面达到手脚四肢，没有一根汗毛一根头发不生病的。暂且以天下的根本和当今的急务，试为陛下陈说：国家的根本，就是陛下的心；当务之急就是辅育培养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整顿政纲严肃法纪，改变士风民俗，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事务，这六事而已。
“古代圣明帝王兢兢业业，为了保持和守正这种心，所以设立师保之官，排列有谏诤之职，凡是帝王的饮食、酒浆、衣服、宫室、器用、金玉丝帛以及宦官、宫妾等政事，没有一件不统领于宰相，使帝王的前后左右，一动一静，没有不受到有关机构法规的制约，因而没有细微空间、瞬息时间，能够隐瞒他们的毫发私情。陛下所以精粹纯一克己复礼而坚守此心，果真能有如此的功效吗？陛下所以修养身心整治内宫而使自己的左右中正，果真能有如此的效果吗？宫廷禁地的事情，我固然不得而知，然而赏赐爵位之滥，钱财贿赂之流，街头巷尾都在窃窃议论，这种纷乱的议论我早已受不住了，那么陛下在整治内宫方面，恐怕还没能比得上古代的圣明帝王。
“至于陛下左右近习嬖幸之人的私情，恩宠待遇已过分不当，过去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扌卞这类人权势气焰熏灼，一时能危害震撼朝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独有我前天对陛下陈述的意见，虽然经过陛下委婉开导劝说，然而我的愚见是，只能让这些人担任守卫宫门传递命令、供事打扫等劳役，不应当让他们假借陛下的威望，使他们得逞奸邪谄媚，制作过度奇巧之物于内廷之中，以此来动摇陛下的心志，招揽权势于外朝，以损害陛下的圣政。我在道路、民间听说，自从王扌卞被驱逐之后，各位将领的派遣任命，仍大多出于此人之手。陛下竭泽穷尽百姓的民脂民膏来供养军队，军队却不曾得到一顿温饱，这都是将帅巧立名目，夺取士兵口粮，肆行贿赂陛下亲近之人，以图提拔重用的结果。能出入皇宫的心腹大臣，外面结交将帅，共同欺骗蒙蔽陛下，以致到了这种地步。而陛下不能醒悟，反而宠信亲近这些奸邪小人，认为这是为我所用的家臣，致使宰相不能议论他们设置措施的得失，给谏官员不能评论他们任命官吏的是非，那么陛下在端正左右大臣方面，没有能够赶上古代的圣明帝王又是明显的了。
“至于辅佐帮助太子，从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太子属官的选拔号称得到合适人选，然而能够称职的人，已经很少了。而又时时让那些奸邪谄谀、轻佻薄幸、卑贱庸妄之徒，得以掺杂在里面，所谓的讲读，也只是用文章应付充数，而没有听说他们有规劝谏戒的功效。至于早晚和陛下随时在一起，陪伴侍奉陛下游玩宴乐的人，又不过是使臣、宦官几个人而已。太子的师傅、宾客已不再设置，而太子詹事、太子庶子这些官职也是有名无实，于是朝廷的左右春坊就让使臣执掌，既没有启发太子崇尚师长亲近宾友、尊敬德行喜好大义的用心，又没有防止太子轻侮怠慢亲昵放荡、奇异邪恶夹杂而进的危害。应该讨论以前的典章制度，设置太子师傅、宾客的官职，废除春坊使臣，而使太子詹事、太子庶子各自恢复行使职责。
“至于选拔任用大臣，以陛下的聪明睿智，怎会不知道天下的事件，必须得到刚正光明公正之人而后才可任用呢？之所以经常得不到这样的人才，反而收容庸俗鄙陋的人窃居这些职位，这只因一念之间，未能看透他们出自私邪的蒙蔽，然而陛下宴乐时所喜好的人物，陛下亲近宠爱的近习之流，不能全部依据法令制度办事，如果任用刚正光明公正的人做辅佐皇帝的宰相，就恐怕他会妨碍自己的私事，损害自己的人，而不能任意放纵。所以在选用人才之时，常常先排斥摈弃刚正光明公正的人，而后选取拖沓无能懦弱软熟、平时不敢坦率直言态度端庄的人而加以揣摩，又在这些人中间选择最庸懦最卑陋、定可确保他不至于有所妨碍自己的人，然后荐举他们而加以高位。所以任命官员的诏令还没颁布，而人员已经事先物色确定，这些官员的姓名还没有显露，而朝廷内外已经预知这些人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了。
“至于整顿严肃政纲法纪，改变士风民俗，那么今天宫廷与中书省署之间，禁廷密苑之地，怎么会有天下不公正的道理，不正派的人物反而能够以此作为窟穴而盘踞其中呢？因而陛下看到和听到的，无非是些不公不正的事情，那么在这些事情的熏蒸熔化之下，使得陛下好善之心不能显著，痛恨罪恶之心不能深刻，这种危害已到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程度了。等到这些不公不正之人作奸犯法之时，陛下又不能深深割去自己的私爱，而把他们交给朝廷讨论，按照有关法律处理，因此纲纪法度不正在上，士风民俗就颓废弊坏于下，他们为害的时间已很久了。而且浙中地区特别严重。大都习惯做出柔媚的姿态，说着附合顺从人的话，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最得计，更过分的人把黄金珠宝当作佐酒的肉脯食品，把地契债券作为诗歌文章，宰相可以引诱就引诱宰相，近习亲信可以私通就私通近习亲信，只求得到私利，再也没有廉耻。一旦有刚强坚毅正直不阿、恪守正道遵循天理的人在他们中间出现，就群起讥讽合伙排斥，指责为“道学”而加上强辞夺理、感情冲动肆意妄说的罪名。十几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好像过去所谓的元。。学术一样，排斥摈弃诋毁侮辱，一定要使正人君子没有容身之地才算罢休，这难道是大治之世的事情吗？
“至于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事务，从虞允文担任宰相以来，把户部每年收入款项中必定可以指望得到的部分全部取走，号称是年终赋税盈余的数目，运入内库。而把收入中有名无实的、多年积累拖欠的、空登录在账册上的、无法催讨管理的款项，拨还给户部，作为内库财产的积累，将它作为今后用兵进取中原时的随时需要使用的款项。然而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内库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而且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贮存，主管者也是私人，宰相不能用计入赋税来均衡节制这些款项的收支，户部不能用账册来勾定考查这些款项是在还是不在，天天销月月耗，用来支付宴请私亲费用，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而何曾听说能用这笔钱财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如同太祖说的那样。空使户部费用缺乏一天比一天严重，朝廷的督促一天比一天严峻，以至于废掉祖宗以来州县催征财赋达到九成以上就不再催理，户部也置之不问的好办法，而以征收赋税一定要足足十成作为限度；朝廷认为赋税征收不足，就又建立监司，州县官员以征收赋税多少为考课等差的办法，用来引诱威胁他们。于是形成朝廷内外奉承这种风气。竞相使用苛刻急迫的办法征收赋税，这是百姓的财力之所以严重困乏的实际原因。
“将领们追求提拔，必然先在士兵身上聚敛钱物，用来增殖自己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物去结交陛下身边的亲近侍臣，而且祈求他们把自己的姓名告诉陛下身边的地位尊贵的将领。这些地位尊贵的将领们拿到他们的名单，就把这些名单交给军队，使他们从基层什伍开始逐级得到保举，称赞这些人的才能武艺能够胜任将帅，然后写成奏章在陛下面前夸奖这些人。陛下只见到逐级推举在前，文书档案齐备，就真的认为是大家一致举荐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然而哪里知道这些人是议价交钱，已经如同晚唐的债帅了呢？将帅，是掌握三军命运的人，而选拔将帅的方法背离常道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具有智谋勇敢才艺胆略的人，谁肯抑制内心低头而立于宦官、宫姬的门下，而陛下得到以为可任将帅的人，都是平庸之辈和仅供奔走的小卒，但陛下还希望他们整饬清明军政、激励劝勉士兵，以增加国势，岂不是谬误吗？
“这六件事，都不可以缓慢处理，而根本仍在于陛下之心，陛下之心光明正大那么这六件事没有不正的，陛下心中一有私欲介入，那么虽想疲劳精力来求得端正这六件事，也将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一纸空文，而天下的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好治理了。”
朱熹这道奏疏送入宫中，夜间计时的滴漏铜壶已下七刻了，孝宗皇帝已经上床睡觉，立刻起身拿着蜡烛，把奏章全部读完。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说书。朱熹极力推辞，被任命为秘阁修撰，管理一个外地的宫观。
光宗即皇帝位，朱熹再次推辞秘阁修撰的职务，仍旧为直宝文阁，皇帝下诏夸奖他。过了几个月后，任命他为江东转运副使，朱熹以生病为由辞谢，改任为漳州知州。他奏请朝廷免除了漳州属县的无名杂税七百万贯，减少经制钱、总制钱四百万贯。因当地的风俗习惯不合乎礼仪，他择取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之文，张贴出来告示大家，派当地父老进行解说，以教育他们的子弟。当地风俗崇信佛教，男男女女聚集在僧舍之中做传经会，妇女不出嫁的就做庵房居住，朱熹下令禁止这些事。他常常忧虑不能推行丈量土地、划定界限的危害，恰逢朝廷议论要在泉、汀、漳三州推行丈量土地、划定界限，于是朱熹调查访问有关事宜，选择承办人员以及制定丈量土地、划定地界的办法上报朝廷。而当地豪绅中侵夺贫弱百姓土地的人认为对他们不利，极力加以阻止。宰相留正，泉州人，他的乡里亲友也大都认为不可以推行。平民吴禹圭上书指责经界法骚扰百姓，皇帝下诏暂缓进行，又降诏令先在漳州实行经界。第二年，朱熹因为儿子死亡又请求宫观职务。
当时史浩入宫见皇帝，请求招收任用天下有声望的人，于是任命朱熹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一再推辞，皇帝下诏说：“论撰这样的职位，是用来恩宠著名儒士的。”朱熹这才接受了任命。朝廷派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推辞。漳州正经界法竟然宣告停止推行，朱熹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用而自己要求弹劾自己。被任命为静江知府，他推辞了，主管南京鸿庆宫。没有多久，朝廷派他出任潭州知州，朱熹极力推辞。黄裳担任嘉王府翊善，他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及朱熹，请求朝廷召朱熹为太子宫中的僚佐，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向大臣们推荐朱熹。留正说“：我留正不是不知道朱熹，但是他性格刚直，恐怕到太子宫中不合适，反而会因此受到连累的。”朱熹正好再次推辞朝廷的任命，皇帝下圣旨说：“长沙是国家的巨大屏障，能得到贤能的人最为重要。”朱熹于是接受任命。恰逢洞獠骚扰潭州所属的郡县，朱熹派人把他们这样做的祸福利害告诉他们，洞獠都投降了。朱熹申明朝廷敕令法律，加强武备，制止奸吏的不法行为，抑制豪民，所到之处兴办学校，倡导推行教化，四面八方的学者都来到这里。
宁宗即位当皇帝，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皇帝下圣旨要朱熹到临安来奏事。朱熹一面上路一面推辞，任命他为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推辞，皇帝不答应。朱熹入宫对策朝廷时，首先说“：从前，太皇太后亲自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陛下恭谨地继承国家大计，可以说是用变通的办法来处理国事，几乎没有偏离过它。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了，有时反而不能对选择逆与顺、名与实的事情抱有疑问，我暗自为陛下忧虑这些事情。如有可做托辞的话，也只能说陛下的心事，即位前的时候不曾有过谋求皇位的计划，今天不曾忘记思念亲人的心情，这就是所以实行变通的办法而没有偏离过正的根本所在。充满不曾谋取皇位的心事，以竭尽负罪引咎自责的诚意，充满不曾忘记亲人之心，以尽冬温夏凉早晚问安侍奉父母之礼，而父子之间的伦理完全适当了，根本也就确立了。”再次当面向皇帝辞谢待制、侍讲的官职，皇帝亲自写信说：“你研究经术学问有很深的根底，正好借用它来给帝王讲经劝勉、从中答对的职务，不要再苦苦推辞了，以符合我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心意。”于是朱熹接受了任命。
恰逢赵彦逾巡视孝宗陵墓，认为那里土层浅薄，下面有水和石头。孙逢吉重新去巡视，要求另外寻找吉利的地方。皇帝下圣旨要大家讨论，御史台的官吏们害怕讨论这件事，讨论中途停止。朱熹却上奏章议论说“：寿皇(孝宗)有至高至上的德行，埋藏孝宗衣冠的地方，应当广泛地寻访探察有名的山脉，不应该偏信御史台官吏的话，把孝宗的陵墓埋葬在水泉沙砾之中。”没有得到答复。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帝没有回到皇宫大内，那么名实不正而疑议产生；况且金国的使臣要来，会有所窥察暗访，皇帝下圣旨修缮原来的东宫，修造房屋三百多间，打算搬进去住在里面。朱熹上奏疏说：
“这一定是陛下左右亲近宠幸的小人倡导编造这一说教来蛊惑、误导陛下，而想通过这件事来实现他们的奸邪用心。我担心不但上帝会震动发怒，灾害怪异多有出现，正当恐惧反省修养自身的时候，不应当兴造这个大工程，以违悖上天谴责时所告诫的惊动众人的用意；我也担心京城地区百姓饥饿交迫流离失所、临近死亡的边缘，或许有人会怨怒忿恨，因而发生其他变故。不仅无法感通太上皇帝的心意，以致没有进见太上皇帝的日期，我也担心孝宗皇帝大殓后没有埋葬，因为孝宗陵墓的位置还没有占卜确定，灵位前的供奉不允许稍有弛缓，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已到了受人尊敬的高龄，孤独之身陷于忧愁困苦之中，早晚奉养尤其不可缺少。然而全国各地的百姓，只见陛下急切地要大量修造朝宫殿堂，迅速建成，一旦轻快自得地丢弃这里而去太子宫殿，迁到安适方便的地方，将士百姓心中将会有愤愤不平的地方。前车之鉴不远，这是应该感到特别可怕的。
“我又听说太上皇后恐怕违逆太上皇帝的圣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皇的称呼，又不想让他听到关于内禅的说法，这又思虑过分了。难道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做的话，而不是婉转地告知，那么父子之间，上面怨恨愤怒而下面忧愁恐惧，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父子之间这一大的伦理常道，是君臣、父子、夫妻之三纲所关系的大事，长久地拖下去而不去解决它，也可能会有假借父子大伦的道理来制造谣言横生事端的人，这又是我十分恐惧的原因。我希望陛下明确地诏示大臣，首先停止修缮东宫工程，而把修缮东宫的人工材料弄回慈福宫、重华宫之间，简单地建造可供休息的殿房一二十间，使它大概马马虎虎可以居住就行了。至于搬到皇宫去的打算，我又希望陛下须下诏书责备自己，减省出行时的车马卫队，入宫之后，暂时改变衣服颜色，如同唐肃宗一样改穿紫色的袍子，在马前面拉着缰绳驾驭马匹，以表明负罪引咎的诚意，那么太上皇帝虽然有忿怒的情绪，也会迅速消散，而父子之间的欢情也就融洽地合谐了。
“至于像朝廷的纪律规章纲常法度，我又希望陛下下诏深切地告诫自己左右亲近的人，不要干预朝政。其中确实有功劳而所得到的褒奖赏赐未能满足公众议论的人，也诏令大臣们共同讨论他们的功绩，考查奖赏功德的制度，重重地犒赏他们的功劳。而且凡是号令的弛与张，人才的进用和罢免，就全部把它委托给二、三个大臣，要求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固执己见，斟酌采取公论，上奏皇帝而后实行这些决定。有不恰当的地方，把它交给大家辩驳讨论，选择好的意见由皇帝做最后的决定，那么不仅皇帝左右亲近宠幸的人不能干预朝政大权，大臣们也不能专门任用自己的亲信私党，而陛下也得以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政事，而对得失的计算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对于像孝宗陵墓的占卜选择，我希望陛下废除御史台官吏的意见，另外寻找野外地区，以营造新的陵墓，使孝宗皇帝的遗体能够安稳地寝居于内，而国家和百姓都蒙受福佑于外了。”
朱熹这道奏章进呈之后没有得到答复，然而皇帝也没有生朱熹气的意思，每次给皇帝所讲的内容，朱熹都按次序编成册子进给皇帝，皇帝也以宽大的胸怀容纳了。
朱熹在上奏劝勉皇帝进一步提高德行时说“：我希望陛下在使用日常费用的时候，以求得放心作为根本，而在研习经书观看史籍时，与儒学多多亲近，多用一些功夫。多召见大臣，切磋治理国家的方法措施，大臣们进殿奏对时，也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反复询问探访，用来求出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忧乐，进而又根据这些问题来考察官吏的奸邪正直和长处短处，这样也许能使天下之事各自得到合适的处理了。”朱熹上奏说“：礼经敕令规定，儿子为父亲、嫡孙代父亲为祖父服丧，都要服丧三年；嫡子应当为自己父亲服丧，因故不能执绋服丧，就由嫡孙继承大统而代替父亲执绋服丧。自从汉文帝减少服丧的期限，历代因袭这一期限，于是天子没有三年的丧期。为父服丧尚且如此，那嫡孙代父服丧更是可想而知了。做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废弃衰坏，君臣、父子、夫妻三纲不明白，一千多年以来，没能加以考正弄清楚。孝宗皇帝孝亲之情来自上天，一个月之外，还是服执通行的全部丧礼，上朝穿戴的衣服帽子都是用粗布缝制的，这种孝行应该显著地记录在典籍中，成为子孙万代的法则。近来，孝宗皇帝的遗诰刚刚颁布，太上皇帝偶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参加丧礼。陛下以嫡孙继承帝位，那么承受丧祭重任的嫡孙所应服的丧礼已著明在礼律中，所以应该遵循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方法。一时仓促行事，来不及详细讨论，于是用了漆纱浅黄色的衣服，不仅仅对上违背礼仪规定，而且使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丧礼反而重新遭到破坏，我暗暗为此感到痛心。然而已往的过失来不及追改了，只有将来孝宗皇帝灵柩启行时，丧礼应当重新沿用初丧时的服色。”
恰逢奉孝宗神位入宗庙，讨论宗庙更迭毁弃的制度，孙逢吉、曾三复首先要求并祀僖、宣二祖，把太祖神位安置在太庙第一室，合祭祖先时就把太祖神位放在太庙朝正东的位置。皇帝降旨让大家讨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的神主牌位，应该有所归附。自从太祖皇帝首先尊崇这四位祖先的神位，治平年间，有人提议因为年代逐渐遥远，请求把僖祖神主牌位搬迁到夹室去。后来王安石等人上奏认为，僖祖已有了神庙，与稷、契没有什么不一样，请求恢复它的原来位置。当时宰相赵汝愚对于恢复祭祀僖祖很不以为然，皇帝的侍从大多支持赵汝愚的意见。吏部尚书郑侨认为远祀宣祖，把宣祖神位放进孝宗宗庙进行祭祀。朱熹认为把宣祖神位藏在夹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牌位藏在子孙宗庙的夹室，神宗重新奉祀宣祖为始祖，已是得到正礼，合乎人心，这就是所谓有祭之后而不敢废弃不祭的道理。朱熹又撰写庙制一文参加辩论，认为世间万物岂有无本而生长的。掌管祖庙的人没有转达给皇帝，马上就撤毁了僖祖、宣祖在太庙中的庙室，另外建庙来奉祀四位祖先。
当初，宁宗被立为皇帝，韩。。胄自认为有主谋尊立的功劳，在朝中当权。朱熹担心他会危害国政，几次上奏说到这件事，并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同上奏抨击韩。。胄。恰逢彭龟年出朝护送外国使臣，朱熹就一人上疏指出皇帝左右大臣窃取权柄的危害，在讲席上再次申明这个观点。宁宗御批写道“：我怜恤你年岁已高，恐怕难以站着给我讲课，已授给你宫观官的职务了。”赵汝愚从衣袖中取出批复交还给宁宗，一面进谏一面叩拜。内侍王德谦把皇帝的批文直接交给朱熹，台谏官争相要求留下朱熹，宁宗没有同意。楼钥、陈傅良随后把写在黄纸上的朱熹任命状封还给宁宗，修注官刘光祖、邓马日密封的奏章交替呈上。朱熹离开朝廷时，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并给他一个州郡职务，朱熹推辞了。不久朝廷任命他知江陵府，朱熹推辞了，并仍然请求朝廷免除他的新旧职务，宁宗下诏让他依旧担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1195)初，赵汝愚已经担任宰相，收罗招徕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朝廷内外殷切盼望朝政得到治理，惟独朱熹因恐惧韩。。胄当权而忧虑。既多次对皇上说这件事，又几次写信给赵汝愚，认为应当用厚厚的赏赐来酬谢韩。。胄尊立宁宗的功劳，不要让他来参预朝政，信中有“及时制止萌芽时期错误的发展，谨慎小心不可疏忽”的话。赵汝愚当时认为韩。。胄容易制服，对朱熹的话没有在意。到了这时，赵汝愚也因被诬陷遭到驱逐，而朝廷大权归于韩。。胄了。
朱熹开始以议论宗庙制度失误而自认为有罪，宁宗不允许，朱熹以有病再次要求去职退休，宁宗下诏说：“辞公职谢绝政事，不是我优待贤才的心意，你还是担任原先的秘阁修撰。”庆元二年(1196)，沈继祖任监察御史，诬告朱熹十大罪状，皇帝下诏削去朱熹秘阁修撰的职务并罢免他提举南京鸿庆宫，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也被送到道州监管居住。庆元四年(1198)，朱熹以自己快满七十岁为理由，申请退休，庆元五年(1199)，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第二年朱熹逝世，终年七十一岁。朱熹病情危急时，他亲笔写下遗言嘱托儿子朱在和学生范念德、黄干，恳切地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并要他们修订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第二天，朱熹端正地坐着把衣帽穿戴得很整齐，靠着枕头去世了。
朱熹考中进士以后的五十年中，在外面做官仅有九年，在朝中做官才四十天。他家中一向贫穷，年幼时依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羽，寄住在建州的崇安，后来迁居建阳的考亭，虽然穷得经常吃不上饭，却处之安然。学生中有从远方来求学的人，吃的是豆饭藜羹，朱熹都和他们一起吃。经常向别人借贷来维持家庭开支，然而不符合道义的钱却一文也不取。
自从朱熹离开朝廷，韩。。胄的势力日益扩张。何澹任御史中丞，首先抨击所谓精通某一门学术的学问，是用欺骗世人的文章来沽名钓誉，请求辨别这种学问的真伪。刘德秀在长沙任官，没有受到张栻学生的礼遇，等到他任谏官，首先弹劾留正引进伪学的罪名。“伪学”这个名称，是从这时开始的。太常太卿胡。。说“：近年来伪学十分势盛猖獗，他们的企图和行为越出常规，希望皇上告诉大臣，对他们暂且停止进升迁职。”于是皇帝诏任陈贾任兵部侍郎。不多久，削夺朱熹职务的命令也就颁布了。刘三杰说从前御史所弹劾的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徒党，前些日子是伪党，这时又变而为逆党。当天就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又说道学与有权势的大臣结成顽固的反动集团，暗中窥伺帝位。皇帝就命令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在全国公布，于是攻击伪学的声势一天比一天急剧，选人余哲甚至上书朝廷请求把朱熹斩首。
在当时的情况下，士大夫中循规蹈矩，在儒学上稍有名声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他们的学生、有独立见地、不随波逐流的人，被摒弃埋没隐居在山林草丘田野；曲意逢迎、卑顺懦弱的人，改投靠其他老师，经过原来老师的家门也不进去，甚至改变衣帽穿着，在闹市街区店铺中随意游玩，以此来区别自己不是伪党。然而朱熹给他的学生们讲学一天也没有停止，有人劝朱熹说明原因遣散学生，朱熹笑了笑而没有回答。有一位籍田令名叫陈景思，是曾任过宰相的陈康伯的孙子，和韩。。胄有姻亲关系，劝韩。。胄不要做得太过分了，韩。。胄自己也渐渐后悔了。朱熹已经死了，准备安葬时，有人说：四面八方的伪学门生约定日期聚会，给伪学老师送葬，他们会聚的时候，不是越轨狂妄地谈论当时人的长短，就是错误地议论当时治国政事的得失，希望命令地方官吏对这些人加以约束。皇帝同意了这个意见。
嘉泰初年，禁止道学的法令稍微放松了一些。嘉泰二年(1202)，皇帝下诏说“：朱熹已经退休(去世)，追任他为华文阁待制，给与他退休的恩泽待遇。”后来韩。。胄死了，宁宗下诏赐朱熹遗表恩德惠泽，封谥号曰“文”不久，追赠朱熹为中大夫，特赠为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追赠为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改封为徽国公。
当初，朱熹年少的时候，慷慨激昂有追求道义、真理的志向。父亲朱松病危时，曾经嘱咐朱熹说：“籍溪人胡原仲、白水人刘致中、屏山人刘彦冲这三个人，学问有渊源根底，我一向尊重敬畏他们，我就要死了，你去向他们学习，而且要完全听从他们的话。”这三个人，是指胡宪、刘勉之、刘子踂。因此，朱熹的学问既是广泛地求索于儒家经典著作，又普遍地结交当代的饱学有识之士。延平李侗已经老了，曾经跟罗从彦学习，朱熹从同安卸任回来后，不惜远行数百里，徒步前往李侗处从学拜师。
朱熹做学问，大都是深入研究事物的“理”而取得知识，反过来亲身实践所取得的知识，同时其中以身心修养、磨练的居敬工夫作为加强修养的主体。朱熹曾经说古代圣贤道统的传授散播在典籍之中，由于对圣贤经书的宗旨不清楚，因而道统的传授也开始隐晦不显。于是他竭尽一生全部的精力，钻研穷究圣贤经典的意旨和训示原意。他所撰著的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辩证，韩文考异；他所编写辑录的书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这些书都流传于社会。朱熹死后，朝廷把他注释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学校的官定课本。他还有一部没有脱稿的仪礼经传通解，也作为学校的法定课本。朱熹一生写的共一百卷，他与学生们的问答共有八十卷，还有别录十卷。
理宗绍定末年，秘书郎李心传请求把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入文庙中一同跟随祭祀，没有得到答复。淳。。元年(1241)正月，理宗视察太学，亲自写诏书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朱熹一同在孔子庙中跟随祭祀，配享孔庙。
黄干说“：儒道的正统因为待合适的人而得以传承，自从周朝以来，能担任起继承传播儒道的责任人不过几个，然而能使这个道得到发扬光大而显著的，仅一、二个人而已。从孔子以后，曾子、子思在道统微弱之际继承了它，到了孟子才开始显著。从孟子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在道统断绝的时候继承了它，到了朱熹道统又开始光大显著了。”有见识学问的人认为这是有独到见解、了解学术的内行话。
朱熹的儿子朱在，绍定年间担任吏部侍郎。
张栻，字敬夫，丞相张浚的儿子。聪明、有悟性，少年老成，张浚很喜欢他，从幼年始即就学，所教授的都是仁义忠孝之类的东西。长大后以胡宏为老师，胡宏一见他，就以孔门论仁义的要旨告诉他。张栻退下思考，好像还有所得，胡宏称赞他说“：圣贤的门下有传人了。”张栻也因此更加发奋努力，以古代圣贤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写作希颜录。
张栻以父亲的荫佑补官，担任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任直秘阁。当时孝宗刚刚即位，张浚从贬谪之地而被起用，开府治理戎事，参佐都是当时一流的人才。张栻因当时年少，内赞密谋军机大事，外参庶务小事，他所做出的综合策划，幕府当中的人都以为不如他。间或以军事入奏，因此而上书进言说：“皇帝陛下上念国家之仇恨、耻辱，下怜悯中原之地生灵涂炭，谨慎小心于其中，而思量可以赈救他们。我称此心之发，是即天理之所存的表现。希望更好仔细省察，而稽录古代、亲近贤能，用以自辅，不要使他们有稍微的歇息，那么，今天收复中原的大功必然可以成功，而因循守旧的弊端就可以革除。”孝宗对他的话感到惊奇，于是就开始有了君臣之间的默契。
张浚离职去任以后，汤思退执政用事，于是罢兵讲和。金兵乘间隙纵兵入侵淮甸，中外大为震动，朝廷还主张和议，诏令各位将领不得随意称兵备战。当时，张浚已去世，张栻刚刚埋葬完父亲，就入拜上疏说：“我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原来朝廷虽然曾兴兵复仇，然而又很快派遣携带玉帛的使节，是因为讲和之念没有在胸中忘记，而至诚恻隐的心意没有能够感动于天人之际，这就是事件所以多次失败而功不成的原因。现在虽然又为各个奸臣所延误，致使国势紧迫而召来寇患，然而怎知这不是天意用此开启圣心呢。认为应该深察此理，使我胸中了然无纤芥细小的迷惑，然后明白地诏示天下中外，公正地行使赏罚，以使军民的情绪感到快乐，那么人心悦服，士气饱满，而敌兵就不难被打退了。从今以往，使抗金的意志更加坚强，誓不言和，专务自强，奋发有为，虽折而不挠，使这个心事纯洁如一，贯彻朝廷、国家上下，等待一些时间，有什么功业还不能建立呢？”上疏以后，没有得到答复。
好久以后，张栻被刘珙举荐给皇上，任命为抚州知州，没有上任，改任严州。当时宰相虞允文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然而，他所寻求的不与其道相类似，估计张栻平常所论当与自己的意见相合，数次遣人表示殷勤之意，张栻没有答应。上书入奏，首先说道：“先王之所以能建事立功没有不符合自己的意愿的，是因为其胸中之诚意能够感动天人之心，而与他们没有什么裂痕。现在筹划打算虽很劳顿，而事功没有立，陛下诚恳地深察于日用之间，思念考虑于当为之际，难道也有私意之发以害我的诚心诚意的行为吗？有这种私意就应当克服而抛弃它，使我的门户洞开没有任何杂念，那么，洞察仁义必然精到，遵守仁义必然坚毅，而天人之应将不需等待求取而自然会得到。想恢复中原之地，先应该取得中原人的欢心，想得到中原人们的欢心，先应该取得我们民众的赞同支持。寻求取得我们民众的赞同支持的途径，难道有其他的手段吗？即不取尽民众的人力，不损伤民众的财力而已。今天的事情，本应当以晓明大义，使人心正为根本。然而其所施行的有先后，那么其缓急就不可以不详细了解；所从事的有名实的区别，那么，其取舍就不可以不审察，这又是贤明的君主所应该仔细地观察的。”
第二年，张栻被召为吏部侍郎，暂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当时宰相刚认为敌势正好衰弱可图谋进攻取胜，建议遣泛使前往责难他们有关归还陵寝的罪过，士大夫有忧虑其无备而召致战端兵事又起的人，就斥逐而去。张栻进见孝宗皇上，皇上说：“你知敌国的事吗？”张栻回答说“：不知道。”皇上说“：金国饥荒歉收连年，盗贼四起作乱。”张栻说“：金人之事，臣虽然不清楚，国内本朝的事情，则是清楚的。”皇上说“：为什么？”张栻说“：我亲眼看见近年以来各地有很多水旱灾荒，民众贫穷日甚，而国家兵力弱小财力匮乏，官吏荒唐、轻漫，不能够依靠。即使是金国他们的确可以图谋攻取，我担心我们不具有足够图取他们的实力。”孝宗听后，默然不做声许久。张栻因而拿出所准备的奏疏读着说：“我认为陵寝隔绝，的确是我不忍心所谈论的切肤至痛，然而现在没有能够奉辞令以讨伐他们的能力，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去断绝他们的要求，还想以谦卑的词汇、优厚的礼仪去求于他们，则于大义已为未尽，而有不同意见的人还以为忧虑，则其浅陋畏缩怯懦，本来就很厉害了。然而，我揣测他们的心意，或者也有以为我们并没有必胜的条件，而不能不有所顾虑。大概必胜的形状，当在于平常早已显示出来，而不在于两大军队阵营决战的这一天。”皇上听着惊心而为此改容。张栻又读着奏疏说“：现在只是应当下哀痛的诏令，阐明复仇的道义，明确地同金人断绝往来，不与他们互通使者。然后修养德业，建立贤明的政治，使用贤能之才，抚养民众，选任将帅，训练军队，联系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宗事情，又一定治理其实际的事务而不搞一些虚假的形式，那么，必胜的形势就显然可以看见，虽有浅陋，畏缩怯懦的人，也能够发奋努力而争先了。”孝宗皇帝为此叹息并褒扬他，认为从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议论。这以后赐他上朝入对，而张栻反复讲明前面的这些意见，皇上因此更加奖勉他，并当面谕旨告他“：我以你担任侍讲，希望时常使我听到这些开导启迪的意见。”
正逢史正志担任发运使，名义上为均输，实际上是夺尽州县地方的财赋，远近为此骚动不已，士大夫们争相谈论他的祸害，张栻也这样说。孝宗皇帝说：“史正志是取之于各郡，并不是取之于民。”张栻回答说：“现在州郡地方的财赋大致都没有结余，如果取之不断，而地方经费缺乏，不过巧为名目以取之于老百姓了。”皇上惊诧地说：“按照你这句话，是我假借发运使来造成了民众的祸害。”马上令人检查其实际情况，果然像张栻所说的，即诏令罢免了。
张栻兼侍讲，任命他为左司员外郎。讲论诗经？葛覃，进言说“：治理生灵在于敬畏，祸乱起于骄奢淫逸。使治理国家的人常念叨稼穑的艰辛，而其后妃不忘纺织的事情，那么，心中不存敬畏的人是很少的。”因此向上陈述祖宗治家理国的美德，对下斥责今日兴利扰民的祸害。孝宗叹息说：“这就是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害怕’的说法，所以延误了国家。”
知阁门事张说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张栻连夜草拟奏疏特别劝谏不可这样做，早晨到宫廷上朝时，他指责、质问宰相虞允文说“：宦官执政掌权，从蔡京、王黼任相开始，皇上宠幸的人执掌政权，从你相公开始。”虞允文因此惭愧、愤懑不堪。张栻又奏道：“文武臣僚的确不可偏废，现在想提高武官的地位以平衡文武二府机构的势力，而所用的都是这样的人，不仅不足以使文官们的心境感到服气，反而正好还会激怒武将大臣。”孝宗因此而感悟，诏命前令停止执行。然而宰相实际上暗中附和张说，第二年令张栻出任袁州知州，重申张说从前的任命，朝廷内外为此喧哗不已，张说最终因贬谪而死。
张栻在朝廷没有一年，而应召入对有六七次，所说的大抵都是修身养性，务学习业，畏天恤民，抑制侥幸，屏绝谗谀，于是宰相更加害怕他，而宠幸之臣也特别不高兴。辞官后居家几年，孝宗念叨他，诏令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任静江府知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所管辖的地区荒凉，残破且多盗贼，张栻到任后，精简州兵，裁汰冗弱，拾补阙遗，选择各州罪犯士兵中的健康者以为效用，日习月练，申令严格保伍法。告谕溪峒酋豪停止结怨，要友睦邻里，不要互相残杀、掳掠，于是群蛮服帖。朝廷在横山买马，日长岁久，弊端日多，边疆的百姓受不了，而马不能按时买到。张栻调查总结其弊端六十多条，奏请革除，各蛮部百姓感到喜悦，争相进贡好马给朝廷。
孝宗听说张栻治政有功，特诏令他晋升官职，直宝文阁，因袭而任。不久，任命为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一天就免去了贪官污吏十四人。湖北路境内多盗，府州县官吏往往捉拿后释放以放纵他们祸害良民百姓，张栻首先弹劾官职高的人放纵盗贼之罪，捕捉斩杀奸民中为盗贼提供住处的人，令其党羽相互捕告以减免他们的罪行，群盗于是都逃跑了。本郡濒临边屯之地，主将与帅守各不相让，张栻以礼相待各位将领，得到他们的欢心，又加恤士兵行伍，勉励忠义之士，队长有功就补官，士卒都感激奋发。并有淮南奸民出塞做盗贼的，捕捉到了几个人，有北方逃亡的奴隶也杂在其中为盗。张栻说：“朝廷未能正名讨伐敌人，不要使疆场之事的错误在我们一方。”命令斩杀他们以传示于边境，而捆缚北方逃亡之奴以放他们回去。北方人为此感叹道“：南朝(南宋王朝)有人才。”
信阳军知军刘大辩凭借势力，希望得到赏赐，广招流民，而掠夺所辖区域旧户居民的熟田给予流民。张栻弹劾刘大辩的欺诈行为，说他所招流民实不满百，而向上虚报其数字增加了几十倍，请求论罚其罪，没有回答。多次上奏章论述此事，刘大辩改易它郡任官，张栻自认为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而请求离职而去，诏令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患病而死，还手书奏疏劝皇上亲近君子，远去小人，相信、任用防止一己之偏，好恶以天下之公理为标准。天下的人都相互传扬赞颂他。张栻有公辅之望，死时年龄是四十八岁。孝宗听说以后，深情地为他嗟叹悼念，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痛哭相吊，而江陵、静江两府境内的民众为之哭悼显得特别悲痛。嘉定年间，宁宗赐谥号曰“宣”淳。。初年，理宗诏令从祀孔子庙堂。
张栻为人直率，表里如一，勇于崇尚道义，没有毫发滞塞、吝惜。每进对之时，自己一定事先在心中拿定主意，不可能因为皇上的喜好或不悦而一味顺从他。宋孝宗曾经说殉节死义的大臣很难得，张栻对答说：“皇上应当从能够犯颜敢谏的大臣中寻找。如果平时不能犯颜敢谏，它日怎么能指望他为节义而死呢？”孝宗又说难以得到善于办事的大臣，张栻回答说：“陛下应当寻求通晓事理的大臣，而不应当寻求办事的大臣。假若只是搜求办事的大臣，那么，它日败坏陛下的事情的人，未必不是这样的人。”张栻自己曾说：前后奏疏入对违背皇上的旨意的时候虽然很多，而皇上每次念叨时，却没有加怒于他，所谓可以理定夺就是这个意思。
张栻远离小人尤为严格。任职都司的时候，有一天，坐小轿出门，路遇曾觌，曾觌举手想作揖与他打招呼，张栻急忙掩盖上窗帘，曾觌惭愧不堪，手都不好放下来。所至州郡之地，他有空暇即召集各位学生传授学业道义。民众有事到官署，他一定随事开导处置。具体为之条教，大致都取端正礼俗，明确伦纪为先务。指斥异端，毁坏淫祠，而崇尚国家社稷高山大川、古代先前圣贤的祭祀，旧典所遗留下来的，也以义起用。
张栻接受道义很早，朱熹曾经说：“我自己的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的，至如张敬夫，则是对大的根本的是非问题早有卓然而明确的见解，有如事先有所见闻。”张栻所写的著作有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经世纪年，都流行于社会。张栻曾经说：“学业没有什么比先了解义利之辨重要。义，是本心所当实践的，不是为了单纯实践它而才去做它。有所目的才去做它，这都是人欲，不是天理。”这就是张栻讲学的要点。
张栻的儿子名叫张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