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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据后世史料显示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oo年－191o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在光绪32年的时候据全国最大的票号日升昌所属的14个分号统计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而日升昌分号总共有4oo余家一家32o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人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后世的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后世的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o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后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就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山西商人资本的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oooo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展的积极作用。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山西商人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在明清以来长达三个世纪的商业革命中中国经济卷入了国际化浪潮。在这场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白银货币净流入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净输出。中国商业革命与中国明清各大商帮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帮推动了中国商业革命。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金华帮、绍兴帮、福建帮等等其中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中国的金融革命与山西票号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山西票号或称山西银行推动了中国的金融革命启动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阀门。中国明清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展的。公元15oo年以前欧洲和中国一样还是农业社会甚至农业水平比中国还低。经过15oo年到175o年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欧洲各国先后生了工业革命走进了工业社会现在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在中国经济社会展中曾经创造了世界农业经济时代的辉煌也曾经创造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伟大业绩而工业经济社会的曙光却迟迟不能露出地平线让欧洲走在了前头而且距离越拉越大。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后世的21世纪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认的主要有两点：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
**********************************************************************晋商中的几大家
乔家：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晋祠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曹家的兴盛始于明末闯关东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64o余座铺面遍布大江南北雇员37ooo余人资产高达12oo万两白银。从商业业绩而言曹氏家族在晋商豪门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罗斯、日本、朝鲜。曹家的兴盛历经二三百年而长盛不衰二十世纪初的乱世由于国家银行排挤、俄国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华以及子孙吸毒的影响才走向衰落。
曹家虽然偏居乡间但生活极为奢侈糜费常领全省风气之先。早在192o年曹家就购买了一辆美制汽车而当时连山西督军阎锡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购买了电机安装了电灯电话均为全省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儿”出殡时耗银十万两动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于曹家大院内的“百寿大屏风”、“金火车头钟”等珍品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曹家过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车头钟据说是慈禧太后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为保护家眷及财产安全曹家多年来一直聘用当地形意拳高手做为保镖此后又组建了护院武装在光绪年间人数多达五百到了民国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并配有统一服装聘请军官教练每逢三、六、九日还要进城与官军一起操练。
日寇侵占太谷后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动用两辆卡车用四十余天时间将曹家珍宝财产掠夺一空部分彩绘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静升王氏为太原王氏后裔元代皇庆年间历经两次迁移之后定居静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静升王氏以耕作和磨制黑豆豆腐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终于在清代中叶展成为富甲一方、声名显赫、人丁逾千的灵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传至第十四世王谦受、王谦和兄弟时清廷因征讨吴三桂叛乱急需军马已经开始从事牲畜贩卖的王家兄弟献上24匹良马此举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扬同时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王谦受还参加过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御赐龙头拐杖一把。王谦受后来以2ooo两白银为儿子王梦简捐了一个五品官王家由此迈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后王家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种方式先后有52人被典封官职。
静升王家和许多大家族一样历经艰苦创业和鼎盛辉煌之后也逃脱不了兴衰起落的必然规律。王家的衰败始于道光年间部分王家后人染上鸦片瘾之后沦落为偷儿、乞丐。王家先被出卖的是红门堡内的部分宅院异姓主人迁入之后堡门门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为“合堡同德”。此后高家崖以964两纹银易主孝义祠以2ooo吊铜钱贱卖。抗战爆后王家硕果仅存、资财依旧雄厚的王饮让一支匆匆将各地资产变卖后举家南迁。自此这个辉煌一时的名门望族历经6oo余年的创业与兴盛之后终于烟消云散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o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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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据后世史料显示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oo年－191o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在光绪32年的时候据全国最大的票号日升昌所属的14个分号统计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而日升昌分号总共有4oo余家一家32o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人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后世的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后世的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o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后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就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山西商人资本的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oooo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展的积极作用。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山西商人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在明清以来长达三个世纪的商业革命中中国经济卷入了国际化浪潮。在这场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白银货币净流入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净输出。中国商业革命与中国明清各大商帮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帮推动了中国商业革命。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金华帮、绍兴帮、福建帮等等其中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中国的金融革命与山西票号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山西票号或称山西银行推动了中国的金融革命启动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阀门。中国明清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展的。公元15oo年以前欧洲和中国一样还是农业社会甚至农业水平比中国还低。经过15oo年到175o年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欧洲各国先后生了工业革命走进了工业社会现在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在中国经济社会展中曾经创造了世界农业经济时代的辉煌也曾经创造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伟大业绩而工业经济社会的曙光却迟迟不能露出地平线让欧洲走在了前头而且距离越拉越大。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后世的21世纪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认的主要有两点：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
**********************************************************************晋商中的几大家
乔家：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晋祠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曹家的兴盛始于明末闯关东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64o余座铺面遍布大江南北雇员37ooo余人资产高达12oo万两白银。从商业业绩而言曹氏家族在晋商豪门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罗斯、日本、朝鲜。曹家的兴盛历经二三百年而长盛不衰二十世纪初的乱世由于国家银行排挤、俄国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华以及子孙吸毒的影响才走向衰落。
曹家虽然偏居乡间但生活极为奢侈糜费常领全省风气之先。早在192o年曹家就购买了一辆美制汽车而当时连山西督军阎锡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购买了电机安装了电灯电话均为全省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儿”出殡时耗银十万两动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于曹家大院内的“百寿大屏风”、“金火车头钟”等珍品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曹家过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车头钟据说是慈禧太后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为保护家眷及财产安全曹家多年来一直聘用当地形意拳高手做为保镖此后又组建了护院武装在光绪年间人数多达五百到了民国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并配有统一服装聘请军官教练每逢三、六、九日还要进城与官军一起操练。
日寇侵占太谷后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动用两辆卡车用四十余天时间将曹家珍宝财产掠夺一空部分彩绘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静升王氏为太原王氏后裔元代皇庆年间历经两次迁移之后定居静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静升王氏以耕作和磨制黑豆豆腐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终于在清代中叶展成为富甲一方、声名显赫、人丁逾千的灵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传至第十四世王谦受、王谦和兄弟时清廷因征讨吴三桂叛乱急需军马已经开始从事牲畜贩卖的王家兄弟献上24匹良马此举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扬同时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王谦受还参加过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御赐龙头拐杖一把。王谦受后来以2ooo两白银为儿子王梦简捐了一个五品官王家由此迈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后王家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种方式先后有52人被典封官职。
静升王家和许多大家族一样历经艰苦创业和鼎盛辉煌之后也逃脱不了兴衰起落的必然规律。王家的衰败始于道光年间部分王家后人染上鸦片瘾之后沦落为偷儿、乞丐。王家先被出卖的是红门堡内的部分宅院异姓主人迁入之后堡门门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为“合堡同德”。此后高家崖以964两纹银易主孝义祠以2ooo吊铜钱贱卖。抗战爆后王家硕果仅存、资财依旧雄厚的王饮让一支匆匆将各地资产变卖后举家南迁。自此这个辉煌一时的名门望族历经6oo余年的创业与兴盛之后终于烟消云散仅仅成为一方土地上的历史话题。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o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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