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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早就成了多余的。她又不肯一下子斩断，藕断丝连地拖着。
吃完了饭，江涛和登龙同时走出大门。下台阶的时候，江涛告诉严萍要共同去完成一件宣传任务。就扬长走去。她立在高台石阶上，看他们走远，摇摇头又觉得烦恼：“怎样才能把这种形势结束？”但时间很短，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
江涛和冯登龙，两个人踩着石板路并肩走着。天黑了，大远一盏街灯，半明不亮，昏暗地照着。两个人都闭着嘴，不吭一声。出了西门，走过小木桥，到了育德中学的门口，登龙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径直走进去。江涛也没有招呼他的意思，独自格儿走回来。天晚了，他爬墙回到学校，已经打了熄灯钟，院子里静静的。他沿着房荫走到宿舍门口，停了一刻，不想进去，向东一拐，走上养病室的台阶。这早就成了老习惯，情况一紧急，政治恐怖一来，他们就不在斋舍里睡觉了。
他推开养病室的小门，拉开电灯。严萍给他新洗了桌布，瓶子里的花还香着，小屋里亮闪闪的，充满了愉快。他熄灭电灯，躺在床上，心在胸膛里突突跳着，眼睛合也合不上。又划个火柴点着一支烟，在夜暗里睁开圆大的眼睛，看着烟头上通红的火光。虽然一丁点光亮，一丁点鲜红的色彩，在黑暗里却是无比的鲜红。他心里兴奋，又翻身坐起来，隔着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银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庞，两只静穆的眼神
他为了爱严萍，思想上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好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那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象是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对手，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
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工夫，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会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刺着他的手，流出血来。
他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门还是闭得紧紧。他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是静静的，他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他正楞楞怔怔地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呆着，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怔了一下，笑着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
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
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
情，早就成了多余的。她又不肯一下子斩断，藕断丝连地拖着。
吃完了饭，江涛和登龙同时走出大门。下台阶的时候，江涛告诉严萍要共同去完成一件宣传任务。就扬长走去。她立在高台石阶上，看他们走远，摇摇头又觉得烦恼：“怎样才能把这种形势结束？”但时间很短，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
江涛和冯登龙，两个人踩着石板路并肩走着。天黑了，大远一盏街灯，半明不亮，昏暗地照着。两个人都闭着嘴，不吭一声。出了西门，走过小木桥，到了育德中学的门口，登龙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径直走进去。江涛也没有招呼他的意思，独自格儿走回来。天晚了，他爬墙回到学校，已经打了熄灯钟，院子里静静的。他沿着房荫走到宿舍门口，停了一刻，不想进去，向东一拐，走上养病室的台阶。这早就成了老习惯，情况一紧急，政治恐怖一来，他们就不在斋舍里睡觉了。
他推开养病室的小门，拉开电灯。严萍给他新洗了桌布，瓶子里的花还香着，小屋里亮闪闪的，充满了愉快。他熄灭电灯，躺在床上，心在胸膛里突突跳着，眼睛合也合不上。又划个火柴点着一支烟，在夜暗里睁开圆大的眼睛，看着烟头上通红的火光。虽然一丁点光亮，一丁点鲜红的色彩，在黑暗里却是无比的鲜红。他心里兴奋，又翻身坐起来，隔着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银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庞，两只静穆的眼神
他为了爱严萍，思想上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好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那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象是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对手，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
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工夫，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会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刺着他的手，流出血来。
他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门还是闭得紧紧。他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是静静的，他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他正楞楞怔怔地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呆着，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怔了一下，笑着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
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
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