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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干了！资本主义了！”他顷刻间变得恼怒了。
这个顽固的人，他仍然是他那老一套！
“那你跑出来，地怎种呀？”我问他。
“我没心思走资本主义道路！地让我那个二流子小胡弄着，我出来跑点生意。新政策不是号召让做生意吗？”他有点嘲弄地说。“你做什么生意哩？”“零七碎八”他显然不想说他干什么。我不愿再打问了。这是属于别人的私事，再问也许不合适。可是我隐约地觉得，这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他的“生意”有点非社会主义的味道。但我不是公安局的，无权追究这些，何况他地我的五叔。“你又到什么地方记录去呀？”了问我。
我告诉他我就到这个地方来的，再不走了。
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去省城呀。我马上对他说，我已经包好了一间房子，也有床位，让他今晚跟我去住。“我怕误了火车的钟头。”他说。
“不怕，招待所离火车站不远，几分钟就到了，误下了车。咱们住在一块，还可以拉拉家常话。”
他同意了，拿起了身边那个落满尘土的黑人造革皮包，和我一同出了候车室。我把他先领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食堂里，要了些菜、馍、啤酒和汽水。五叔喝不惯啤酒，说像些马尿。我就又给他买民几两白酒。几杯酒下肚，他就有点醉意了。瞪着一双微微发红的眼睛，对我说：“你是个记者，好好把咱农村的情况记录下来，给中央和胡耀邦总书反映上去！就说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
我又记起了上次在我们县车站附近食堂里的情景，那时他在饭桌上就说这些话，现在还在说。我同时也想丐了多年前在学校院子里的赛诗会，想起了他在公社会议室的发言和菜市场的表演，也想起了大队饲院里那次骚乱我又看看此刻桌子对面那又醉意朦胧的眼睛，感到心情帝重而痛苦。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由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比如说f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人口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高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口头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方法，他们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心腹们下棋打扑克牌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我国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
吃罢饭，我搀扶着五叔，来到市招待所的房间里。
五叔脱掉外衣，躺在凉席上，一口一口地长叹气，对我说：“唉，君娃，你五叔现在活得不像个人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他直瞪瞪地望着房顶的天花板，叹着气说：“以前，我张志高是个什么世事？常是站在人面前的人嘛！工作常是先进，给张家堡挣了一墙的奖状和锦旗。公社和县上的领导谁不看重我张志高？参观大寨，到地区和省里开先进会，哪一回能少了我张志高？想当年，常是坐‘主席台’的人嘛！可是而今呢？却像一个要饭吃的一样，流落到了这等地步！哎，你不知道，以前我参观开会路过这些地方，都像上宾一样住在带澡堂子的宾馆里，可如今躺在候车室的地板上，连条狗都不如”他说完，一下子翻身趴在凉席上，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我慌忙劝解他，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呜咽着。
这哭声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我无法安慰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同情话，于是就从房间里走出来。让五叔一个人在房子里静静地哭一会吧！我无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我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长久地徘徊着
此刻，沸腾了一天的f市安静了下来。城市的灯火先后熄灭了一些，夜空中的星星却更繁密，更明亮了。晚风习习地从远方的山峡中吹过来，驱散了城市上空的热气，使人感到一种说出的爽快。等我回到房间后，看见五叔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
我默默地坐在床沿上，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看着熟睡的五叔。我固执地在他的留有泪迹的脸上，寻找我在童年时所熟悉的一些特征。我长久地看着睡梦中的五叔，两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涌出了我的眼睛，从烫的脸颊上滑落了下来，耳边似乎隐约地又传来了那久远年间的叮叮咣咣的土三弦声
单干了！资本主义了！”他顷刻间变得恼怒了。
这个顽固的人，他仍然是他那老一套！
“那你跑出来，地怎种呀？”我问他。
“我没心思走资本主义道路！地让我那个二流子小胡弄着，我出来跑点生意。新政策不是号召让做生意吗？”他有点嘲弄地说。“你做什么生意哩？”“零七碎八”他显然不想说他干什么。我不愿再打问了。这是属于别人的私事，再问也许不合适。可是我隐约地觉得，这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他的“生意”有点非社会主义的味道。但我不是公安局的，无权追究这些，何况他地我的五叔。“你又到什么地方记录去呀？”了问我。
我告诉他我就到这个地方来的，再不走了。
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去省城呀。我马上对他说，我已经包好了一间房子，也有床位，让他今晚跟我去住。“我怕误了火车的钟头。”他说。
“不怕，招待所离火车站不远，几分钟就到了，误下了车。咱们住在一块，还可以拉拉家常话。”
他同意了，拿起了身边那个落满尘土的黑人造革皮包，和我一同出了候车室。我把他先领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食堂里，要了些菜、馍、啤酒和汽水。五叔喝不惯啤酒，说像些马尿。我就又给他买民几两白酒。几杯酒下肚，他就有点醉意了。瞪着一双微微发红的眼睛，对我说：“你是个记者，好好把咱农村的情况记录下来，给中央和胡耀邦总书反映上去！就说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
我又记起了上次在我们县车站附近食堂里的情景，那时他在饭桌上就说这些话，现在还在说。我同时也想丐了多年前在学校院子里的赛诗会，想起了他在公社会议室的发言和菜市场的表演，也想起了大队饲院里那次骚乱我又看看此刻桌子对面那又醉意朦胧的眼睛，感到心情帝重而痛苦。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由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比如说f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人口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高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口头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方法，他们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心腹们下棋打扑克牌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我国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
吃罢饭，我搀扶着五叔，来到市招待所的房间里。
五叔脱掉外衣，躺在凉席上，一口一口地长叹气，对我说：“唉，君娃，你五叔现在活得不像个人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他直瞪瞪地望着房顶的天花板，叹着气说：“以前，我张志高是个什么世事？常是站在人面前的人嘛！工作常是先进，给张家堡挣了一墙的奖状和锦旗。公社和县上的领导谁不看重我张志高？参观大寨，到地区和省里开先进会，哪一回能少了我张志高？想当年，常是坐‘主席台’的人嘛！可是而今呢？却像一个要饭吃的一样，流落到了这等地步！哎，你不知道，以前我参观开会路过这些地方，都像上宾一样住在带澡堂子的宾馆里，可如今躺在候车室的地板上，连条狗都不如”他说完，一下子翻身趴在凉席上，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我慌忙劝解他，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呜咽着。
这哭声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我无法安慰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同情话，于是就从房间里走出来。让五叔一个人在房子里静静地哭一会吧！我无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我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长久地徘徊着
此刻，沸腾了一天的f市安静了下来。城市的灯火先后熄灭了一些，夜空中的星星却更繁密，更明亮了。晚风习习地从远方的山峡中吹过来，驱散了城市上空的热气，使人感到一种说出的爽快。等我回到房间后，看见五叔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
我默默地坐在床沿上，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看着熟睡的五叔。我固执地在他的留有泪迹的脸上，寻找我在童年时所熟悉的一些特征。我长久地看着睡梦中的五叔，两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涌出了我的眼睛，从烫的脸颊上滑落了下来，耳边似乎隐约地又传来了那久远年间的叮叮咣咣的土三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