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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曙光确实有心思。而且是大心思。
工业区土地要征用当然是心思之一,但还不是他最大的心思,比这大的还有,比如城中村改造,比如儿子戚贺鹏不学好,比如当年逃港的那些人现在要争取村民的权利等等,哪一件都不比工业区土地征用更省心。
贺曙光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是他发现自己却越来越惑。他甚至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产生了怀疑。他常常想,如果人生允许重新选择,或许他并不选择现在的这条道路,最好能走弟弟贺子强这条道,塌实,受尊敬,没那么多的烦恼,还不会得罪人。如果这条道走不了,那么就应该走郭辉的道,自己做企业,自己做老板,自己做主,不需要看上面的脸色,也不需要看下面的脸色,只需要看市场的脸色就行了,不像现在,表面上很威风,被大家举得那么高,有人羡慕有人嫉妒。羡慕他的人常常是想从他这里得好处,如果得不到好处,那么就由羡慕边嫉妒了。嫉妒他的人一天到晚等着看他的笑话,等着幸灾乐祸,如果等不到,他们就暗中使绊子,即使放不倒你,也让你难受一下。比如当年他翻建房子的时候,提前收了麦建新的租金,结果不知道被什么人写了匿名信,告到管理区,说他受贿,要不是管理区主任王寿桃对他还算了解,一封匿名信把他送进大牢也有可能的。还比如前年带娣姐姐的丈夫出车祸死了,二叔婆出面找他,说带娣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宝安,实在可怜,想迁回村里来,因为迁回来就有保障了,求贺曙光高抬贵手,接受他们,你说贺曙光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了,这样的情况村里不是一个两个,口子一开,还得了?不接受,不仅情感上说不过去,还可能让人误解他小肚鸡肠,还在为他母亲的死记恨贺老二,结果可想而知,搞得贺曙光里外不是人,两头不落好,一肚子委屈和内疚还没地方说。如果他不是村里当家的,哪里有这么多的烦恼。
当然,这还都是过去的事情,眼下还有更烦恼的。
眼前最迫切的是政府要征用工业区土地的事情。其实这是早就料到的事情。当初建设这个皇凤岗工业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块土地早晚要被政府征用,他们还曾经算过一笔账,只要这个工业区能存在五年,他们就不亏了,如果存在十年,他们就赚了,现在实际情况是工业区已经存在十五年以上了,他们赚大了,但是,人心不足,既然赚大了,那么就还想更大,就更舍不得被征用,谁愿意自己家的摇钱树被征用呢?谁也不愿意,给再多的钱也不愿意。所以,难度反而加大了。
政府征用这块土地是必然的,因为这块土地本来就是当时的罗沙村先斩后奏擅自开发的,当时这里距市中心还比较远,所以他们开发也就开发了,开发成工业区总比保留一个乱坟岗要好,可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这里变成市中心了,难道真的在市中心的心脏地带保留一个工业区?所以,征用是必然的,宁可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征用,征用过来做市民广场。
原著居民虽然心知肚明,知道工业区被征用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据理力争的样子,找出很多拒绝征用的理由。说这块土地虽然当时是村里先斩后奏建设的,但是,建成之后,他们补办了手续,使本来不合法的开发变成合法的了,既然合法了,那么凭什么想征用就征用?
原著居民这样说并不是无知,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土地征用,他们都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内行,当然知道土地是国家的,无论他们当年补办了什么手续,现在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征用还是不可阻挡的,不过,他们仍然要这么闹,目的就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政府的出价已经达到两亿元人民币,一听就是天文数字了,但原著居民仍然不同意,说皇凤岗工业区确实是块风水宝地,现在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达三千多万,如果政府要征用,起码要赔偿十年的租金,远远不止两亿。而政府按照相关的政策,按上限中的上限再加一个系数,怎么算也只能支付两个亿的征地费,再高了没有依据,也坏了规矩,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步。这就让贺曙光很为难,他不能太向着村民,因为他不仅是罗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罗沙居民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和主任,是党和政府最基层一级的领导干部,按照组织原则,他必须与上面保持一致,况且,他认为两个亿的开价已经不低了,就这个工业区本身产生的效益来说,已经远远超出当初开发时的期望了,人不能贪得无厌。所以,他希望村民能接受这个价格。但是,村民不卖他的账,并且警告他不要吃里扒外,不要出卖乡亲们的利益等等。现在的原著居民对城市人识大体、讲道理的东西没有学会,能说会道却学得很快,不明着骂他,但说出的话让他比挨了骂还难受。无奈之下,贺曙光还讨教过自己的岳父七叔公。七叔公退位之后老得快,现在看上去比贺三都老,或者是故意装老,说现在的原著居民不是当年的村民了,更不是当年的人民公社社员,他的话不好使了,还是你自己找王市长商量去吧。
王市长就是王寿桃,现在当市长了,副市长,正好分管城市建设,工业区征用的事情就是他亲自抓的。
不用贺曙光找,王寿桃自己就找过贺曙光了,而且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开现场办公会,王寿桃在会上直接向贺曙光打了招呼,要他首先自己思想上要通,不要做少数群众的尾巴,要服从大局,要有全局观念,要跟上面保持一致等等。还有一次就是昨天。昨天王市长在开人代会,还专门抽时间召见了贺曙光,说这件事情要抓紧,人代会上已经有代表质询这个问题,闹得他都很被动。
王寿桃的话让贺曙光很内疚,这么大的领导还在他这么小的干部面前说好话,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当时一边点头,一边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情办成。
贺曙光不是应付领导,他是真心点头,真下决心,但是,一回到村里后,准确地说还没有回到村里,只是远远看见那个大牌坊,立刻就腿软了,仿佛那大牌坊真的像当年村民们议论的那样,成了一个巨大的老虎口,随时要把他吃下去一样。
贺曙光第一次对牌坊产生了恐惧,或者是对自己领导的村子产生了恐惧,竟然有些害怕回去了。
贺曙光没有回罗沙村,让司机把车停在对面的一个茶楼,要司机把车子开走,等他的电话。
打发走司机,贺曙光进了茶楼,要了一个小包间,坐稳后,足足愣了十分钟,才分别给大佬张和郭辉打了电话,让他们过来。
这时候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商量,只有他们两个既对村里的情况了解,又与村里的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大佬张虽然算村里人,按说与村里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为人正直,比较公正,而且是外来户,与村里其他人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贺曙光相信他能比较客观地为他出主意,不会搀杂个人利益和情感。要是以前,贺曙光或许还会叫上麦建新,但是现在不行了,麦建新的工厂早已经搬迁到东莞,找起来不方便,而且,他对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找他来也说不清楚,所以,现在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
大佬张比郭辉先到一步。进来之后,对贺曙光笑一下,算是打招呼,贺曙光则表情严肃,做了个手势,请大佬张坐,但并没有说话,而是一个劲地抽烟。
贺曙光抽烟,但是从来不主动抽烟,或者说,很少单独抽烟。主要是没有烟瘾,遇上跟抽烟的人在一起,别人抽他也抽,别人不抽他自己想不起来抽。所以,大佬张进来后,看到贺曙光一个人单独在这里自己抽烟,就有一点紧张,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大佬张首先想到的是戚贺鹏的事情,因为只有戚贺鹏的事情才与他有关,才会单独把他约到村外来。
大佬张更加紧张,感觉自己额头上的皮肤在跳动。
大佬张跟贺曙光是老朋友了。要不是这层关系,大佬张还进不了罗沙村。当初大佬张来罗沙村的时候,贺曙光还不是村干部,甚至还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当时并没有显示出多大重要性的运输公司负责人,贺曙光还是在大佬张的积极张罗下入党的,并且他还是贺曙光的入党介绍人,按说,两个人算是铁哥们了吧。刚开始,大佬张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贺曙光面前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称兄道弟,没大没小,特别是村委会那年月,七叔公是村支书兼主任,大佬张和贺曙光是委员,但大佬张是治保委员兼村治安办主任,比贺曙光还威。那年月,村治安办主任相当于村里的二把手。那时候深圳人去香港控制得非常严格,村里人要去香港,要过很多关,其中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关,就是村里这一关,而村里这一关就掌握在大佬张手里。那时候,外来人口还要办理暂住证,给谁办理暂住证,不给谁办理暂住证,甚至你走在大街上,治安办的治安员看你不顺眼,喊你站住,让你掏出暂住证,接受他们检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刚来深圳,还没有办理暂住证,或者办理了,但是已经过期,没有及时补办,甚至是你的暂住证并没有过期,但是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弄湿了,看上去不是很清楚了,治安员立刻就有权力把你带走,让你罚款或者把你送到樟木头做苦力。在极端情况下,有些治安员甚至故意找茬,明明知道你有暂住证,并且暂住证也没有过期,但是他接到手后,看也不看,立刻就把它撕了,然后说你没有暂住证,把你带走,也是有可能的。可见,那时候作为村里的一个治安员是够威风的。一个小小的治安员尚且如此,何况他们的司令呢。所以,那时候的大佬张是够威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孙志刚事件之后,先是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后是办理暂住证非常容易且收费低廉,最后干脆不要暂住证了,再后来,深圳各城中村的治安办改为警务室,直接归派出所管了,明确重申治安员没有执法权,加上居民往返香港直接凭身份证去各区的办证大厅公开办理,非常方便,不需要求爹爹拜奶奶说好话陪笑脸,大佬张的权力一下子失去一大半,人也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威风。于是,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一天起,他和贺曙光的关系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有些拘谨了,不那么放肆了。比如现在,他见贺曙光的烟吸完了,立刻就敬上去一根,而且把打火机打着了火,凑上前,替他点火。而贺曙光不知道是心不在焉,还是已经习惯他这样,竟然连客气都没有客气一下,坦然接受了。
贺曙光虽然并没有特意看大佬张,但大佬张的眼睛还是本能地躲闪,他不敢看贺曙光的眼睛,准确地说,是不敢让贺曙光注视他的眼睛。本来贺曙光在想自己的问题,并没有注意大佬张的反应,但是,大佬张这样刻意地躲闪,反而引起了贺曙光的注意。于是,贺曙光就看着大佬张,或者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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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曙光确实有心思。而且是大心思。
工业区土地要征用当然是心思之一,但还不是他最大的心思,比这大的还有,比如城中村改造,比如儿子戚贺鹏不学好,比如当年逃港的那些人现在要争取村民的权利等等,哪一件都不比工业区土地征用更省心。
贺曙光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是他发现自己却越来越惑。他甚至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产生了怀疑。他常常想,如果人生允许重新选择,或许他并不选择现在的这条道路,最好能走弟弟贺子强这条道,塌实,受尊敬,没那么多的烦恼,还不会得罪人。如果这条道走不了,那么就应该走郭辉的道,自己做企业,自己做老板,自己做主,不需要看上面的脸色,也不需要看下面的脸色,只需要看市场的脸色就行了,不像现在,表面上很威风,被大家举得那么高,有人羡慕有人嫉妒。羡慕他的人常常是想从他这里得好处,如果得不到好处,那么就由羡慕边嫉妒了。嫉妒他的人一天到晚等着看他的笑话,等着幸灾乐祸,如果等不到,他们就暗中使绊子,即使放不倒你,也让你难受一下。比如当年他翻建房子的时候,提前收了麦建新的租金,结果不知道被什么人写了匿名信,告到管理区,说他受贿,要不是管理区主任王寿桃对他还算了解,一封匿名信把他送进大牢也有可能的。还比如前年带娣姐姐的丈夫出车祸死了,二叔婆出面找他,说带娣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宝安,实在可怜,想迁回村里来,因为迁回来就有保障了,求贺曙光高抬贵手,接受他们,你说贺曙光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了,这样的情况村里不是一个两个,口子一开,还得了?不接受,不仅情感上说不过去,还可能让人误解他小肚鸡肠,还在为他母亲的死记恨贺老二,结果可想而知,搞得贺曙光里外不是人,两头不落好,一肚子委屈和内疚还没地方说。如果他不是村里当家的,哪里有这么多的烦恼。
当然,这还都是过去的事情,眼下还有更烦恼的。
眼前最迫切的是政府要征用工业区土地的事情。其实这是早就料到的事情。当初建设这个皇凤岗工业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块土地早晚要被政府征用,他们还曾经算过一笔账,只要这个工业区能存在五年,他们就不亏了,如果存在十年,他们就赚了,现在实际情况是工业区已经存在十五年以上了,他们赚大了,但是,人心不足,既然赚大了,那么就还想更大,就更舍不得被征用,谁愿意自己家的摇钱树被征用呢?谁也不愿意,给再多的钱也不愿意。所以,难度反而加大了。
政府征用这块土地是必然的,因为这块土地本来就是当时的罗沙村先斩后奏擅自开发的,当时这里距市中心还比较远,所以他们开发也就开发了,开发成工业区总比保留一个乱坟岗要好,可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这里变成市中心了,难道真的在市中心的心脏地带保留一个工业区?所以,征用是必然的,宁可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征用,征用过来做市民广场。
原著居民虽然心知肚明,知道工业区被征用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据理力争的样子,找出很多拒绝征用的理由。说这块土地虽然当时是村里先斩后奏建设的,但是,建成之后,他们补办了手续,使本来不合法的开发变成合法的了,既然合法了,那么凭什么想征用就征用?
原著居民这样说并不是无知,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土地征用,他们都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内行,当然知道土地是国家的,无论他们当年补办了什么手续,现在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征用还是不可阻挡的,不过,他们仍然要这么闹,目的就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政府的出价已经达到两亿元人民币,一听就是天文数字了,但原著居民仍然不同意,说皇凤岗工业区确实是块风水宝地,现在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达三千多万,如果政府要征用,起码要赔偿十年的租金,远远不止两亿。而政府按照相关的政策,按上限中的上限再加一个系数,怎么算也只能支付两个亿的征地费,再高了没有依据,也坏了规矩,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步。这就让贺曙光很为难,他不能太向着村民,因为他不仅是罗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罗沙居民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和主任,是党和政府最基层一级的领导干部,按照组织原则,他必须与上面保持一致,况且,他认为两个亿的开价已经不低了,就这个工业区本身产生的效益来说,已经远远超出当初开发时的期望了,人不能贪得无厌。所以,他希望村民能接受这个价格。但是,村民不卖他的账,并且警告他不要吃里扒外,不要出卖乡亲们的利益等等。现在的原著居民对城市人识大体、讲道理的东西没有学会,能说会道却学得很快,不明着骂他,但说出的话让他比挨了骂还难受。无奈之下,贺曙光还讨教过自己的岳父七叔公。七叔公退位之后老得快,现在看上去比贺三都老,或者是故意装老,说现在的原著居民不是当年的村民了,更不是当年的人民公社社员,他的话不好使了,还是你自己找王市长商量去吧。
王市长就是王寿桃,现在当市长了,副市长,正好分管城市建设,工业区征用的事情就是他亲自抓的。
不用贺曙光找,王寿桃自己就找过贺曙光了,而且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开现场办公会,王寿桃在会上直接向贺曙光打了招呼,要他首先自己思想上要通,不要做少数群众的尾巴,要服从大局,要有全局观念,要跟上面保持一致等等。还有一次就是昨天。昨天王市长在开人代会,还专门抽时间召见了贺曙光,说这件事情要抓紧,人代会上已经有代表质询这个问题,闹得他都很被动。
王寿桃的话让贺曙光很内疚,这么大的领导还在他这么小的干部面前说好话,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当时一边点头,一边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情办成。
贺曙光不是应付领导,他是真心点头,真下决心,但是,一回到村里后,准确地说还没有回到村里,只是远远看见那个大牌坊,立刻就腿软了,仿佛那大牌坊真的像当年村民们议论的那样,成了一个巨大的老虎口,随时要把他吃下去一样。
贺曙光第一次对牌坊产生了恐惧,或者是对自己领导的村子产生了恐惧,竟然有些害怕回去了。
贺曙光没有回罗沙村,让司机把车停在对面的一个茶楼,要司机把车子开走,等他的电话。
打发走司机,贺曙光进了茶楼,要了一个小包间,坐稳后,足足愣了十分钟,才分别给大佬张和郭辉打了电话,让他们过来。
这时候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商量,只有他们两个既对村里的情况了解,又与村里的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大佬张虽然算村里人,按说与村里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为人正直,比较公正,而且是外来户,与村里其他人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贺曙光相信他能比较客观地为他出主意,不会搀杂个人利益和情感。要是以前,贺曙光或许还会叫上麦建新,但是现在不行了,麦建新的工厂早已经搬迁到东莞,找起来不方便,而且,他对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找他来也说不清楚,所以,现在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
大佬张比郭辉先到一步。进来之后,对贺曙光笑一下,算是打招呼,贺曙光则表情严肃,做了个手势,请大佬张坐,但并没有说话,而是一个劲地抽烟。
贺曙光抽烟,但是从来不主动抽烟,或者说,很少单独抽烟。主要是没有烟瘾,遇上跟抽烟的人在一起,别人抽他也抽,别人不抽他自己想不起来抽。所以,大佬张进来后,看到贺曙光一个人单独在这里自己抽烟,就有一点紧张,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大佬张首先想到的是戚贺鹏的事情,因为只有戚贺鹏的事情才与他有关,才会单独把他约到村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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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张跟贺曙光是老朋友了。要不是这层关系,大佬张还进不了罗沙村。当初大佬张来罗沙村的时候,贺曙光还不是村干部,甚至还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当时并没有显示出多大重要性的运输公司负责人,贺曙光还是在大佬张的积极张罗下入党的,并且他还是贺曙光的入党介绍人,按说,两个人算是铁哥们了吧。刚开始,大佬张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贺曙光面前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称兄道弟,没大没小,特别是村委会那年月,七叔公是村支书兼主任,大佬张和贺曙光是委员,但大佬张是治保委员兼村治安办主任,比贺曙光还威。那年月,村治安办主任相当于村里的二把手。那时候深圳人去香港控制得非常严格,村里人要去香港,要过很多关,其中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关,就是村里这一关,而村里这一关就掌握在大佬张手里。那时候,外来人口还要办理暂住证,给谁办理暂住证,不给谁办理暂住证,甚至你走在大街上,治安办的治安员看你不顺眼,喊你站住,让你掏出暂住证,接受他们检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刚来深圳,还没有办理暂住证,或者办理了,但是已经过期,没有及时补办,甚至是你的暂住证并没有过期,但是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弄湿了,看上去不是很清楚了,治安员立刻就有权力把你带走,让你罚款或者把你送到樟木头做苦力。在极端情况下,有些治安员甚至故意找茬,明明知道你有暂住证,并且暂住证也没有过期,但是他接到手后,看也不看,立刻就把它撕了,然后说你没有暂住证,把你带走,也是有可能的。可见,那时候作为村里的一个治安员是够威风的。一个小小的治安员尚且如此,何况他们的司令呢。所以,那时候的大佬张是够威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孙志刚事件之后,先是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后是办理暂住证非常容易且收费低廉,最后干脆不要暂住证了,再后来,深圳各城中村的治安办改为警务室,直接归派出所管了,明确重申治安员没有执法权,加上居民往返香港直接凭身份证去各区的办证大厅公开办理,非常方便,不需要求爹爹拜奶奶说好话陪笑脸,大佬张的权力一下子失去一大半,人也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威风。于是,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一天起,他和贺曙光的关系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有些拘谨了,不那么放肆了。比如现在,他见贺曙光的烟吸完了,立刻就敬上去一根,而且把打火机打着了火,凑上前,替他点火。而贺曙光不知道是心不在焉,还是已经习惯他这样,竟然连客气都没有客气一下,坦然接受了。
贺曙光虽然并没有特意看大佬张,但大佬张的眼睛还是本能地躲闪,他不敢看贺曙光的眼睛,准确地说,是不敢让贺曙光注视他的眼睛。本来贺曙光在想自己的问题,并没有注意大佬张的反应,但是,大佬张这样刻意地躲闪,反而引起了贺曙光的注意。于是,贺曙光就看着大佬张,或者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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