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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风暴把他刚刚萌起的优越感冲刷掉了。初中刚毕业，父母被双双剃了阴阳头各处游街。
“喂！你爸是啥玩艺？”男女同学站在他周围的课桌上，俯视着他“你爸是走资派！是大叛徒！阴阳头！是”
他猛一抽桌腿，那几个嗓门最高的栽了下去。接着，他遭到一顿痛揍，那些羡慕与妒忌的拳头彻底惩罚了他的傲慢。落难公子头一次想要与人平等了。他是个普通人，离开了家庭，他的价值等于零或负于零。
他不再去学校，因为学校的各派红卫兵组织均不接收他。他剃了平头，穿起父亲早年的破军装，整天煞有介事地上街抄有关父母的大字报，让父母及时了解外面的情况，好早作打算。
有一天夜里，正当父母结束了最后一场批斗归来，全家准备安寝时，院子的大门被擂响了。母亲嘴唇发白，呻吟似的说：“别让他们进来！我受不了！”她拿起安眠药瓶子，眼睛如两孔干枯的井，黑洞洞的充满绝望“谁也不要靠近我！要是他们进来，我就——”
父亲和母亲撕扭着，安眠药撒了一地。母亲搂着父亲嘤嘤地哭了：“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一贯理性的父亲生怕别人夺走他的妻子似的紧紧搂住她。两个儿子头一次见到父母如此亲切，头一次感到他们也象普通夫妻那样相依为命，是一对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父亲充满感情地对儿子们说：“去吧，去开门。你妈妈打过仗，枪林弹雨她都没怕过，如今还怕什么”
大门被擂得天摇地动。母亲闭着眼依在父亲肩上，仿佛已没有了生息
他看了哥哥一眼，而那优等生却象傻瓜一样直着眼：“不，不去开门！不去开门！”
他却一跃而起，迅速套上破军装，又翻出不知从何处弄来的红袖章往臂上一橹，猛地打开院门：“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揪姓杨的！还有他那个臭老婆！”几个佩戴体育学院袖章的彪形大汉用丹田之气答道。
他微斜着靠在门上，晃悠着手里的铜头宽皮带：“来晚啦！走资派已经被带到我们总部去了。这里已被我们占领啦！”
“你们是哪一部分？”
“不会看吗？”他懒洋洋一晃胳膊。臂章上“五一四一”几个数目字跳进那帮人眼里，大汉们往后缩了缩。这个万余人的军械厂，听说目前每人都装备了手枪。他们陪着笑离去了。
当夜，父母转移到一位退休的老司机家里，那个老司机曾长期受过父亲的接济，一口认定“杨副书记是好人”
哎，等等，下肢还在么？让我用手来摸一下。不，最好还是不要摸，很难说会摸到怎样一个结果。那么凭感觉试试，可感觉遗失在刚才那场激战里了。哦，这叫作麻痹状态。那次上山去开渠，炸石方时，一块石头滚下来，他推开了身边手足无措的伙伴，而自己的腿却被石头击中。到医院动手术前，给他注射了一针，他的下肢就毫无感觉了，和现在一样。
记得当时他被石头砸翻，从山上一直滚到山底，一个小姑娘看见他那只无力地搭向一边的右腿，吓得尖声哭叫起来，朝大路上边跑边喊：“救人哪！砸着人啦！”
人们赶来朝他看了一会，却又迟迟疑疑地走开了。不知谁对那个小姑娘说了—句：“他不是好人，在我们这里监督劳动的”
那小姑娘立即不哭了，并带着懊悔神色夹在人群中离去。后来，等那几个“同类项”赶下山来，才把他抬到那辆“深蓝锰钢”的车后座上，推了三十公里，送进城里医院。结果连医生也惊异这个犍牛似的家伙居然又一次获得了完好的腿。几乎是奇迹。奇迹在于他有着非同常人的弥合能力和再生能力。但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小姑娘的最后的一瞥
在那颗简单、纯洁的心灵中，他无疑是坏人。好人怎么会被监督呢？他惧怕也恶心自已那一段历史。一九六八年，他和二十个“可教育子女”一同随大队伍去云南三个月后，他收到一封电报，内容是“母病危速归”
他即去队部告假。队长是个农场老职工，只有一只眼，另一只眼在喝醉酒与人格斗时报废了。他看看电报，问他：“你妈是黑帮？你怎么不划清界限，还回去看她？”过了一会他似乎想通了“我管你黑呀红的。过去这一块绑了土匪，也让儿孙孝敬他一顿酒饭再宰。你去吧！”等打点好行李，他又去找队长，见队长仅剩的那一只眼也眯上了，满屋子酒气。他问是否可以跟公家借点盘缠，队长却抓起一个空酒瓶把他砸了出来。“蠢蛋！”他骂他“你去打听打听，老子走南闯北几时花过钱？还打票？还弄张软和椅子坐坐？你个狗崽儿是享惯了福！”
他正悻悻走着，那位与队长对酌的湖北佬追上来，他也是老职工：“后生子！找钱的营生有的是。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接着把他的门路告诉了他。他听后心里一动，但还是回头走了。
“你莫急，听我说！”湖北佬接着感叹这后生的身世，一副悲天悯人的形象“你晓得从我们这里到你家顺顺当当也要个把礼拜，不打票，一路混车，逮住你就不晓得怎么耽搁了。你妈还等得不？其实干这事，你又不是头一个！”
他咬咬牙，只得照他的办法干了。说定将分给湖北佬一半好处，因为这情报是他提供的。
他俩等天黑来到队里仓库，湖北佬在门外望风，他从那个开得很高的窗口翻进去。他在不见五指的库房里摸索，指望能摸到那个两尺见方的箱子，那里面装着大烟。听说把这玩艺拿到镇上能换钱，知青中有不少人干过。
而他在战战兢兢中将一个废电灯泡踩爆了，声响惊动了巡夜的民兵。他刚要往外翻，被几支手电同时照准了。那湖北佬业已混入擒贼者的行列，坦然地看着人们将他捆绑起来。尔后他苦苦哀求，无论怎样处理他，先容他去与母亲见最后一面。他被押解着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床放在医院阴湿肮脏的走廊上。母亲不解的目光滞留在他的手铐上，他满腔委屈而又无从解释。他痛哭起来，把头埋在母亲胸脯上，然而母亲却带着嫌恶，将它轻轻地推开了
对他的处理是关押半年，再发配到由劳改释放的人组织的劳工队里。又在这里脱了几层皮，添了几块硬梆梆的肉，才回到城市近郊当一个自由农民。这时母亲早已长辞于世，她给父亲和哥哥各留下一封信，唯独没有给他这个始终不愿了解儿子的母亲啊！
仅仅两年，他的生活经过这样大的跌宕和变迁，他感到自己从灵魂深处已派生出另一个自我，一个顽强、坚硬、与世无争的自我。这个自我常在一旁嘲讽过去那个自我的稚嫩可笑；过去那个自我却又以清白凌驾于这个自我之上。两个自我在不同时间、情形与地点更迭、重合或撕扯他。他的心如脚下这个星球一样形成三个层次：売、幔、核。坚硬的壳保护着液状的溶岩，使溶岩不致经常爆发，而火烫的岩浆又保护着致命的核。这个封闭状态一直持续到荞子的出现。
荞子，这个文静荏弱的女孩子哪来的力量，象井钻一样打进去，又提取出他的实质呢？爱情，他过去谈起它总象在谈一个挺肉麻的字眼。他不承认它，耻笑它。而当荞子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才闹明白，原来自己长久渴望的正是它。也正是这个给了他最多慰藉、最多希望的姑娘，最终还是使他大失所望
那颗浅红色的小星星变得模糊了。他头昏沉沉的，需要一次又一次把意识扭送回来。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想死就决不会死，他的意志顽强得能够掌握生命。他怕自己在这时沉睡过去，那就等于自杀
他想爬起来，可是不行，顶不动，压住他大半截身子的是那根粗大的房椽。可他跟战友们约定，在山那边碰头。假如天亮前他未如期到达，他们就不再等他。“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死了。”
他又使了把劲，把全身力气使上也白搭。因为他这个姿势是被动的，不利于用力。那怎么办？等着日晒雨淋，和这一堆木头瓦砾一块烂掉吗？
脚步声！由远而近，忽远忽近。近时几乎就在离他脑袋不这的地方走动，一会又走到他脚那边，轻得象一把条帚在瓦砾上扫着。他朝身边摸了摸，万幸，枪还在！
总共几秒钟，各种猜测轮番出现。是敌人？干吗又这样轻悄悄的，他完全可以扫一梭子试探。再说那脚步不象男人，而象个女人甚至孩子。难道是这磨坊的主人回来了？有可能。这位主人会把他怎样？越南政府善于煽动狭隘而愚蠢的民族仇恨，他们的女人有着甚于男人的蛮狠。也许是个少女？一个父母皆亡、无家可归的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他应该向这个弱小的女孩子开枪吗？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的精力对付一个女性还绰绰有余。不过假如她并不是有意来伤害他，只是见到他后作出本能的抵抗（遍及这里的是有组织散布的中国军队如何烧杀奸淫的谣言），他是否因她抵抗而置她死地，打死一个正在抽条的少女？不，太残忍了！这场战争强加于他的同时也强加在她头上。她是无辜的。她对他的报复只是战争的惯性和生物保存自己的本能但他的手却紧紧攥住枪把，他不知道到了那一瞬间这些判断推理是否会起作用，他也有保护自已的本能。人往往很难事先估计自已
那双脚在离他两尺左右的地方停住了，大槪发现了他。接着十根手指开始在他周围扒掘离他越来越近。终于，那柔细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肩膀，少顷，又象挨了烫似的缩回去，显然被触着的这具不知死活的肉体吓坏了。是个女的！他已断定。她似乎在犹豫着，打不定主意拿他怎么办。他屏住气。目前只有她能救我，且不管她是什么人吧
杨燹点燃一根烟。这么干熬着睡不着真遭罪。他得去看看乔怡。这个念头一冒上来任何念头都不能压住它了。可她目前住在什么地方，上哪儿去找她呢？两年前听宁萍萍说她考进了广播学院进修班，想来已毕业了。她现在哪里工作？对她一无所知怎么行！他得去看看她。告诉她：过去那件事现在想来是扯淡，根本谈不上什么宽恕啊，原谅啊。倒是他打人不对，野蛮。
他蹬上车子出门时已近十点了。他想先到宁萍萍家去打听，或者找丁万，他们不会不知道乔怡的住处。
这辆“深蓝锰钢”目前是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它扔在楼梯夹角里无人理会，直到他从边疆回来才给它点照顾。不过那曾萤萤发亮的烤漆任怎么擦也亮不了了。有几年，全仗了它，一边各驮一个木制粪桶，到城里来挣工分。来时，木桶在塘水里涮一下，装满土豆或红苕之类，换些钱。他比乡下人了解城里人，又比城里人了解乡下人，所以他总能取巧。从城里回乡下，自然桶里要装满大粪。掏粪也并不容易，每个公共厕所都有看类人，需要更多的机智和无赖。同样是一辆自行车，那时不是引来倾慕，而是辱骂，追打。孩子们用瓦烁撵着他：“打哟！打这个偷粪的！”
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魏么伯——那个看粪老头儿。一九六九年元旦那天，他仍用自行车驮着粪桶进城卖土豆。因为逢年过节，看粪人多半回家团聚，好趁机多弄点粪。傍晚，他卖完了土豆。拐到厕所后面的粪池边，正打算干活，发现竹庵棚门开了，站着个矮老头，正不声不响地打量他。他赶紧扔下手里的粪勺，盘算怎样以最快的速度逃走。但那看粪人丝毫未动，只是痴痴地看着他，脸上很难说是一副什么表情。他被这无言的凝视弄得手足无措，竟朝那老头儿傻里傻气一笑。老汉开口了：“你是个城里娃儿吧？”
“你咋晓得？”
“这把岁数了，不会看风水，也会看个脸相吧。过年你爹妈不接你回家？”
杨燹愣愣地答道：“我没爹妈。”
那老人似乎很明白，并不往下追问。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能驮动这两大桶粪？”
“能。我天天驮。比这重的活路我也干得了。”
“来回要百把里吧？造孽。是个念书的娃娃你弄两桶粪回去值几分？”
“八分。要是社员就十分。”
“到处都一样。”
“那你为啥子不回家过年？”
“两个丫头嫁走了。回去冷冷清清，好莫得意思。”
“你老伴呢？”
“早年就死了。你二天就到我这里来舀粪吧。到旁处人家轰你，搞不好还讨一顿打。”说完他进棚里去了。
等杨燹将粪桶舀满，那老人又喊住他：“我才刚煮好饭，你吃点不？”
“不不麻烦了。”他咽了口冰凉的涎水。
老人并不过分挽留，且将一个滚烫的蒸红苕揣到他衣袋里，又不声不响进棚里去了。
杨燹和魏幺伯的“忘年交”就是这么开头的。认识了这个老人，杨燹觉得一切伦理学中有关“善”的论述，所有美学中有关“美”的依据，都太不能说明问题，太贫乏、太苍白了。后来，他调回省城，曾领着乔怡一块来看过他，然而没想到老人被逮捕了。他听了这消息，不顾身边有一个姑娘，恶狠狠地把一切脏话野话都骂出来了，乔怡只是面红耳赤地瞪着他。
他飞快地瞪着嘁咔作响的自行车：但愿黄小嫚今夜做好梦。原谅我，小嫚，我已不会对你改变什么了。我仅仅想见见她
一场大风暴把他刚刚萌起的优越感冲刷掉了。初中刚毕业，父母被双双剃了阴阳头各处游街。
“喂！你爸是啥玩艺？”男女同学站在他周围的课桌上，俯视着他“你爸是走资派！是大叛徒！阴阳头！是”
他猛一抽桌腿，那几个嗓门最高的栽了下去。接着，他遭到一顿痛揍，那些羡慕与妒忌的拳头彻底惩罚了他的傲慢。落难公子头一次想要与人平等了。他是个普通人，离开了家庭，他的价值等于零或负于零。
他不再去学校，因为学校的各派红卫兵组织均不接收他。他剃了平头，穿起父亲早年的破军装，整天煞有介事地上街抄有关父母的大字报，让父母及时了解外面的情况，好早作打算。
有一天夜里，正当父母结束了最后一场批斗归来，全家准备安寝时，院子的大门被擂响了。母亲嘴唇发白，呻吟似的说：“别让他们进来！我受不了！”她拿起安眠药瓶子，眼睛如两孔干枯的井，黑洞洞的充满绝望“谁也不要靠近我！要是他们进来，我就——”
父亲和母亲撕扭着，安眠药撒了一地。母亲搂着父亲嘤嘤地哭了：“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一贯理性的父亲生怕别人夺走他的妻子似的紧紧搂住她。两个儿子头一次见到父母如此亲切，头一次感到他们也象普通夫妻那样相依为命，是一对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父亲充满感情地对儿子们说：“去吧，去开门。你妈妈打过仗，枪林弹雨她都没怕过，如今还怕什么”
大门被擂得天摇地动。母亲闭着眼依在父亲肩上，仿佛已没有了生息
他看了哥哥一眼，而那优等生却象傻瓜一样直着眼：“不，不去开门！不去开门！”
他却一跃而起，迅速套上破军装，又翻出不知从何处弄来的红袖章往臂上一橹，猛地打开院门：“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揪姓杨的！还有他那个臭老婆！”几个佩戴体育学院袖章的彪形大汉用丹田之气答道。
他微斜着靠在门上，晃悠着手里的铜头宽皮带：“来晚啦！走资派已经被带到我们总部去了。这里已被我们占领啦！”
“你们是哪一部分？”
“不会看吗？”他懒洋洋一晃胳膊。臂章上“五一四一”几个数目字跳进那帮人眼里，大汉们往后缩了缩。这个万余人的军械厂，听说目前每人都装备了手枪。他们陪着笑离去了。
当夜，父母转移到一位退休的老司机家里，那个老司机曾长期受过父亲的接济，一口认定“杨副书记是好人”
哎，等等，下肢还在么？让我用手来摸一下。不，最好还是不要摸，很难说会摸到怎样一个结果。那么凭感觉试试，可感觉遗失在刚才那场激战里了。哦，这叫作麻痹状态。那次上山去开渠，炸石方时，一块石头滚下来，他推开了身边手足无措的伙伴，而自己的腿却被石头击中。到医院动手术前，给他注射了一针，他的下肢就毫无感觉了，和现在一样。
记得当时他被石头砸翻，从山上一直滚到山底，一个小姑娘看见他那只无力地搭向一边的右腿，吓得尖声哭叫起来，朝大路上边跑边喊：“救人哪！砸着人啦！”
人们赶来朝他看了一会，却又迟迟疑疑地走开了。不知谁对那个小姑娘说了—句：“他不是好人，在我们这里监督劳动的”
那小姑娘立即不哭了，并带着懊悔神色夹在人群中离去。后来，等那几个“同类项”赶下山来，才把他抬到那辆“深蓝锰钢”的车后座上，推了三十公里，送进城里医院。结果连医生也惊异这个犍牛似的家伙居然又一次获得了完好的腿。几乎是奇迹。奇迹在于他有着非同常人的弥合能力和再生能力。但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小姑娘的最后的一瞥
在那颗简单、纯洁的心灵中，他无疑是坏人。好人怎么会被监督呢？他惧怕也恶心自已那一段历史。一九六八年，他和二十个“可教育子女”一同随大队伍去云南三个月后，他收到一封电报，内容是“母病危速归”
他即去队部告假。队长是个农场老职工，只有一只眼，另一只眼在喝醉酒与人格斗时报废了。他看看电报，问他：“你妈是黑帮？你怎么不划清界限，还回去看她？”过了一会他似乎想通了“我管你黑呀红的。过去这一块绑了土匪，也让儿孙孝敬他一顿酒饭再宰。你去吧！”等打点好行李，他又去找队长，见队长仅剩的那一只眼也眯上了，满屋子酒气。他问是否可以跟公家借点盘缠，队长却抓起一个空酒瓶把他砸了出来。“蠢蛋！”他骂他“你去打听打听，老子走南闯北几时花过钱？还打票？还弄张软和椅子坐坐？你个狗崽儿是享惯了福！”
他正悻悻走着，那位与队长对酌的湖北佬追上来，他也是老职工：“后生子！找钱的营生有的是。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接着把他的门路告诉了他。他听后心里一动，但还是回头走了。
“你莫急，听我说！”湖北佬接着感叹这后生的身世，一副悲天悯人的形象“你晓得从我们这里到你家顺顺当当也要个把礼拜，不打票，一路混车，逮住你就不晓得怎么耽搁了。你妈还等得不？其实干这事，你又不是头一个！”
他咬咬牙，只得照他的办法干了。说定将分给湖北佬一半好处，因为这情报是他提供的。
他俩等天黑来到队里仓库，湖北佬在门外望风，他从那个开得很高的窗口翻进去。他在不见五指的库房里摸索，指望能摸到那个两尺见方的箱子，那里面装着大烟。听说把这玩艺拿到镇上能换钱，知青中有不少人干过。
而他在战战兢兢中将一个废电灯泡踩爆了，声响惊动了巡夜的民兵。他刚要往外翻，被几支手电同时照准了。那湖北佬业已混入擒贼者的行列，坦然地看着人们将他捆绑起来。尔后他苦苦哀求，无论怎样处理他，先容他去与母亲见最后一面。他被押解着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床放在医院阴湿肮脏的走廊上。母亲不解的目光滞留在他的手铐上，他满腔委屈而又无从解释。他痛哭起来，把头埋在母亲胸脯上，然而母亲却带着嫌恶，将它轻轻地推开了
对他的处理是关押半年，再发配到由劳改释放的人组织的劳工队里。又在这里脱了几层皮，添了几块硬梆梆的肉，才回到城市近郊当一个自由农民。这时母亲早已长辞于世，她给父亲和哥哥各留下一封信，唯独没有给他这个始终不愿了解儿子的母亲啊！
仅仅两年，他的生活经过这样大的跌宕和变迁，他感到自己从灵魂深处已派生出另一个自我，一个顽强、坚硬、与世无争的自我。这个自我常在一旁嘲讽过去那个自我的稚嫩可笑；过去那个自我却又以清白凌驾于这个自我之上。两个自我在不同时间、情形与地点更迭、重合或撕扯他。他的心如脚下这个星球一样形成三个层次：売、幔、核。坚硬的壳保护着液状的溶岩，使溶岩不致经常爆发，而火烫的岩浆又保护着致命的核。这个封闭状态一直持续到荞子的出现。
荞子，这个文静荏弱的女孩子哪来的力量，象井钻一样打进去，又提取出他的实质呢？爱情，他过去谈起它总象在谈一个挺肉麻的字眼。他不承认它，耻笑它。而当荞子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才闹明白，原来自己长久渴望的正是它。也正是这个给了他最多慰藉、最多希望的姑娘，最终还是使他大失所望
那颗浅红色的小星星变得模糊了。他头昏沉沉的，需要一次又一次把意识扭送回来。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想死就决不会死，他的意志顽强得能够掌握生命。他怕自己在这时沉睡过去，那就等于自杀
他想爬起来，可是不行，顶不动，压住他大半截身子的是那根粗大的房椽。可他跟战友们约定，在山那边碰头。假如天亮前他未如期到达，他们就不再等他。“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死了。”
他又使了把劲，把全身力气使上也白搭。因为他这个姿势是被动的，不利于用力。那怎么办？等着日晒雨淋，和这一堆木头瓦砾一块烂掉吗？
脚步声！由远而近，忽远忽近。近时几乎就在离他脑袋不这的地方走动，一会又走到他脚那边，轻得象一把条帚在瓦砾上扫着。他朝身边摸了摸，万幸，枪还在！
总共几秒钟，各种猜测轮番出现。是敌人？干吗又这样轻悄悄的，他完全可以扫一梭子试探。再说那脚步不象男人，而象个女人甚至孩子。难道是这磨坊的主人回来了？有可能。这位主人会把他怎样？越南政府善于煽动狭隘而愚蠢的民族仇恨，他们的女人有着甚于男人的蛮狠。也许是个少女？一个父母皆亡、无家可归的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他应该向这个弱小的女孩子开枪吗？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的精力对付一个女性还绰绰有余。不过假如她并不是有意来伤害他，只是见到他后作出本能的抵抗（遍及这里的是有组织散布的中国军队如何烧杀奸淫的谣言），他是否因她抵抗而置她死地，打死一个正在抽条的少女？不，太残忍了！这场战争强加于他的同时也强加在她头上。她是无辜的。她对他的报复只是战争的惯性和生物保存自己的本能但他的手却紧紧攥住枪把，他不知道到了那一瞬间这些判断推理是否会起作用，他也有保护自已的本能。人往往很难事先估计自已
那双脚在离他两尺左右的地方停住了，大槪发现了他。接着十根手指开始在他周围扒掘离他越来越近。终于，那柔细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肩膀，少顷，又象挨了烫似的缩回去，显然被触着的这具不知死活的肉体吓坏了。是个女的！他已断定。她似乎在犹豫着，打不定主意拿他怎么办。他屏住气。目前只有她能救我，且不管她是什么人吧
杨燹点燃一根烟。这么干熬着睡不着真遭罪。他得去看看乔怡。这个念头一冒上来任何念头都不能压住它了。可她目前住在什么地方，上哪儿去找她呢？两年前听宁萍萍说她考进了广播学院进修班，想来已毕业了。她现在哪里工作？对她一无所知怎么行！他得去看看她。告诉她：过去那件事现在想来是扯淡，根本谈不上什么宽恕啊，原谅啊。倒是他打人不对，野蛮。
他蹬上车子出门时已近十点了。他想先到宁萍萍家去打听，或者找丁万，他们不会不知道乔怡的住处。
这辆“深蓝锰钢”目前是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它扔在楼梯夹角里无人理会，直到他从边疆回来才给它点照顾。不过那曾萤萤发亮的烤漆任怎么擦也亮不了了。有几年，全仗了它，一边各驮一个木制粪桶，到城里来挣工分。来时，木桶在塘水里涮一下，装满土豆或红苕之类，换些钱。他比乡下人了解城里人，又比城里人了解乡下人，所以他总能取巧。从城里回乡下，自然桶里要装满大粪。掏粪也并不容易，每个公共厕所都有看类人，需要更多的机智和无赖。同样是一辆自行车，那时不是引来倾慕，而是辱骂，追打。孩子们用瓦烁撵着他：“打哟！打这个偷粪的！”
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魏么伯——那个看粪老头儿。一九六九年元旦那天，他仍用自行车驮着粪桶进城卖土豆。因为逢年过节，看粪人多半回家团聚，好趁机多弄点粪。傍晚，他卖完了土豆。拐到厕所后面的粪池边，正打算干活，发现竹庵棚门开了，站着个矮老头，正不声不响地打量他。他赶紧扔下手里的粪勺，盘算怎样以最快的速度逃走。但那看粪人丝毫未动，只是痴痴地看着他，脸上很难说是一副什么表情。他被这无言的凝视弄得手足无措，竟朝那老头儿傻里傻气一笑。老汉开口了：“你是个城里娃儿吧？”
“你咋晓得？”
“这把岁数了，不会看风水，也会看个脸相吧。过年你爹妈不接你回家？”
杨燹愣愣地答道：“我没爹妈。”
那老人似乎很明白，并不往下追问。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能驮动这两大桶粪？”
“能。我天天驮。比这重的活路我也干得了。”
“来回要百把里吧？造孽。是个念书的娃娃你弄两桶粪回去值几分？”
“八分。要是社员就十分。”
“到处都一样。”
“那你为啥子不回家过年？”
“两个丫头嫁走了。回去冷冷清清，好莫得意思。”
“你老伴呢？”
“早年就死了。你二天就到我这里来舀粪吧。到旁处人家轰你，搞不好还讨一顿打。”说完他进棚里去了。
等杨燹将粪桶舀满，那老人又喊住他：“我才刚煮好饭，你吃点不？”
“不不麻烦了。”他咽了口冰凉的涎水。
老人并不过分挽留，且将一个滚烫的蒸红苕揣到他衣袋里，又不声不响进棚里去了。
杨燹和魏幺伯的“忘年交”就是这么开头的。认识了这个老人，杨燹觉得一切伦理学中有关“善”的论述，所有美学中有关“美”的依据，都太不能说明问题，太贫乏、太苍白了。后来，他调回省城，曾领着乔怡一块来看过他，然而没想到老人被逮捕了。他听了这消息，不顾身边有一个姑娘，恶狠狠地把一切脏话野话都骂出来了，乔怡只是面红耳赤地瞪着他。
他飞快地瞪着嘁咔作响的自行车：但愿黄小嫚今夜做好梦。原谅我，小嫚，我已不会对你改变什么了。我仅仅想见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