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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她告诉我的。
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亨利进房间看了会电视，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海伦还在厨房里忙着，烧泡茶用的开水。我坐在客厅里，其实不能算客厅，只是厨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风隔了一下。但是因为海伦看不见我，她就大声喊叫着，好像打长途电话似的，吹她的宝宝三星期前结婚的事。
她说的就是宝宝长，宝宝短，就像电视节目里吹赢这个，赢那个一样，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儿子都三十一了，她还是叫他宝宝。但兴许海伦没叫错，她的宝宝还真是个宝宝，被宠得连等公共汽车都不耐烦。一次，他的车子坏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口气可亲热可有礼貌来："啊，姨，好久不见了。啊，姨，身体还好吗？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车子用一下，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求职面试。"
三天后，他把车子还来了，里里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记——保险杠被撞得一塌胡涂，可乐罐扔得满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没找到。
因此，海伦赞扬宝宝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在想我怎么会为车的事生这么大的气。因为我从不抱怨，回忆使我又一次怒气冲冲。我在想，我的儿子是不会这样的，塞缪尔不会说客套话，作为借东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伦的车去参加什么求职面试。他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新泽西，是一个高级福利管理员，分析病假、病假补助，谁是真的生病，谁只是胡搅蛮缠。
海伦端着茶进来了，口中还是大声讲着，好像我在远处似的。此刻她正在讲玛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玛丽几天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和杜准备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连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说，'你已经去过了嘛。没必要再去了。'可她说，'没有人是因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为没必要去才要去。'"
海伦把茶递给我。"我跟我女儿说，'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国，我也去不了。'"海伦自己先笑了起来。"瞧瞧我的女儿！"她又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昨晚半夜里，已经过了十点，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海伦挥挥手，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我吓个半死！我问她，咄什么事了？有谁病了？出车祸了？杜丢工作了？'她说，'没，没，没。我只是想打个电话。'"海伦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她干吗要打电话？说说看。"
"她是个好女儿。"我说。
海伦摇摇头，"这一次她说她打电话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根本不是打电话的理由。"
海伦给我续了水，"当然呷，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个电话公司做的电视广告，一个女儿给她母亲打电话，不为什么。我就对我女儿说，'你那么老远地打电话来，不为什么？那么，别说多了，太花钱了呀。'她说，'没事。八点以后，打折的。'"
"于是我跟她说，'别犯傻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说快些，电话费还便宜些。谁知道他们的用意。'"
"她说，'啊，妈咪，电话费算不了什么。'"
"我说，'哇！算不了什么？怎么能说算不了什么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吗？要这样，别把钱送给电话公司，送给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伦和她女儿争论的情景，她们浪费了钱来争论不要浪费钱的问题。海伦真是蠢透了。
海伦叹了一口气。"结果我总算说服她把电话挂上了。"她看看我，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开始用中文跟我说，"瞧，她还是听我的，她知道她母亲还是对的。"她很响地啜了一口茶，"那么，这星期珍珠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她也费了不少钱打长途吧？"
我知道，海伦问我这个，实际上并不指望听到我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女儿和我是经常不讲话的，珍珠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电话。当然，她会打电话跟我说，苔莎和克利奥在我这儿放一会。她也会打电话跟我说，你能在感恩节带点塞火鸡肚里的中国填料来吗？她也打电话来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来说吧，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过夜。实际上，电话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线电话里偷听呢。
"珍珠住得不算远。"我提醒海伦。
"圣何塞还是远的。"她争辩说，"有五十公里呢，区号也不一样。"
"可她到我这儿的距离不是很远。"我说。
海伦还不罢休，"够远的了！你每分钟还得付附加费。你还是不能说得太多。"
"兴许我们俩都不该说那么多，"我说，"亨利已经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发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还是回家吧。"
"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兴许，我要讲点好消息给你听听。"她笑了。
"什么样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从袖管里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干吗把事情弄得像佛教仪式一样？
"现在你可没地方好躲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没躲呀。我就在这儿。"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跳起来，找她的皮夹子，一个大包，然后把手伸进去，在里面乱翻。看得出来，她在找一样东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摸出两袋飞机上吃剩的花生、饭店里的牙签、她为防盗而准备的另一只小钱包。她把包翻过来，把里面七零八碎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就像过去我们为战乱而逃难似的：两截短蜡烛、她的用塑料夹子夹起来的美国身份证、她四十年前用过的中国护照、一小块旅馆香皂、一小块抹布、一双长袜，还有一条尼龙短裤，连牌子都还是新的呢。然后她又翻出更多的东西：她的养胃冲剂、她的咳嗽药、她的虎骨酒，还有她的观音菩萨，万一其他东西都不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到哪儿去了呢？"她说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东西。最后终于从她翻了好久的皮夹底部抽出一只口袋。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张纸，但叠起来就成了一只信封，有印好的邮票，一切都已经在上面。她把信举在手中，挥舞着。
"在这儿呢，"她脸上显出得意的样子，"这个男人！"
我简直给她吓坏了。最近，她的行为有点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这忘那的，神志不大清爽。也许是因为两个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后她就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么能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什么？"
"你不是说你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好消息就在这里面：那个人死了。王贝蒂从香港写了这封信，告诉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还记得她吧，'漂亮贝蒂'，我们在战时都这样叫她的，可兴许她现在已经没那么漂亮了。"海伦笑起来了，"你还记得我给她的那台缝纫机吗？。她后来自己当老板，现在在科伦开了一家成衣店。"
海伦说着说着就扯开去了，就像一头牛，哪儿有草，就往哪儿跑。
"她开的是一家珠宝店，"我提醒她，"开在科伦的大使饭店的拱廊下。"
海伦摇摇头。"是成衣店，"她说，"各色各样的女装一律打折。"我不跟她争，也没告诉她，她老是记错事，老是把过去的事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漂亮贝蒂的缝纫机是我给的。
"什么人死了？"我终于问，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对了，是这个人。"于是她叹了口气，好像是我把她激起来似的。"那个人，那个人，你认识的那个。你怎么还猜不着？"然后她弯下身子，附在我耳边说，"那个坏男人。"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仿佛看到他了，那个坏男人，文福，我的第一个丈夫，我曾要海伦决不要提起那个人："永远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仿佛看到他的浓密的头发，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谎的脸，他的精明的嘴巴。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此刻，海伦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气息，我记起了他大笑的样子，记起他说过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没有二话。
"别怕呀。真的，他已经死了。"海伦说，"你自己读吧。"
我从她手里接过信，读了起来。我发现，四十年后，文福仍然在笑我，因为信中并没有说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个月圣诞节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吗？"我跟海伦说，"他死到临头，还想办法使我永远痛苦！竟然死在圣诞节！"
"他哪一天死有什么关系？"海伦说。她正用牙签剔她的牙齿，她那翘起嘴角的样子看起来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经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经在我心里了。现在每当圣诞节我就会想起他来。我怎么能唱'平安夜'、'欢乐降临世界'？到那一天我只会大喊大叫，我高兴他死了！死得不是时候，死了还想害人。"
"那么你该打扫一下房子，把他从你心里扫出去。"她说着，挥了一下手，好像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说的是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的情景，有句老话叫做，洒扫庭院，除旧迎新。
海伦知道打扫什么吗？只要看看她的厨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团团垃圾大得像一只只老鼠，黑色的油烟污垢到处都是，已经黑得发亮，足足有二十年没打扫了。要命的是她还以为我没看见。
"我是这么想的，"海伦说，"我们应该把我们这辈子的谎言全扫出去，把真相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你在说什么？"
"我干吗非得带着所有这些谎言进坟墓？什么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给你的异母兄弟啦，这个人我连见也没见过。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错的。你使我小了一岁。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寿就减了一岁。"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现在把一切都纠正过来还来得及。不再有隐私，不要再撒谎了。"
我一阵反胃的感觉。她干吗这么说？她想公开一切！——我的过去、我和文福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一切。
"你想怎么办？"我责备她，"你想把我的隐私说出去，就这些？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说出去。"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伦争辩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你很怕，你以为文福会来找你，我们俩都需要想方设法进这个国家，所以那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
"这是一个秘密。"
"现在还有什么关系？文福死了，"海伦说，"他不会来找你了，我们不会被驱逐出境了。现在说出真情，不要带那么多谎言到那个世界去，比什么都重要。要不，我怎么还有脸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个丈夫见面，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我嫁给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么能写我生于1919年？大家都会在我死后嘲笑我，说我老得连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么你就跟大家讲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进去。"我说。
海伦皱起了眉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我又得编一连串谎话，我们是怎么碰上的啦，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啦、你这是在叫我跟魔鬼说话。你要是不讲，我讲——必须在阴历年之前讲掉。"
"你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讲了，我的孩子也会知道的。"
"那么你就应该亲自告诉她们，"海伦说，"她们现在已经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她们会理解的。说不定得知她们母亲的背景，她们还高兴呢。讲讲以前在中国受的苦，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还时髦着哩。"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丢人现眼！"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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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她告诉我的。
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亨利进房间看了会电视，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海伦还在厨房里忙着，烧泡茶用的开水。我坐在客厅里，其实不能算客厅，只是厨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风隔了一下。但是因为海伦看不见我，她就大声喊叫着，好像打长途电话似的，吹她的宝宝三星期前结婚的事。
她说的就是宝宝长，宝宝短，就像电视节目里吹赢这个，赢那个一样，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儿子都三十一了，她还是叫他宝宝。但兴许海伦没叫错，她的宝宝还真是个宝宝，被宠得连等公共汽车都不耐烦。一次，他的车子坏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口气可亲热可有礼貌来："啊，姨，好久不见了。啊，姨，身体还好吗？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车子用一下，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求职面试。"
三天后，他把车子还来了，里里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记——保险杠被撞得一塌胡涂，可乐罐扔得满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没找到。
因此，海伦赞扬宝宝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在想我怎么会为车的事生这么大的气。因为我从不抱怨，回忆使我又一次怒气冲冲。我在想，我的儿子是不会这样的，塞缪尔不会说客套话，作为借东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伦的车去参加什么求职面试。他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新泽西，是一个高级福利管理员，分析病假、病假补助，谁是真的生病，谁只是胡搅蛮缠。
海伦端着茶进来了，口中还是大声讲着，好像我在远处似的。此刻她正在讲玛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玛丽几天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和杜准备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连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说，'你已经去过了嘛。没必要再去了。'可她说，'没有人是因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为没必要去才要去。'"
海伦把茶递给我。"我跟我女儿说，'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国，我也去不了。'"海伦自己先笑了起来。"瞧瞧我的女儿！"她又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昨晚半夜里，已经过了十点，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海伦挥挥手，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我吓个半死！我问她，咄什么事了？有谁病了？出车祸了？杜丢工作了？'她说，'没，没，没。我只是想打个电话。'"海伦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她干吗要打电话？说说看。"
"她是个好女儿。"我说。
海伦摇摇头，"这一次她说她打电话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根本不是打电话的理由。"
海伦给我续了水，"当然呷，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个电话公司做的电视广告，一个女儿给她母亲打电话，不为什么。我就对我女儿说，'你那么老远地打电话来，不为什么？那么，别说多了，太花钱了呀。'她说，'没事。八点以后，打折的。'"
"于是我跟她说，'别犯傻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说快些，电话费还便宜些。谁知道他们的用意。'"
"她说，'啊，妈咪，电话费算不了什么。'"
"我说，'哇！算不了什么？怎么能说算不了什么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吗？要这样，别把钱送给电话公司，送给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伦和她女儿争论的情景，她们浪费了钱来争论不要浪费钱的问题。海伦真是蠢透了。
海伦叹了一口气。"结果我总算说服她把电话挂上了。"她看看我，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开始用中文跟我说，"瞧，她还是听我的，她知道她母亲还是对的。"她很响地啜了一口茶，"那么，这星期珍珠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她也费了不少钱打长途吧？"
我知道，海伦问我这个，实际上并不指望听到我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女儿和我是经常不讲话的，珍珠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电话。当然，她会打电话跟我说，苔莎和克利奥在我这儿放一会。她也会打电话跟我说，你能在感恩节带点塞火鸡肚里的中国填料来吗？她也打电话来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来说吧，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过夜。实际上，电话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线电话里偷听呢。
"珍珠住得不算远。"我提醒海伦。
"圣何塞还是远的。"她争辩说，"有五十公里呢，区号也不一样。"
"可她到我这儿的距离不是很远。"我说。
海伦还不罢休，"够远的了！你每分钟还得付附加费。你还是不能说得太多。"
"兴许我们俩都不该说那么多，"我说，"亨利已经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发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还是回家吧。"
"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兴许，我要讲点好消息给你听听。"她笑了。
"什么样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从袖管里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干吗把事情弄得像佛教仪式一样？
"现在你可没地方好躲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没躲呀。我就在这儿。"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跳起来，找她的皮夹子，一个大包，然后把手伸进去，在里面乱翻。看得出来，她在找一样东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摸出两袋飞机上吃剩的花生、饭店里的牙签、她为防盗而准备的另一只小钱包。她把包翻过来，把里面七零八碎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就像过去我们为战乱而逃难似的：两截短蜡烛、她的用塑料夹子夹起来的美国身份证、她四十年前用过的中国护照、一小块旅馆香皂、一小块抹布、一双长袜，还有一条尼龙短裤，连牌子都还是新的呢。然后她又翻出更多的东西：她的养胃冲剂、她的咳嗽药、她的虎骨酒，还有她的观音菩萨，万一其他东西都不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到哪儿去了呢？"她说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东西。最后终于从她翻了好久的皮夹底部抽出一只口袋。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张纸，但叠起来就成了一只信封，有印好的邮票，一切都已经在上面。她把信举在手中，挥舞着。
"在这儿呢，"她脸上显出得意的样子，"这个男人！"
我简直给她吓坏了。最近，她的行为有点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这忘那的，神志不大清爽。也许是因为两个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后她就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么能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什么？"
"你不是说你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好消息就在这里面：那个人死了。王贝蒂从香港写了这封信，告诉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还记得她吧，'漂亮贝蒂'，我们在战时都这样叫她的，可兴许她现在已经没那么漂亮了。"海伦笑起来了，"你还记得我给她的那台缝纫机吗？。她后来自己当老板，现在在科伦开了一家成衣店。"
海伦说着说着就扯开去了，就像一头牛，哪儿有草，就往哪儿跑。
"她开的是一家珠宝店，"我提醒她，"开在科伦的大使饭店的拱廊下。"
海伦摇摇头。"是成衣店，"她说，"各色各样的女装一律打折。"我不跟她争，也没告诉她，她老是记错事，老是把过去的事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漂亮贝蒂的缝纫机是我给的。
"什么人死了？"我终于问，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对了，是这个人。"于是她叹了口气，好像是我把她激起来似的。"那个人，那个人，你认识的那个。你怎么还猜不着？"然后她弯下身子，附在我耳边说，"那个坏男人。"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仿佛看到他了，那个坏男人，文福，我的第一个丈夫，我曾要海伦决不要提起那个人："永远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仿佛看到他的浓密的头发，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谎的脸，他的精明的嘴巴。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此刻，海伦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气息，我记起了他大笑的样子，记起他说过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没有二话。
"别怕呀。真的，他已经死了。"海伦说，"你自己读吧。"
我从她手里接过信，读了起来。我发现，四十年后，文福仍然在笑我，因为信中并没有说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个月圣诞节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吗？"我跟海伦说，"他死到临头，还想办法使我永远痛苦！竟然死在圣诞节！"
"他哪一天死有什么关系？"海伦说。她正用牙签剔她的牙齿，她那翘起嘴角的样子看起来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经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经在我心里了。现在每当圣诞节我就会想起他来。我怎么能唱'平安夜'、'欢乐降临世界'？到那一天我只会大喊大叫，我高兴他死了！死得不是时候，死了还想害人。"
"那么你该打扫一下房子，把他从你心里扫出去。"她说着，挥了一下手，好像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说的是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的情景，有句老话叫做，洒扫庭院，除旧迎新。
海伦知道打扫什么吗？只要看看她的厨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团团垃圾大得像一只只老鼠，黑色的油烟污垢到处都是，已经黑得发亮，足足有二十年没打扫了。要命的是她还以为我没看见。
"我是这么想的，"海伦说，"我们应该把我们这辈子的谎言全扫出去，把真相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你在说什么？"
"我干吗非得带着所有这些谎言进坟墓？什么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给你的异母兄弟啦，这个人我连见也没见过。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错的。你使我小了一岁。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寿就减了一岁。"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现在把一切都纠正过来还来得及。不再有隐私，不要再撒谎了。"
我一阵反胃的感觉。她干吗这么说？她想公开一切！——我的过去、我和文福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一切。
"你想怎么办？"我责备她，"你想把我的隐私说出去，就这些？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说出去。"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伦争辩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你很怕，你以为文福会来找你，我们俩都需要想方设法进这个国家，所以那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
"这是一个秘密。"
"现在还有什么关系？文福死了，"海伦说，"他不会来找你了，我们不会被驱逐出境了。现在说出真情，不要带那么多谎言到那个世界去，比什么都重要。要不，我怎么还有脸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个丈夫见面，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我嫁给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么能写我生于1919年？大家都会在我死后嘲笑我，说我老得连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么你就跟大家讲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进去。"我说。
海伦皱起了眉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我又得编一连串谎话，我们是怎么碰上的啦，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啦、你这是在叫我跟魔鬼说话。你要是不讲，我讲——必须在阴历年之前讲掉。"
"你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讲了，我的孩子也会知道的。"
"那么你就应该亲自告诉她们，"海伦说，"她们现在已经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她们会理解的。说不定得知她们母亲的背景，她们还高兴呢。讲讲以前在中国受的苦，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还时髦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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