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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前，某一个晚上，病在台北，与刘午琪说话，小刘这人很有点意思、咱们在说男女的事。
我很寂寞的说：“也有女孩子去留学，那男朋友等她三四年的”
小刘忽然淡然打断我说：“那只不过因为他没有碰到更好的！”这样的爽快，就把一切浪漫否定了。当时我怔住了很久，这么好的话，真正少听见呢，是以一直牢记至今。除却巫山不是云，不过是因为巫山的云最好，若有好过巫山的，那人也就不呻吟了，也就快快乐乐的过了，也就忘了巫山了都是这样的吧！他记得这
一段云，不过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更好的。我不能写自己也不相信的故事，是以我的故事都有点乏味，这是一段云的故事。
星期日下午三点半，宿合静得像配音间，所有的人都出外跳舞唱歌看戏去了，我常常怀疑我是惟一走不开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紧张的人。我连吃一杯茶都比别人紧张，更不用说是做功课了。赶好功课，我还要写稿子，熨衣服，想到做不完的工作，简直要尖叫一声了，吞枪自杀。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几步，然后洗一个杯子，预备冲咖啡喝。来到了英国之后，我的生命靠无数的咖啡支持着，一杯又一杯，一个一个的星期日下午，有时候也抱着电毡说：“如果没有你，日子怎样过”不过也过了。有一次看读者文摘，那里头说：“你是不是一个太紧张的人？是不是想一个人身任数职？是不是略有空闲便有犯罪的感觉？”我连忙把书扔在一旁，继续我的工作，忙得发疯的时候，往往有种异样的痛快感。我想我已经心理变态了。
我狂喝咖啡，再在我那张木椅子上坐下来。翻开笔记。真是飘零到此，只好认命。荷顿先生说：“做人总不能满足现实。我在剑桥的时候，惟一的愿望是做辩护律师，现在教了书，总还是奇怪，如果没有改行，现在会怎么样？或者在美国维斯康辛州，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在等着你，你去不去呢？”我记得我说：“如果他一定在维斯康辛，我自然肯去，只是他在哪里呢？也许在乃济里亚呢？太累了。”
人家读一次书比我读五次好，我的毛病是心不在焉，太紧张了，太多心事要想。我不喜欢胡混胡混的安逸，所以我常常清醒的痛苦着。真的痛苦吗？并不见得，下星期六，约了黑人荷根去打“死过去”球，这种球，我约莫可以支持五分钟，球一出去，反弹过来，不是被它弹死，就是再拍出去，如果接不到，就只好满场逃，抽筋。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我的房门。
我一乐，居然有人来看我了，楼下的广播电台并没有叫“外找”由此可知不过是这宿舍里的人，但是有人说说话，也是好的。想起以前，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都是豪英吹笛到天明”这样的境界，现在不过是些长不大的人，隔壁女孩子大减价买件大衣，她没有，便跑来诉半天苦。
我高声叫“是，请来。红玲？瑞玲？亚伦狄龙？罗拔列福？魅力王子？”我惟一的本事是黄连树下弹琵琶，且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
门轻轻的推开了。
我张望着，我站起来问：“谁？”
门又被推开多一点，一个女子走进来，站在门口，对我笑了一笑。
我连忙说；“你找错了。”我坐下来。
我不认得她，可是也忍不住上上下下的打量她。多么标致的一个女子，绒线帽、大围巾、一件短短的皮夹克，窄窄碧蓝的牛仔裤、靴子。一张脸是雪白的，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味道，虽然笑着，可是不像笑。
这里并没有这样的人啊。
她问：“你是亦舒？”
我愕然点点头。
“我是找你的，有空吗？”她问。
“找我？请坐。”我诧异的说“我们未曾见过。”
“是，我知道。”她说“有人告诉我你住在这里。”
“什么人？”我稀奇的问“在这里我并不去。什么人？”
“不能告诉你。”她笑一笑“打听了很久才知道的。”
我看她一眼。真鬼祟，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你。”她说。
我马上用手托住了头，我说：“我不是一个说故事的好手，有好的故事，说给我听也是枉然，你找错人了。而且我写的故事，看的人不多。”
她坦白的说：“可是只有你在这里，并没有第二个写小说的人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她眼睛是澄清的，宝光四射，多么好的一双眼睛！有很多人，相貌倒还过得去，一双眼睛，却浊得像浓痰。
她笑了。一边问：“这就是你的房间？怎么这样乱？”
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说出来你不会相信，以前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现在就成了这样了，人是会变的。”
她没有回答，一边替我拉好被褥，把脏衣服都归在一边，把鞋子一双双的放好，把书本搁回架子上去，杯子碟子都洗了。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每个周末来一下敢情好，我就不必做那么多事了。”
她笑着坐下“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我让她吃香蕉，她不要。不要就不要，我自己吃。我问：“你以为我是怎么样的？我是个穷写稿的。”
“你就毕业了吧？”她问。
我吃惊的看着她，由此可知，我的事情，她都知道。
她又笑“你别害怕，都是你自己写在报上的。”
我脸红了，解嘲的说：“没法子呀，这年头赚钱要紧，能够写什么，就写什么”
“可是你还不要写我的故事呢。”
我干笑两声“你说来听听。”
“我会告诉你的。”她说。
我看着她。照以前的脾气，早不高兴了，一个陌生的女子，在我这么忙的时候走进来，批评我的作风为人，噜里噜嗦一大堆，说话这么尖锐。
现在不是在香港。在香港我是不会做错什么了.在香港做人是要小心翼翼、万分警惕的，否则活不到二十四小时。可是到了英国，人就笨，所以在英国碰见刚来自香港的人，很容易就被人家吃进肚子去了，还黑墨墨的莫名其妙。我看着她，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令人心酸的一种美丽，不是一种快乐的美丽。
“你的故事是什么？”我问。
她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日记，一大叠信。
我马上笑，掩住了嘴，我想：妈呀，多么像某某的小说，真可以写一本砖头书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妙事！再也不象的，太好玩了。
那位小姐一睁眼睛说：“你怎么了？你跟你的小说与杂文一点也不像！看你真有点傻傻的，笑什么？”
我吓了一跳“嗳，你这个人，别这么凶好不好？做你男朋友有什么意思？”我还是不生气，笑吟吟的。“喂，你真是写稿的那个人？”她又问我。“可不就是区区小可在下。”我笑说。“你怎么老笑？一点没正经？我跟你说正经事！”
我收敛了笑容。这女子太紧张了，做人紧张是没好处的，做人紧张是迟早要出事的，我静静的看着她。
她居然向我道歉说：“对不起。”
我居然说：“没关系。”
她低下头“这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最近搬到一层房子去住，房间里有一张书内抽屉锁着拉不开来，我觉得可惜，找个锁匠开了。里面放了这些，我看了便想起你，拿来给你。
我很惊异“不是你的故事？”因她是个美丽的女子，我觉得有点可惜，随即又问：“可是谁把这些东西锁在抽屉里？”
她白了我一眼“当然是它们的主人，是个华人。”“可是他为什么没把它们带走？”我大惊小敝的问。“不知道。他不要它们了。你自己看吧？”“那个人在什么地方？”我问。
她不耐烦的站起来“我怎么知道？”
我愕然看着她。
她说：“真是失望，看到你真是失望，你根本不会写这个故事！’’她拉开门，竟准备走了。
可是她的脚绊了我的皮鞋，那只皮鞋方头大耳，像只潜水艇形状，又够重量，她差点没摔死，我赶紧扶住了她。
她又笑了，说：“你怎么穿这种鞋子？太笨了。”
我据实答：‘‘我不懂穿高跟鞋走路，笨人只好穿笨鞋。”
她忽然很温柔的对我说：“像你这样，马上可以结婚了，做人非得这样，不然结了婚也没幸福。”她停了一停“我走了。”
“喂喂！”我追上去。
可是她已经急急的走了，像一只燕子似的灵巧，我衣冠不整，追不上去。燕子，像一只燕子。
旧时王谢堂前燕。堂前燕，今天可飞到我宿舍来了。
回到房间坐下，便不肯再做正经事，看起那日记本子与信件来。日记写得很好，很简单，信也很好，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信上贴着邮票，写着地址姓名，是封口的，没有寄出的，是第一个读者把它们拆开的。
但是他搬家的时候没有把它们带走。为什么？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是写日记的人。
(无端端被人进门来骂一顿、如果不把这故事写出来，就太划不来了。)
我是一个最最怕寂寞的人。我没有研究过别人怕不怕。但我自己是最怕的，因为怕得厉害的缘故，所以只好默默忍受，我不能到处打锣宣扬我的寂寞，但是往往在宿舍窗前站好几个钟头，或是上床睡觉，梦常常是生活的影子，更加寂寞。
对于人家这么容易找到伴，我是极表妒忌的，是一种纯粹、原始的妒忌，忘了自己的身分，忘了自己的年龄。我从前也有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分手了，做梦常常是见到她的，醒来后一笑置之，我并不再爱她，然而因为静的缘故，入梦的往往是她。
回想那是一次不成熟的恋爱，她也早已子孙满堂了。
在一个圣诞节，我病了。因为伤风，我不肯去看医生，一直服亚斯匹灵。加倍的吃，吃得一二天，过量的原因，胃出了血，半夜起床，吐得一地，心中慌忙，以为吐的是食物，要走出房间，在走廊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真像拍电影一样，淡出：宿舍。淡入：医院病床。
我躺在医院过的新年，护士给了一个手提无线电，我放在耳边听，听到气笛大鸣，是新一年的时候，心里倒有一种出奇的平静。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吧，有些人幸运，有些人不幸运，现在我的境况，跟别人比起来，简直有天渊之别，说不定将来是可以翻案的，将来嘿：在医院里十天，没有探访的人。有小孩子自儿童病房出来，在我床沿排队唱：
“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
我还微笑，有时候真不知道是几时学会这个窍门的在不高兴笑的时候可以笑出来。
我一直躺着，医生为我输了血。我也得数数我的好彩，如果在香港这么来一着，破了产也不够付医院费，只好卖身，现在是英国，落后有落后的好处，医生保证我一毛钱不用付。我就心安理得的躺着，解释了我假期没有地方可去的原委。
我颇为用心考试，然而那远远。那是夏天的事情，现在春天还遥远无期呢。一个冬天就能磨尽人的壮志，这里的冬天是六个月的。虽然如此，我并不想回家，在一事无成的情况下回家，比打落地狗还要惨。
天天有护士来替我抹身，她们倒是不怕难为情，我装得落落大方，可是她们格格笑，并且说：“一点体毛也没有，像只小羊般。”我又笑了。
总比宿舍好，那些食物，那些人，那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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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前，某一个晚上，病在台北，与刘午琪说话，小刘这人很有点意思、咱们在说男女的事。
我很寂寞的说：“也有女孩子去留学，那男朋友等她三四年的”
小刘忽然淡然打断我说：“那只不过因为他没有碰到更好的！”这样的爽快，就把一切浪漫否定了。当时我怔住了很久，这么好的话，真正少听见呢，是以一直牢记至今。除却巫山不是云，不过是因为巫山的云最好，若有好过巫山的，那人也就不呻吟了，也就快快乐乐的过了，也就忘了巫山了都是这样的吧！他记得这
一段云，不过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更好的。我不能写自己也不相信的故事，是以我的故事都有点乏味，这是一段云的故事。
星期日下午三点半，宿合静得像配音间，所有的人都出外跳舞唱歌看戏去了，我常常怀疑我是惟一走不开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紧张的人。我连吃一杯茶都比别人紧张，更不用说是做功课了。赶好功课，我还要写稿子，熨衣服，想到做不完的工作，简直要尖叫一声了，吞枪自杀。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几步，然后洗一个杯子，预备冲咖啡喝。来到了英国之后，我的生命靠无数的咖啡支持着，一杯又一杯，一个一个的星期日下午，有时候也抱着电毡说：“如果没有你，日子怎样过”不过也过了。有一次看读者文摘，那里头说：“你是不是一个太紧张的人？是不是想一个人身任数职？是不是略有空闲便有犯罪的感觉？”我连忙把书扔在一旁，继续我的工作，忙得发疯的时候，往往有种异样的痛快感。我想我已经心理变态了。
我狂喝咖啡，再在我那张木椅子上坐下来。翻开笔记。真是飘零到此，只好认命。荷顿先生说：“做人总不能满足现实。我在剑桥的时候，惟一的愿望是做辩护律师，现在教了书，总还是奇怪，如果没有改行，现在会怎么样？或者在美国维斯康辛州，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在等着你，你去不去呢？”我记得我说：“如果他一定在维斯康辛，我自然肯去，只是他在哪里呢？也许在乃济里亚呢？太累了。”
人家读一次书比我读五次好，我的毛病是心不在焉，太紧张了，太多心事要想。我不喜欢胡混胡混的安逸，所以我常常清醒的痛苦着。真的痛苦吗？并不见得，下星期六，约了黑人荷根去打“死过去”球，这种球，我约莫可以支持五分钟，球一出去，反弹过来，不是被它弹死，就是再拍出去，如果接不到，就只好满场逃，抽筋。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我的房门。
我一乐，居然有人来看我了，楼下的广播电台并没有叫“外找”由此可知不过是这宿舍里的人，但是有人说说话，也是好的。想起以前，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都是豪英吹笛到天明”这样的境界，现在不过是些长不大的人，隔壁女孩子大减价买件大衣，她没有，便跑来诉半天苦。
我高声叫“是，请来。红玲？瑞玲？亚伦狄龙？罗拔列福？魅力王子？”我惟一的本事是黄连树下弹琵琶，且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
门轻轻的推开了。
我张望着，我站起来问：“谁？”
门又被推开多一点，一个女子走进来，站在门口，对我笑了一笑。
我连忙说；“你找错了。”我坐下来。
我不认得她，可是也忍不住上上下下的打量她。多么标致的一个女子，绒线帽、大围巾、一件短短的皮夹克，窄窄碧蓝的牛仔裤、靴子。一张脸是雪白的，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味道，虽然笑着，可是不像笑。
这里并没有这样的人啊。
她问：“你是亦舒？”
我愕然点点头。
“我是找你的，有空吗？”她问。
“找我？请坐。”我诧异的说“我们未曾见过。”
“是，我知道。”她说“有人告诉我你住在这里。”
“什么人？”我稀奇的问“在这里我并不去。什么人？”
“不能告诉你。”她笑一笑“打听了很久才知道的。”
我看她一眼。真鬼祟，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你。”她说。
我马上用手托住了头，我说：“我不是一个说故事的好手，有好的故事，说给我听也是枉然，你找错人了。而且我写的故事，看的人不多。”
她坦白的说：“可是只有你在这里，并没有第二个写小说的人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她眼睛是澄清的，宝光四射，多么好的一双眼睛！有很多人，相貌倒还过得去，一双眼睛，却浊得像浓痰。
她笑了。一边问：“这就是你的房间？怎么这样乱？”
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说出来你不会相信，以前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现在就成了这样了，人是会变的。”
她没有回答，一边替我拉好被褥，把脏衣服都归在一边，把鞋子一双双的放好，把书本搁回架子上去，杯子碟子都洗了。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每个周末来一下敢情好，我就不必做那么多事了。”
她笑着坐下“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我让她吃香蕉，她不要。不要就不要，我自己吃。我问：“你以为我是怎么样的？我是个穷写稿的。”
“你就毕业了吧？”她问。
我吃惊的看着她，由此可知，我的事情，她都知道。
她又笑“你别害怕，都是你自己写在报上的。”
我脸红了，解嘲的说：“没法子呀，这年头赚钱要紧，能够写什么，就写什么”
“可是你还不要写我的故事呢。”
我干笑两声“你说来听听。”
“我会告诉你的。”她说。
我看着她。照以前的脾气，早不高兴了，一个陌生的女子，在我这么忙的时候走进来，批评我的作风为人，噜里噜嗦一大堆，说话这么尖锐。
现在不是在香港。在香港我是不会做错什么了.在香港做人是要小心翼翼、万分警惕的，否则活不到二十四小时。可是到了英国，人就笨，所以在英国碰见刚来自香港的人，很容易就被人家吃进肚子去了，还黑墨墨的莫名其妙。我看着她，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令人心酸的一种美丽，不是一种快乐的美丽。
“你的故事是什么？”我问。
她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日记，一大叠信。
我马上笑，掩住了嘴，我想：妈呀，多么像某某的小说，真可以写一本砖头书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妙事！再也不象的，太好玩了。
那位小姐一睁眼睛说：“你怎么了？你跟你的小说与杂文一点也不像！看你真有点傻傻的，笑什么？”
我吓了一跳“嗳，你这个人，别这么凶好不好？做你男朋友有什么意思？”我还是不生气，笑吟吟的。“喂，你真是写稿的那个人？”她又问我。“可不就是区区小可在下。”我笑说。“你怎么老笑？一点没正经？我跟你说正经事！”
我收敛了笑容。这女子太紧张了，做人紧张是没好处的，做人紧张是迟早要出事的，我静静的看着她。
她居然向我道歉说：“对不起。”
我居然说：“没关系。”
她低下头“这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最近搬到一层房子去住，房间里有一张书内抽屉锁着拉不开来，我觉得可惜，找个锁匠开了。里面放了这些，我看了便想起你，拿来给你。
我很惊异“不是你的故事？”因她是个美丽的女子，我觉得有点可惜，随即又问：“可是谁把这些东西锁在抽屉里？”
她白了我一眼“当然是它们的主人，是个华人。”“可是他为什么没把它们带走？”我大惊小敝的问。“不知道。他不要它们了。你自己看吧？”“那个人在什么地方？”我问。
她不耐烦的站起来“我怎么知道？”
我愕然看着她。
她说：“真是失望，看到你真是失望，你根本不会写这个故事！’’她拉开门，竟准备走了。
可是她的脚绊了我的皮鞋，那只皮鞋方头大耳，像只潜水艇形状，又够重量，她差点没摔死，我赶紧扶住了她。
她又笑了，说：“你怎么穿这种鞋子？太笨了。”
我据实答：‘‘我不懂穿高跟鞋走路，笨人只好穿笨鞋。”
她忽然很温柔的对我说：“像你这样，马上可以结婚了，做人非得这样，不然结了婚也没幸福。”她停了一停“我走了。”
“喂喂！”我追上去。
可是她已经急急的走了，像一只燕子似的灵巧，我衣冠不整，追不上去。燕子，像一只燕子。
旧时王谢堂前燕。堂前燕，今天可飞到我宿舍来了。
回到房间坐下，便不肯再做正经事，看起那日记本子与信件来。日记写得很好，很简单，信也很好，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信上贴着邮票，写着地址姓名，是封口的，没有寄出的，是第一个读者把它们拆开的。
但是他搬家的时候没有把它们带走。为什么？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是写日记的人。
(无端端被人进门来骂一顿、如果不把这故事写出来，就太划不来了。)
我是一个最最怕寂寞的人。我没有研究过别人怕不怕。但我自己是最怕的，因为怕得厉害的缘故，所以只好默默忍受，我不能到处打锣宣扬我的寂寞，但是往往在宿舍窗前站好几个钟头，或是上床睡觉，梦常常是生活的影子，更加寂寞。
对于人家这么容易找到伴，我是极表妒忌的，是一种纯粹、原始的妒忌，忘了自己的身分，忘了自己的年龄。我从前也有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分手了，做梦常常是见到她的，醒来后一笑置之，我并不再爱她，然而因为静的缘故，入梦的往往是她。
回想那是一次不成熟的恋爱，她也早已子孙满堂了。
在一个圣诞节，我病了。因为伤风，我不肯去看医生，一直服亚斯匹灵。加倍的吃，吃得一二天，过量的原因，胃出了血，半夜起床，吐得一地，心中慌忙，以为吐的是食物，要走出房间，在走廊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真像拍电影一样，淡出：宿舍。淡入：医院病床。
我躺在医院过的新年，护士给了一个手提无线电，我放在耳边听，听到气笛大鸣，是新一年的时候，心里倒有一种出奇的平静。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吧，有些人幸运，有些人不幸运，现在我的境况，跟别人比起来，简直有天渊之别，说不定将来是可以翻案的，将来嘿：在医院里十天，没有探访的人。有小孩子自儿童病房出来，在我床沿排队唱：
“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
我还微笑，有时候真不知道是几时学会这个窍门的在不高兴笑的时候可以笑出来。
我一直躺着，医生为我输了血。我也得数数我的好彩，如果在香港这么来一着，破了产也不够付医院费，只好卖身，现在是英国，落后有落后的好处，医生保证我一毛钱不用付。我就心安理得的躺着，解释了我假期没有地方可去的原委。
我颇为用心考试，然而那远远。那是夏天的事情，现在春天还遥远无期呢。一个冬天就能磨尽人的壮志，这里的冬天是六个月的。虽然如此，我并不想回家，在一事无成的情况下回家，比打落地狗还要惨。
天天有护士来替我抹身，她们倒是不怕难为情，我装得落落大方，可是她们格格笑，并且说：“一点体毛也没有，像只小羊般。”我又笑了。
总比宿舍好，那些食物，那些人，那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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