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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租庸调制与均税制，是借用了唐朝的赋税制度。当然实际穿插在文中时，某越有所借鉴删减，也把两税法改名为均税制，和中国古代历史有所区别。为了方便各位亲们了解这两种税制的背景，某越将借鉴的文章抄录如下：
公元一六九年，即李渊称帝的第二年，唐王朝定下租庸调制。五年以后，与均田制同时颁布执行。这一制度，是以丁男授田百亩为前提，所以它的基础是均田制。但是租庸调制和均田制一样，都是前有所承，而不是唐初的什么创造。《资治通鉴》卷一八七记载：“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绢二匹”的匹字，当依《唐会要》作丈）。胡三省注云：“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梁、陈、齐、各有损益。”可知在唐以前，已有一些朝代实行过这种制度。如果再推广一点，实源于北魏到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力役制度。唐初不过综合历代所行而把它固定下来罢了。它的内容，正如后来陆贽在《奏议》中所指出的：“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所以即称之为租庸调制。
唐初由政府所颁下的诏令，不过粗举大要而已。据《唐六典》记载：“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氧，绫、绢、迤（音施，是一种粗绸）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迤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庸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这说的比较详悉，可知当时除以租庸调为主要税收外，还有杂徭。根据其他文献反映的情况，此外还有按户税等高下所征收的户税和按每亩交纳二升的地税。
唐朝皇室、外戚、各级官吏等地主阶级的主要阶层，享有免税特权。他们广占耕地，却不纳税，把赋役的负担全部都转嫁到农民头上。据旧史记载，仅以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七四九年）为例，全国共有存粮九六○六万石，以当年有七六六万课口计算，把这些存粮平均分摊，则每丁纳粟竟合十二石五斗。唐代租庸调法，自高祖李渊时起，经太宗整顿，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至玄宗开元年间，一直沿用不变，前后共一百二十多年（公元六一九——七四一年）。
唐朝为了防止农民逃避或漏交租课，定出了极其严密的办法，责令农村基层组织的里正，直接负责向农民催缴租调，摊派徭役。每年春天，他们对本地农户的人口、年龄以及相貌特征等，每人当面查对核实一次，叫做“团貌”；然后将“团貌”记录编订成册，叫做“手实”、“计帐”就是里正向农民催课的依据。每隔三年的正月，各县又将本地各乡村的“手实”、“计帐”收齐一次，交给所属的州，由州汇总，按一定格式编制成户籍。每乡的户籍装订为一卷，卷上注明“某州某县某年户籍”等字样。这户籍就成为当封建政权检查农民纳课情况、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依据。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卷，其格式和内容，正与此相同。
唐朝对农民征收的税额，是按每丁受足百亩田地而规定的。但是，由于普遍受田不足，而纳课不能或减，所以租庸调之制，一开始就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对农民的剥削量更不断增加，广大农民是十分痛苦的。即以徭役而言，农民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在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监察御史马周在《上疏》中指出：“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於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见《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由此可知当时封建政权有关徭役限额、减免租调的规定，等于一纸空文，从来没有实现过。
唐高宗以后，特别到了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夺。常规的租调之征，本已不堪承受；巧立名目的额外征取，又层出不穷。唐玄宗时的财政大臣，都是搜刮能手。或命令州县将应缴租课换成绫罗、珠宝、瓷器、海味送到长安；或以运输脚力为名加征；或以粟布浸渍伤耗为由加征。广大农民既失去土地，又困于重课，无以为生，只好离乡别井，四处流亡。唐玄宗时为了制止农民脱籍，保证租调来源，实行检括逃户。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劝农使”宇文融在全国查出八十余万逃户，重新登记入籍。同时，政府又推行残酷的“摊逃法”，将逃户应缴的租课，摊派给他的亲戚、邻居代缴。这样，便逼使更多的农民逃离乡土，人丁流动，户籍不实，租庸调制已无... -->>
文中的租庸调制与均税制，是借用了唐朝的赋税制度。当然实际穿插在文中时，某越有所借鉴删减，也把两税法改名为均税制，和中国古代历史有所区别。为了方便各位亲们了解这两种税制的背景，某越将借鉴的文章抄录如下：
公元一六九年，即李渊称帝的第二年，唐王朝定下租庸调制。五年以后，与均田制同时颁布执行。这一制度，是以丁男授田百亩为前提，所以它的基础是均田制。但是租庸调制和均田制一样，都是前有所承，而不是唐初的什么创造。《资治通鉴》卷一八七记载：“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绢二匹”的匹字，当依《唐会要》作丈）。胡三省注云：“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梁、陈、齐、各有损益。”可知在唐以前，已有一些朝代实行过这种制度。如果再推广一点，实源于北魏到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力役制度。唐初不过综合历代所行而把它固定下来罢了。它的内容，正如后来陆贽在《奏议》中所指出的：“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所以即称之为租庸调制。
唐初由政府所颁下的诏令，不过粗举大要而已。据《唐六典》记载：“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氧，绫、绢、迤（音施，是一种粗绸）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迤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庸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这说的比较详悉，可知当时除以租庸调为主要税收外，还有杂徭。根据其他文献反映的情况，此外还有按户税等高下所征收的户税和按每亩交纳二升的地税。
唐朝皇室、外戚、各级官吏等地主阶级的主要阶层，享有免税特权。他们广占耕地，却不纳税，把赋役的负担全部都转嫁到农民头上。据旧史记载，仅以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七四九年）为例，全国共有存粮九六○六万石，以当年有七六六万课口计算，把这些存粮平均分摊，则每丁纳粟竟合十二石五斗。唐代租庸调法，自高祖李渊时起，经太宗整顿，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至玄宗开元年间，一直沿用不变，前后共一百二十多年（公元六一九——七四一年）。
唐朝为了防止农民逃避或漏交租课，定出了极其严密的办法，责令农村基层组织的里正，直接负责向农民催缴租调，摊派徭役。每年春天，他们对本地农户的人口、年龄以及相貌特征等，每人当面查对核实一次，叫做“团貌”；然后将“团貌”记录编订成册，叫做“手实”、“计帐”就是里正向农民催课的依据。每隔三年的正月，各县又将本地各乡村的“手实”、“计帐”收齐一次，交给所属的州，由州汇总，按一定格式编制成户籍。每乡的户籍装订为一卷，卷上注明“某州某县某年户籍”等字样。这户籍就成为当封建政权检查农民纳课情况、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依据。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卷，其格式和内容，正与此相同。
唐朝对农民征收的税额，是按每丁受足百亩田地而规定的。但是，由于普遍受田不足，而纳课不能或减，所以租庸调之制，一开始就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对农民的剥削量更不断增加，广大农民是十分痛苦的。即以徭役而言，农民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在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监察御史马周在《上疏》中指出：“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於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见《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由此可知当时封建政权有关徭役限额、减免租调的规定，等于一纸空文，从来没有实现过。
唐高宗以后，特别到了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夺。常规的租调之征，本已不堪承受；巧立名目的额外征取，又层出不穷。唐玄宗时的财政大臣，都是搜刮能手。或命令州县将应缴租课换成绫罗、珠宝、瓷器、海味送到长安；或以运输脚力为名加征；或以粟布浸渍伤耗为由加征。广大农民既失去土地，又困于重课，无以为生，只好离乡别井，四处流亡。唐玄宗时为了制止农民脱籍，保证租调来源，实行检括逃户。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劝农使”宇文融在全国查出八十余万逃户，重新登记入籍。同时，政府又推行残酷的“摊逃法”，将逃户应缴的租课，摊派给他的亲戚、邻居代缴。这样，便逼使更多的农民逃离乡土，人丁流动，户籍不实，租庸调制已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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