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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解放后,江星辰、林格泽两大集群分路向北推进。长春守将铁良见大势已去,只得于7月17日率全体清军投降。至1912年8月上旬,东北三省除日军占据的辽东半岛以外全部解放,清朝灭亡。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日益恶化。两军空战后,双方更是剑拔弩张,临战气氛空前浓烈。日本政府既不甘心就此屈服,又慑于中德联盟及解放军军力,始终不能做出最后决断。一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一面致函英国,依据早先签定的日英军事盟约,要求其联合协约国各方,对已彻底倒向同盟国阵营的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对此,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内部,生出了一种较为微妙的关系。
这要从早先辜鸿铭出使圣彼得堡说起,这次访问促成了《中俄北满问题条约》的签定,切实保障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利益,俄国沙皇也有意与中方联合遏制在亚洲与其有根本利益冲突的日本,自然对此反应冷淡。
对英法两国而言,英国在东海海战中已经损失了其远东舰队主力,法国则更关心近在咫尺的德军威胁,均难以抽调出大批军力赴远东军事干涉。简单地说,最有能力干涉远东事务的俄国态度暧mei,而最热衷于帮助日本的英法两国,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中日之间要不要开战?以何种方式开战?这是摆在日本最高当局面前最沉重的抉择。对此,东京的主战、主和两派分歧日益严重。争吵的结果是,主张为谋求彻底胜利,而不惜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被调职。这位山县有朋元老最忠实的追随者,若干年后在他的回忆录《大和落日》中写道:“我和我属下的15万官兵都深信,只要得到命令,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关东一举击溃中国军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当时我们发动了这样一次进攻,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很显然,在这场交锋中能否获得胜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了。首先,大敌德国当前,英法等国出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英法爱莫能助的前提下,东京的有识之士们看到,单凭日本国力来谋求胜利显然是一件不合算的生意。中国在关东地区虽然只动用了五分之一军队,但是增加一至两倍兵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日本增加兵力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没有取得绝对制海权的情况下,不论是经由海路投放兵力,还是脆弱的后勤补给线,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中国拥有的绝对制空权了。且不说战争胜负难料,即便胜了这场战争,日本也必定倾尽了国力。接下来面对着毫发无损的俄罗斯帝国,中日双方也只能落得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下场。西方强国中,也只有俄罗斯才能在远东逐鹿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一点正是日俄矛盾的根本所在。
所以从政治的眼光看,尽量不将敌人逼进绝境,维持短暂的和平无疑是明智的。中国虽然歼灭了日本空军,但这毕竟是日军飞机越界在先,人家在自家领空击落入侵敌机严格来说算不上正式开战。对国家初定的中国来说,和日本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显然也是不明智的。因此,日本高层相信,在中国领导人眼里,和平也同样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而现在双方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可以体面解决的机会。
但是这时,中日双方都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虽然都有和谈的意愿,但双方都认为由己方提出会有失体面从而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境地,就在双方似乎都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中方预先布设的和谈契机出现了。
1912年8月12日,俄国外交部远东司发表声明:“俄罗斯希望满洲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如中日双方有意缔结和平条约,俄罗... -->>
沈阳解放后,江星辰、林格泽两大集群分路向北推进。长春守将铁良见大势已去,只得于7月17日率全体清军投降。至1912年8月上旬,东北三省除日军占据的辽东半岛以外全部解放,清朝灭亡。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日益恶化。两军空战后,双方更是剑拔弩张,临战气氛空前浓烈。日本政府既不甘心就此屈服,又慑于中德联盟及解放军军力,始终不能做出最后决断。一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一面致函英国,依据早先签定的日英军事盟约,要求其联合协约国各方,对已彻底倒向同盟国阵营的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对此,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内部,生出了一种较为微妙的关系。
这要从早先辜鸿铭出使圣彼得堡说起,这次访问促成了《中俄北满问题条约》的签定,切实保障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利益,俄国沙皇也有意与中方联合遏制在亚洲与其有根本利益冲突的日本,自然对此反应冷淡。
对英法两国而言,英国在东海海战中已经损失了其远东舰队主力,法国则更关心近在咫尺的德军威胁,均难以抽调出大批军力赴远东军事干涉。简单地说,最有能力干涉远东事务的俄国态度暧mei,而最热衷于帮助日本的英法两国,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中日之间要不要开战?以何种方式开战?这是摆在日本最高当局面前最沉重的抉择。对此,东京的主战、主和两派分歧日益严重。争吵的结果是,主张为谋求彻底胜利,而不惜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被调职。这位山县有朋元老最忠实的追随者,若干年后在他的回忆录《大和落日》中写道:“我和我属下的15万官兵都深信,只要得到命令,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关东一举击溃中国军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当时我们发动了这样一次进攻,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很显然,在这场交锋中能否获得胜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了。首先,大敌德国当前,英法等国出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英法爱莫能助的前提下,东京的有识之士们看到,单凭日本国力来谋求胜利显然是一件不合算的生意。中国在关东地区虽然只动用了五分之一军队,但是增加一至两倍兵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日本增加兵力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没有取得绝对制海权的情况下,不论是经由海路投放兵力,还是脆弱的后勤补给线,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中国拥有的绝对制空权了。且不说战争胜负难料,即便胜了这场战争,日本也必定倾尽了国力。接下来面对着毫发无损的俄罗斯帝国,中日双方也只能落得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下场。西方强国中,也只有俄罗斯才能在远东逐鹿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一点正是日俄矛盾的根本所在。
所以从政治的眼光看,尽量不将敌人逼进绝境,维持短暂的和平无疑是明智的。中国虽然歼灭了日本空军,但这毕竟是日军飞机越界在先,人家在自家领空击落入侵敌机严格来说算不上正式开战。对国家初定的中国来说,和日本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显然也是不明智的。因此,日本高层相信,在中国领导人眼里,和平也同样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而现在双方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可以体面解决的机会。
但是这时,中日双方都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虽然都有和谈的意愿,但双方都认为由己方提出会有失体面从而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境地,就在双方似乎都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中方预先布设的和谈契机出现了。
1912年8月12日,俄国外交部远东司发表声明:“俄罗斯希望满洲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如中日双方有意缔结和平条约,俄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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