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政变考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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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耳。
这段史料被范晔采用,录入范书《何进传》,改写为:
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协夜步逐荧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
实际上,这个段子很容易看出错误来,因为卢植和闵贡竟然都消失了!
范书《何进传》说卢植“夜驰河上”,《献帝春秋》(范书《灵帝纪》李贤注引)说闵贡十余人“率骑追之”,可见卢植等人都是骑马去追赶皇帝。所以返程之时,卢植等人又怎么可能让皇帝步行呢?
《英雄记》【《英雄记》作者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此书全名尚有争议,《英雄记》应为略称。】(陈志《董卓传》裴注引)载:
河南中部掾闵贡扶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上至雒舍止。帝独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从雒舍南行。
《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三》:雒舍在邙山之北,驿舍也。
王粲《英雄记》写的返程经历与张璠《汉纪》完全不一样。两相比较,因为《英雄记》提及了闵贡,所以更应该可信。同时,也足以证明:刘辨是有马骑的,他也会骑马的。
以上为臭咸鱼想法,笔者在此稍稍不同意臭咸鱼在此的考据,因为他也没解决根本问题:明明闵贡追出时是骑马的,那么闵贡随从肯定也是骑马的,并且张、段二人肯定也是骑马的,那为什么却要带刘辩、刘协二人前往雒舍取马才能南行回归而不直接向张、段二人劫持一样两人一马南归?“独夜步行欲还宫”一事真的是假的吗?
在考虑这整件事前我们要先考虑一个前提问题,即是汉代的普通驽马到底能跑多久。一个古代军事上的小知识是:在短途突袭中马的爆发力和速度是远远强于人的,但要长途行军时马的耐力却是远远不如人的,这也是古代游牧常常一人数马才能长途奔袭的原因。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携民渡江一事时曾写道:“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於当阳之长坂。”
需要知道的是,正史上的刘备是个真正久经战场的枭雄,并且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当断则断的时候绝不犹豫,就像他在杀车胄夺徐州后在一次侦查中发现曹操军队立马二话不说抛妻弃子连带抛弃自家关二哥夺路而逃、携民渡江发现曹操也立马夺路而逃一样。刘备之所以会携民渡江,一则可能是为了保持自己仁义之名或者确实认为迁徙十万民众可以削弱曹操,一则可能自己久经战场认为曹操追兵来的不会这么快,或者曹操骑兵不惜马力直追很可能导致自己的部队战斗力全无。事实上这只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应该就是曹纯的虎豹骑,并且也该是一人双马或是多马才有战斗力。《三国志·魏书》说:“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就普通而言,从近代数据看:
1903年北京到天津120公里长途乘骑赛记录,38匹蒙古马,冠军为7小时32分,前100公里仅5小时50分,即平均速度为17-18公里。最后20公里用时1小时42分,也就是12公里左右。
2010年官厅耐力赛,50公里,冠军2小时51分40秒,平均速度不足20公里,为汗血马,该马半途前掌脱落,耽误约1小时,也就是成绩还可以大大提高。该马曾经84天跑4300公里,一天不停,平均里程51公里。
大概平均而言现代良马一昼夜耐力也就在120公里上下,一小时也就不超过十公里。超过这个速度确实有可能,但绝不可能是成群的马。
因为小平津关旧址已不可靠,黄河改道又多,所以无法仔细确定东汉雒阳与小平津关之间的距离,但至少也得六七十里地(如若有读者考据过距离请留言说下),而张让、段珪、闵贡等人可能在数个小时内马不停蹄的跑完,这很可能导致马匹暴毙或者无力再载人,因而导致刘氏二兄弟行夜路,闵贡去雒舍取马。
四、关于宦官和党人
这个附加问题和八月政变没太大关系,主要想讨论下汉末的宦官和党人问题。汉末宦官和党人对立,其实是皇权和地方权的对立问题。需要知道的是,这些汉末党人,大都是后来割据豪强,像党首袁绍、党人王匡、曹操、刘表等,其中袁绍更是直接杀入皇宫,见宦官就杀,冤死者无数,让得一些在宫中的官员甚至得袒露下体才逃得一命。连后汉书都评论袁绍道:“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袁绍此次攻打皇宫,虽然后来史书因为立场多有粉饰,但其实无疑是一次以下犯上的叛乱,直接打击东汉皇权,开启了三国序幕。所以说其实袁绍、袁术二袁代表的政治势力才是毁灭东汉直接原因。而这一祸根在光武开国时就已种下。当初光武检地时,各地皆遣使上奏度田之事,陈留有小吏上书曰:“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不解,召小吏质问之,时光武之子、东海公刘阳年方十二,于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光武乃悟,随后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措施,多杀不实的太守相国,但也无奈何各地的豪强叛乱太过严重,不得不妥协,也奠定了东汉贵族政治和豪强势力庞大的基准。所以东汉皇帝很类似“最大的豪强”,在经济基础不变的情况下很难真正奈何这些党人。
至于宦官,历史上读史的一个盲点即是很容易被史家代入自己的立场。刘辩刘协二人长于宫中,灵帝死时将刘协托付于宦官蹇硕,而让十常侍掌朝政。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刘氏两兄弟和宫中宦官是相当亲近的,而张让死前的肺腑之言也很明显表示这些宦官其实皇权的代表者,他们作奸犯科,但无论如何权力都来自皇权,所以刘氏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立场决定他们必须维护皇权,而豪强恰恰与此相反。
当然,以上全是一家之言,欢迎诸位指正。另外说句,水字数真开心。
臭咸鱼关于八月政变的考据地址:
者耳。
这段史料被范晔采用,录入范书《何进传》,改写为:
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协夜步逐荧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
实际上,这个段子很容易看出错误来,因为卢植和闵贡竟然都消失了!
范书《何进传》说卢植“夜驰河上”,《献帝春秋》(范书《灵帝纪》李贤注引)说闵贡十余人“率骑追之”,可见卢植等人都是骑马去追赶皇帝。所以返程之时,卢植等人又怎么可能让皇帝步行呢?
《英雄记》【《英雄记》作者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此书全名尚有争议,《英雄记》应为略称。】(陈志《董卓传》裴注引)载:
河南中部掾闵贡扶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上至雒舍止。帝独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从雒舍南行。
《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三》:雒舍在邙山之北,驿舍也。
王粲《英雄记》写的返程经历与张璠《汉纪》完全不一样。两相比较,因为《英雄记》提及了闵贡,所以更应该可信。同时,也足以证明:刘辨是有马骑的,他也会骑马的。
以上为臭咸鱼想法,笔者在此稍稍不同意臭咸鱼在此的考据,因为他也没解决根本问题:明明闵贡追出时是骑马的,那么闵贡随从肯定也是骑马的,并且张、段二人肯定也是骑马的,那为什么却要带刘辩、刘协二人前往雒舍取马才能南行回归而不直接向张、段二人劫持一样两人一马南归?“独夜步行欲还宫”一事真的是假的吗?
在考虑这整件事前我们要先考虑一个前提问题,即是汉代的普通驽马到底能跑多久。一个古代军事上的小知识是:在短途突袭中马的爆发力和速度是远远强于人的,但要长途行军时马的耐力却是远远不如人的,这也是古代游牧常常一人数马才能长途奔袭的原因。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携民渡江一事时曾写道:“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於当阳之长坂。”
需要知道的是,正史上的刘备是个真正久经战场的枭雄,并且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当断则断的时候绝不犹豫,就像他在杀车胄夺徐州后在一次侦查中发现曹操军队立马二话不说抛妻弃子连带抛弃自家关二哥夺路而逃、携民渡江发现曹操也立马夺路而逃一样。刘备之所以会携民渡江,一则可能是为了保持自己仁义之名或者确实认为迁徙十万民众可以削弱曹操,一则可能自己久经战场认为曹操追兵来的不会这么快,或者曹操骑兵不惜马力直追很可能导致自己的部队战斗力全无。事实上这只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应该就是曹纯的虎豹骑,并且也该是一人双马或是多马才有战斗力。《三国志·魏书》说:“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就普通而言,从近代数据看:
1903年北京到天津120公里长途乘骑赛记录,38匹蒙古马,冠军为7小时32分,前100公里仅5小时50分,即平均速度为17-18公里。最后20公里用时1小时42分,也就是12公里左右。
2010年官厅耐力赛,50公里,冠军2小时51分40秒,平均速度不足20公里,为汗血马,该马半途前掌脱落,耽误约1小时,也就是成绩还可以大大提高。该马曾经84天跑4300公里,一天不停,平均里程51公里。
大概平均而言现代良马一昼夜耐力也就在120公里上下,一小时也就不超过十公里。超过这个速度确实有可能,但绝不可能是成群的马。
因为小平津关旧址已不可靠,黄河改道又多,所以无法仔细确定东汉雒阳与小平津关之间的距离,但至少也得六七十里地(如若有读者考据过距离请留言说下),而张让、段珪、闵贡等人可能在数个小时内马不停蹄的跑完,这很可能导致马匹暴毙或者无力再载人,因而导致刘氏二兄弟行夜路,闵贡去雒舍取马。
四、关于宦官和党人
这个附加问题和八月政变没太大关系,主要想讨论下汉末的宦官和党人问题。汉末宦官和党人对立,其实是皇权和地方权的对立问题。需要知道的是,这些汉末党人,大都是后来割据豪强,像党首袁绍、党人王匡、曹操、刘表等,其中袁绍更是直接杀入皇宫,见宦官就杀,冤死者无数,让得一些在宫中的官员甚至得袒露下体才逃得一命。连后汉书都评论袁绍道:“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袁绍此次攻打皇宫,虽然后来史书因为立场多有粉饰,但其实无疑是一次以下犯上的叛乱,直接打击东汉皇权,开启了三国序幕。所以说其实袁绍、袁术二袁代表的政治势力才是毁灭东汉直接原因。而这一祸根在光武开国时就已种下。当初光武检地时,各地皆遣使上奏度田之事,陈留有小吏上书曰:“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不解,召小吏质问之,时光武之子、东海公刘阳年方十二,于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光武乃悟,随后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措施,多杀不实的太守相国,但也无奈何各地的豪强叛乱太过严重,不得不妥协,也奠定了东汉贵族政治和豪强势力庞大的基准。所以东汉皇帝很类似“最大的豪强”,在经济基础不变的情况下很难真正奈何这些党人。
至于宦官,历史上读史的一个盲点即是很容易被史家代入自己的立场。刘辩刘协二人长于宫中,灵帝死时将刘协托付于宦官蹇硕,而让十常侍掌朝政。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刘氏两兄弟和宫中宦官是相当亲近的,而张让死前的肺腑之言也很明显表示这些宦官其实皇权的代表者,他们作奸犯科,但无论如何权力都来自皇权,所以刘氏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立场决定他们必须维护皇权,而豪强恰恰与此相反。
当然,以上全是一家之言,欢迎诸位指正。另外说句,水字数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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