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127章 讯问用证方法的最新发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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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目：
一、讯问用证方法的概述
二、国外实证研究
三、新型讯问用证方法对于我国实务的启示
四、余论：非法用证与合理用证的界限
一、讯问用证方法的概述
讯问用证方法，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之中，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法使用相关的证据材料，以揭露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促使其如实供述的方法。
用证方法，在传统的讯问学教材基本上以“使用证据”的表述纳入到“讯问方法”的内容之中，并且通常视为“讯问方法”的最主要方法之一。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期间内，畏罪与侥幸心理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形成侥幸心理最为常见的因素便是“我不确定警察手里的证据是否对我不利，但我仍然希望自己有机会获得不处罚或从轻处罚”。[1]可见，在讯问之中，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情况尤为关注。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下，刑事诉讼程序力求维护以证据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努力建构侦查、起诉、审判皆为查明证据而运作的核心思维。在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博弈中，唯有掌握了证据，侦查机关才会有的放矢，处于博弈的上风。这其中，犯罪嫌疑人所担忧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前途命运，而是更为关注侦查机关掌握了多少犯罪证据，以及这些证据能对自身的罪与非罪、定罪量刑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讯问是一场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围绕证据而展开的“对抗”。
根据供述障碍与供述动机理论，除了那些真心悔罪，愿意配合司法机关供述罪行以获取从轻、减轻等处罚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会经历一定的供述困境时期，通常表现为由第一次讯问所产生的紧张、恐惧、焦虑之感（惯犯会表现为侥幸、平静、对抗状态），以至拒供、谎供、翻供等拒绝如实供述的行为表现，之后经过侦查机关运用一定的策略方法，又陷入了动摇反复阶段，最终突破心理最后防线，如实供述了罪行。
那么，如何促使犯罪嫌疑人真诚供述，获取犯罪事实，乃至甄别虚假供述？这成为了侦查讯问学所重点研究的问题，诸多学者相应地提出了许多讯问的策略、方法、技巧，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语言、非语言行为等，提出了许多经验总结。国内外早期的研究，热衷于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剖析，以审讯心理为研究对象。之后，伴随新型科技的发展，以测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成为了主流，但是，在国外近年来的研究中发现，新技术识别谎言的成功率并不高，难以切实有效地鉴别谎言，因而，许多学者又重新归回至传统讯问方法的创新之中，这其中用证方法的实证研究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依据国内的讯问学理论，使用证据是一项较为常见的讯问方法，但是对于使用证据的具体技巧，深入的调查研究仍然阙如。
实际上，用证方法具有其内在的逻辑与机理，“用证”如同战场中的“亮剑”，双方角斗的过程之中，究竟敌方有多少虚实，这不仅需要大量的情报工作，也要针对战场之中瞬息万变地情势作出有利的判断。讯问本质的对抗性特点，不免成为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较量的“战场”。互相地猜测与推敲，使得用证方法增添了许多战术色彩。
因此，用证方法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与措施，合理运用，方可取得良效。若非合理运用，必然适得其反，产生负面效果。因此，笔者在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之时，了解到相关的域外用证方法之理论成果，因此在此作一引荐与展望，顺带分析用证的合法与非法之限。
二、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即对于SUE技术的探讨，SUE技术即Statistic Use of Evidence，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审讯中揭露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之中，研究人员首先通过假设的方式，设计一整套提问的框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第一是证据的来源可靠性（由低至高），第二是对证据准确性的感知程度（由强至弱）。
下面，笔者根据在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案件，进行一个简单的运用技巧介绍。该案的案情是这样的：[2]
“犯罪嫌疑人李某，于2018年5月某日在x市阳光小区进行入室盗窃，其作案手段是从该小区6栋1楼的某户阳台处，破坏了防盗栏，翻窗进入室内（窗户未锁），盗取了价值数万元的财物后逃离。经过视频监控取证，发现了李某作案时驾驶了一辆车牌为陕A***58的吉利SUV，停在了小区附近的医院后潜入小区进行作案，案发当天小区内的视频拍摄到了李某进入到该单元楼内的影像，后通过医院视频又可以发现李某作案完毕后驾车离开了医院。”
围绕以上视频监控所获取的记录，发现李某作案嫌疑较大，其驾车进入医院与离开医院的时间段，刚好处于案发时间段之中，且李某有盗窃犯罪的前科，人称“老贼”，数次入狱，屡教不改，因此李某很可能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但是，李某的反侦查能力极强，现场仅提取到了一枚带着手套的掌印，而无指纹等痕迹物证，直接证据处于缺失状态。且李某到案后拒不认罪，案件陷入僵局。
围绕以上背景，可以探析在该案件的讯问过程中，运用SUE技术进行口供的突破。针对以上事实，可以进行多重建构（可见图示1）：
图示1 证据来源与精确性的分类（以李某入室盗窃案为例）
第一种角度，可以分为证据来源弱（我们有消息知道你最近去了这个小区……）、证据来源强（小区的视频监控显示的是……）
第二种角度，可以分为证据的精确性低（你的车当天停在了小区附近的医院）、证据精确性高（你的车牌号是……）
以上两种角度，证据来源与精确性在讯问过程中可以交互使用，形成一个交叉形式的层级框架。主要分为由弱至强的A、b、c、d四个层级，A代表最间接的证据，b和c代表直接与间接的中间地带，d表示最为直接的证据，如图示2所示。
图示2 A至d四种提问层级
A级：证据来源弱+证据精确性低
我们有消息知道你最近去了这个小区，还开车出入了这个小区附近的医院
b级：证据来源强+证据精确性低
小区的监控视频显示你当天进入了案发现场的单元楼，还开车出入了这个小区附近的医院。
c级：证据来源弱+证据精确性高
我们有消息知道你最近去了这个小区，你的车牌号是……
d级：证据来源强+证据精确性高
小区监控视频显示了你进入了案发现场的单元楼，并且你当天开车出入了医院，你的车牌号是……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以上A至d的信息组合结构，通过逐级出示的方法（先出示A，再出示b、c，最终出示d），会在揭露谎言方面产生较强的效果。
因为在逐级出示的情境下，犯罪嫌疑人为了维护先前谎言的一致性，会不断增加谎言效果，进而在最终... -->>
简目：
一、讯问用证方法的概述
二、国外实证研究
三、新型讯问用证方法对于我国实务的启示
四、余论：非法用证与合理用证的界限
一、讯问用证方法的概述
讯问用证方法，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之中，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法使用相关的证据材料，以揭露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促使其如实供述的方法。
用证方法，在传统的讯问学教材基本上以“使用证据”的表述纳入到“讯问方法”的内容之中，并且通常视为“讯问方法”的最主要方法之一。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期间内，畏罪与侥幸心理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形成侥幸心理最为常见的因素便是“我不确定警察手里的证据是否对我不利，但我仍然希望自己有机会获得不处罚或从轻处罚”。[1]可见，在讯问之中，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情况尤为关注。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下，刑事诉讼程序力求维护以证据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努力建构侦查、起诉、审判皆为查明证据而运作的核心思维。在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博弈中，唯有掌握了证据，侦查机关才会有的放矢，处于博弈的上风。这其中，犯罪嫌疑人所担忧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前途命运，而是更为关注侦查机关掌握了多少犯罪证据，以及这些证据能对自身的罪与非罪、定罪量刑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讯问是一场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围绕证据而展开的“对抗”。
根据供述障碍与供述动机理论，除了那些真心悔罪，愿意配合司法机关供述罪行以获取从轻、减轻等处罚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会经历一定的供述困境时期，通常表现为由第一次讯问所产生的紧张、恐惧、焦虑之感（惯犯会表现为侥幸、平静、对抗状态），以至拒供、谎供、翻供等拒绝如实供述的行为表现，之后经过侦查机关运用一定的策略方法，又陷入了动摇反复阶段，最终突破心理最后防线，如实供述了罪行。
那么，如何促使犯罪嫌疑人真诚供述，获取犯罪事实，乃至甄别虚假供述？这成为了侦查讯问学所重点研究的问题，诸多学者相应地提出了许多讯问的策略、方法、技巧，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语言、非语言行为等，提出了许多经验总结。国内外早期的研究，热衷于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剖析，以审讯心理为研究对象。之后，伴随新型科技的发展，以测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成为了主流，但是，在国外近年来的研究中发现，新技术识别谎言的成功率并不高，难以切实有效地鉴别谎言，因而，许多学者又重新归回至传统讯问方法的创新之中，这其中用证方法的实证研究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依据国内的讯问学理论，使用证据是一项较为常见的讯问方法，但是对于使用证据的具体技巧，深入的调查研究仍然阙如。
实际上，用证方法具有其内在的逻辑与机理，“用证”如同战场中的“亮剑”，双方角斗的过程之中，究竟敌方有多少虚实，这不仅需要大量的情报工作，也要针对战场之中瞬息万变地情势作出有利的判断。讯问本质的对抗性特点，不免成为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较量的“战场”。互相地猜测与推敲，使得用证方法增添了许多战术色彩。
因此，用证方法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与措施，合理运用，方可取得良效。若非合理运用，必然适得其反，产生负面效果。因此，笔者在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之时，了解到相关的域外用证方法之理论成果，因此在此作一引荐与展望，顺带分析用证的合法与非法之限。
二、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即对于SUE技术的探讨，SUE技术即Statistic Use of Evidence，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审讯中揭露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之中，研究人员首先通过假设的方式，设计一整套提问的框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第一是证据的来源可靠性（由低至高），第二是对证据准确性的感知程度（由强至弱）。
下面，笔者根据在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案件，进行一个简单的运用技巧介绍。该案的案情是这样的：[2]
“犯罪嫌疑人李某，于2018年5月某日在x市阳光小区进行入室盗窃，其作案手段是从该小区6栋1楼的某户阳台处，破坏了防盗栏，翻窗进入室内（窗户未锁），盗取了价值数万元的财物后逃离。经过视频监控取证，发现了李某作案时驾驶了一辆车牌为陕A***58的吉利SUV，停在了小区附近的医院后潜入小区进行作案，案发当天小区内的视频拍摄到了李某进入到该单元楼内的影像，后通过医院视频又可以发现李某作案完毕后驾车离开了医院。”
围绕以上视频监控所获取的记录，发现李某作案嫌疑较大，其驾车进入医院与离开医院的时间段，刚好处于案发时间段之中，且李某有盗窃犯罪的前科，人称“老贼”，数次入狱，屡教不改，因此李某很可能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但是，李某的反侦查能力极强，现场仅提取到了一枚带着手套的掌印，而无指纹等痕迹物证，直接证据处于缺失状态。且李某到案后拒不认罪，案件陷入僵局。
围绕以上背景，可以探析在该案件的讯问过程中，运用SUE技术进行口供的突破。针对以上事实，可以进行多重建构（可见图示1）：
图示1 证据来源与精确性的分类（以李某入室盗窃案为例）
第一种角度，可以分为证据来源弱（我们有消息知道你最近去了这个小区……）、证据来源强（小区的视频监控显示的是……）
第二种角度，可以分为证据的精确性低（你的车当天停在了小区附近的医院）、证据精确性高（你的车牌号是……）
以上两种角度，证据来源与精确性在讯问过程中可以交互使用，形成一个交叉形式的层级框架。主要分为由弱至强的A、b、c、d四个层级，A代表最间接的证据，b和c代表直接与间接的中间地带，d表示最为直接的证据，如图示2所示。
图示2 A至d四种提问层级
A级：证据来源弱+证据精确性低
我们有消息知道你最近去了这个小区，还开车出入了这个小区附近的医院
b级：证据来源强+证据精确性低
小区的监控视频显示你当天进入了案发现场的单元楼，还开车出入了这个小区附近的医院。
c级：证据来源弱+证据精确性高
我们有消息知道你最近去了这个小区，你的车牌号是……
d级：证据来源强+证据精确性高
小区监控视频显示了你进入了案发现场的单元楼，并且你当天开车出入了医院，你的车牌号是……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以上A至d的信息组合结构，通过逐级出示的方法（先出示A，再出示b、c，最终出示d），会在揭露谎言方面产生较强的效果。
因为在逐级出示的情境下，犯罪嫌疑人为了维护先前谎言的一致性，会不断增加谎言效果，进而在最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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