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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在真正的伤心之周，由于猫的眼睛里没有画面，因此每一场爱都是一个谣言。
女人们的孩子长得都像格里高，女门卫说。谢天谢地女人们不带她们的孩子到工厂，我从来没有看见她们的孩子同时出现过，都是先后看见的。有高有矮，有瘦有胖，有黑有金黄，有男孩有女孩。如果他们都站在一起，人们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兄弟姐妹。长得完全不一样，女门卫说，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块巴掌大的格里高的影子。
女人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患上失眠症了。医生都说是机油造成的。这些孩子们会在工厂的旁边长大几年。
但是总有一个时间，女门卫说，他们会来传达室找他们的妈妈。很少有什么非找不可的理由，大部分没有理由。
这些孩子们会站在那里，女门卫说，紧靠着传达室，告诉她他们是谁，好让门卫喊他们的母亲。他们站在那里，胆怯地把指尖放在脸颊上，既不看男门卫也不看女门卫。当他们说自己是谁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捕捉到的唯有这些铁丝和铭刻在心中的院子。他们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们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脸上那块巴掌大的格里高的影子就越加从脸上显现出来。
在大汗衫和小汗衫上，在大裙子和小裙子上，在及膝盖的袜子上，女门卫看到了锈斑。当这些小的，长高的或者几乎已经成人的孩子们紧挨着传达室站着，等候着，女门卫看到了长成齿形的锈斑——每个孩子在衣服的某个地方都有一块干巴巴的破碎的叶子形状的锈斑。
母亲们的手弄出来的锈斑，也就是吃饭前给男人的汤里搅拌进西瓜血的那双手。黑色的指甲圈在洗衣服时溶化了。衣服洗完后，锈迹不是在水里，也不是在泡沫里，而是在布料里。女门卫说，在风里晾干也好，熨烫也好，去污盐也好，都不管用。
那些无辜的兄弟姐妹们，那些格里高的孩子们，即便过了十年，女门卫也仍然能认出他们。然后数吨的铁锈和铁丝网从大门运了出去。然后又有数吨的铁锈和铁丝被重新编织成网，在青草还没有寻找到生长所需要的阳光之前，在同样的地方堆积起来。那个时候这些孩子也会在这个工厂工作，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希望过。他们到这儿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他们从鼻尖到鞋尖都找不到路，因为没有路，他们在贫困中得到的只有穷困潦倒，毫无出路，只有母亲对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厌恶。他们每次来总是带着那种虽是一成不变但却总是出乎意料的强迫：开始的时候他们动不动就发怒，大声吵吵。但是后来则变得软弱，默不做声，独自闷头劳动。机油的味道依旧刺激，他们的手早已有了那道黑黑的圈。他们结婚，在白班和夜班之间，用有高有低的体位，将已经干瘪的爱插进对方的肚子，然后有了孩子。孩子带着锈斑躺在襁褓里。他们长大，穿上小的，然后是大的汗衫、裙子、袜子。他们也将带着干巴巴的破碎的叶子形状的锈斑站在传达室旁。等候。也同样不知道，他们今后永远不会找到出路，今后永远不会有新的思想。
格里高的母亲也是工厂的女工。和女门卫的母亲一样。
钩针放在桌子上。工厂的院子静悄悄的，风有一股麦芽的味道。那边房顶的后面矗立着啤酒厂的冷却塔。塔里有包裹着保温层的粗管子通出来，经过街道的上方，直通河里。管子里有蒸汽冒出来，在白天撕扯着街上行驶的有轨电车。在夜里，它是一道白色的帷幔。有人说，蒸汽有一股老鼠的气味，因为有河鼠在啤酒厂比传达室还要大的铁罐里狂饮啤酒，然后便淹死在啤酒中。
在第八天，门卫说，上帝造亚当和夏娃后还剩下一绺毛发，于是便用它造了长羽毛的动物。第九天，上帝面对空旷的世界打了一个嗝儿，于是便造出了啤酒。
传达室的影子逐渐拉长。太阳在凯旋大道和院子里的铁丝卷之间找寻最短的途径。太阳有棱有角，边上被压瘪了进去。在中间，太阳有一个灰色的斑块。
每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总有那么几天，传达室上面的扩音器会发出沙沙的声音。每到这个时候，门卫会朝天上望去，然后说，瓦楞板上面的、城市所有屋顶上面的、啤酒厂冷却塔上面的太阳是一个生锈的水龙头。
大门口的路上有一个坑，麻雀在里面扑腾着灰尘。它们中间有一个螺丝。
男门卫和女门卫坐在传达室里打扑克。熨斗摆放在桌子的边上。门卫向领导报告了那个大拇指有伤的男人，他没收了他的熨斗。大拇指有伤的男人明天会得到一份书面批评。
麻雀在车间里蹦蹦跳跳。它们的脚和嘴被机油弄得黑糊糊的。它们在啄食葵花子壳，西瓜子和面包渣。当车间空无一人，口号上的字母便会显得特别大。工人，光荣，党，光线会在更衣室的门上伸出长长的脖子。身穿红色汗衫脚穿厚跟鞋的侏儒用一把满是油污的扫帚在满是油污的地面扫地。他身旁的编织机上有一个西瓜。西瓜比他的头大，瓜皮是深色的，有浅色的条纹。
光线横着照在通往工厂院子的门上。猫坐在门旁边，在吃一块肥猪皮。侏儒透过大门朝院子里望去。
灰尘在无缘无故地飞舞。门发出咯吱的声响。
中。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在真正的伤心之周，由于猫的眼睛里没有画面，因此每一场爱都是一个谣言。
女人们的孩子长得都像格里高，女门卫说。谢天谢地女人们不带她们的孩子到工厂，我从来没有看见她们的孩子同时出现过，都是先后看见的。有高有矮，有瘦有胖，有黑有金黄，有男孩有女孩。如果他们都站在一起，人们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兄弟姐妹。长得完全不一样，女门卫说，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块巴掌大的格里高的影子。
女人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患上失眠症了。医生都说是机油造成的。这些孩子们会在工厂的旁边长大几年。
但是总有一个时间，女门卫说，他们会来传达室找他们的妈妈。很少有什么非找不可的理由，大部分没有理由。
这些孩子们会站在那里，女门卫说，紧靠着传达室，告诉她他们是谁，好让门卫喊他们的母亲。他们站在那里，胆怯地把指尖放在脸颊上，既不看男门卫也不看女门卫。当他们说自己是谁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捕捉到的唯有这些铁丝和铭刻在心中的院子。他们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们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脸上那块巴掌大的格里高的影子就越加从脸上显现出来。
在大汗衫和小汗衫上，在大裙子和小裙子上，在及膝盖的袜子上，女门卫看到了锈斑。当这些小的，长高的或者几乎已经成人的孩子们紧挨着传达室站着，等候着，女门卫看到了长成齿形的锈斑——每个孩子在衣服的某个地方都有一块干巴巴的破碎的叶子形状的锈斑。
母亲们的手弄出来的锈斑，也就是吃饭前给男人的汤里搅拌进西瓜血的那双手。黑色的指甲圈在洗衣服时溶化了。衣服洗完后，锈迹不是在水里，也不是在泡沫里，而是在布料里。女门卫说，在风里晾干也好，熨烫也好，去污盐也好，都不管用。
那些无辜的兄弟姐妹们，那些格里高的孩子们，即便过了十年，女门卫也仍然能认出他们。然后数吨的铁锈和铁丝网从大门运了出去。然后又有数吨的铁锈和铁丝被重新编织成网，在青草还没有寻找到生长所需要的阳光之前，在同样的地方堆积起来。那个时候这些孩子也会在这个工厂工作，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希望过。他们到这儿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他们从鼻尖到鞋尖都找不到路，因为没有路，他们在贫困中得到的只有穷困潦倒，毫无出路，只有母亲对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厌恶。他们每次来总是带着那种虽是一成不变但却总是出乎意料的强迫：开始的时候他们动不动就发怒，大声吵吵。但是后来则变得软弱，默不做声，独自闷头劳动。机油的味道依旧刺激，他们的手早已有了那道黑黑的圈。他们结婚，在白班和夜班之间，用有高有低的体位，将已经干瘪的爱插进对方的肚子，然后有了孩子。孩子带着锈斑躺在襁褓里。他们长大，穿上小的，然后是大的汗衫、裙子、袜子。他们也将带着干巴巴的破碎的叶子形状的锈斑站在传达室旁。等候。也同样不知道，他们今后永远不会找到出路，今后永远不会有新的思想。
格里高的母亲也是工厂的女工。和女门卫的母亲一样。
钩针放在桌子上。工厂的院子静悄悄的，风有一股麦芽的味道。那边房顶的后面矗立着啤酒厂的冷却塔。塔里有包裹着保温层的粗管子通出来，经过街道的上方，直通河里。管子里有蒸汽冒出来，在白天撕扯着街上行驶的有轨电车。在夜里，它是一道白色的帷幔。有人说，蒸汽有一股老鼠的气味，因为有河鼠在啤酒厂比传达室还要大的铁罐里狂饮啤酒，然后便淹死在啤酒中。
在第八天，门卫说，上帝造亚当和夏娃后还剩下一绺毛发，于是便用它造了长羽毛的动物。第九天，上帝面对空旷的世界打了一个嗝儿，于是便造出了啤酒。
传达室的影子逐渐拉长。太阳在凯旋大道和院子里的铁丝卷之间找寻最短的途径。太阳有棱有角，边上被压瘪了进去。在中间，太阳有一个灰色的斑块。
每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总有那么几天，传达室上面的扩音器会发出沙沙的声音。每到这个时候，门卫会朝天上望去，然后说，瓦楞板上面的、城市所有屋顶上面的、啤酒厂冷却塔上面的太阳是一个生锈的水龙头。
大门口的路上有一个坑，麻雀在里面扑腾着灰尘。它们中间有一个螺丝。
男门卫和女门卫坐在传达室里打扑克。熨斗摆放在桌子的边上。门卫向领导报告了那个大拇指有伤的男人，他没收了他的熨斗。大拇指有伤的男人明天会得到一份书面批评。
麻雀在车间里蹦蹦跳跳。它们的脚和嘴被机油弄得黑糊糊的。它们在啄食葵花子壳，西瓜子和面包渣。当车间空无一人，口号上的字母便会显得特别大。工人，光荣，党，光线会在更衣室的门上伸出长长的脖子。身穿红色汗衫脚穿厚跟鞋的侏儒用一把满是油污的扫帚在满是油污的地面扫地。他身旁的编织机上有一个西瓜。西瓜比他的头大，瓜皮是深色的，有浅色的条纹。
光线横着照在通往工厂院子的门上。猫坐在门旁边，在吃一块肥猪皮。侏儒透过大门朝院子里望去。
灰尘在无缘无故地飞舞。门发出咯吱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