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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作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介石七十寿(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到台湾，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页二)“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
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作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介石七十寿(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到台湾，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页二)“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