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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曾召见他，表情沉痛地明告：这一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你放下枪，我脱军装？选”师生前途，在此一战。于是杜聿明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绝中共招降，也是感于老师“你放下枪，我脱军装？选”这一番沉痛、这一番秘密告诫与叮咛。但是，蒋介石毕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却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与将才。因此，形式上派飞机去接杜聿明之举，也就一再演出。但真相却是，飞机虽派了两次，但驾驶员并未带蒋介石的手令。没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飞机的。原来他们师徒两人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由于战地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更形困难，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吃起了草根、树皮和马肉，这种局面，何能持久？翌年元月九日，杜聿明实在撑不下去了，做最后突围尝试，当晚他给了蒋介石最后一电：“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这种突围，实际是各自逃命。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装，混迹其中，仍被认破被俘。这次大会战的结果，使国民党的部队全歼六十万人，包括五十七个整师，元气为之大伤。
这场规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战前后打了六十六天，国民党几乎全军覆灭（惟李弥率部分队伍得脱），蒋介石赔上他的老本。追究真正责任，该负责的是蒋介石自己。他完全不懂作战原理，自毁长城。杜聿明后来写了一篇淮海战役始末，指出在战役开始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处于相当优势“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按说，蒋军处于如此优势，当然大可一战，可是蒋介石的军事判断与指挥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冒出了“一个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打仗如竞技，技不如人，败下阵来，根本没有话说。但是蒋介石总是认为他的失败由于部下没有尽忠、没有为他死节。杜聿明是“天子门生”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不仅对被俘坐牢之人毫无感念，而且恶待其家属以为惩罚。这种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实是一种病。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
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曾有对付不自杀的“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者的彻底办法。他说：“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然而讲这话后三年，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他在西安事变中自称被俘，若谓：“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样“剿匪作战”不绝，而不怕“军队风气破坏”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蒋介石感于“剿匪”战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级将领，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在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军人“只要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这次演讲后三年，一九五o年四月十六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魄——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我们必须指出，蒋介石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从屈突通的故事看来，并非纯粹是中国传统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选”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选”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尧君素，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选”尧君素不肯，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选”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选我还有力量可尽啊？选”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最后城中兵少食尽，被部下所杀。
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做了两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蒋介石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却不知道，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乱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为个人定有这种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枋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为他死节？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为何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连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杜聿明。杜为他卖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选杜太太曹秀清由蒋介石手谕送往台湾，当作人质，过着惨淡的岁月。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直到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蒋介石和宋美龄才另眼看待，大献殷勤，希望杜夫人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选
杜聿明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还不够？选手下被敌人惩罚后，还要被自己人惩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强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讽刺性的是，他虽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详阅李敖蒋介石与自己降将——为活先烈开清单，蒋介石研究五集，页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许烈士太少了，蒋介石有意无意制造“活先烈”过干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泽。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宣布，据第二天大公报内容如下：
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
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这位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在襄阳之战中真的“业已殉难”了吗？这根本是一厢情愿，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闻天地的报道，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康泽是被俘的，中共的新华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选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曾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在蒋记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他在抗战中的职务是一九三七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团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一九四七年返国。翌年一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开始的襄阳之战，蒋介石方面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六天以后，康便以被俘闻了。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康泽副手郭勋棋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选在襄阳失守时候，蒋介石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选——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一六七二）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选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选一九六四年七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
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共产党关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后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辞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康泽既是一九六三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选
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绩，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荒唐之错啊？选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产党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时二十七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吗？邓文仪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当杜聿明及其二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傅作义正坐困北平。华北“剿总”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实力不容藐视。毛泽东又洞烛先机，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东北新胜之师，迅速入关，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而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徐蚌战役已弄得焦头烂额，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傅作义于十一月三日亲自飞抵南京求见，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转达几点意见，未必切实可行，更无积极支援的保证。当十二月十四日，共军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傅作义不战而降，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毁，实有功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党将军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劳改，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当然蒋介石视为不忠，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他还不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长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尽是解放军的天下，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欲坠矣。
石曾召见他，表情沉痛地明告：这一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你放下枪，我脱军装？选”师生前途，在此一战。于是杜聿明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绝中共招降，也是感于老师“你放下枪，我脱军装？选”这一番沉痛、这一番秘密告诫与叮咛。但是，蒋介石毕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却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与将才。因此，形式上派飞机去接杜聿明之举，也就一再演出。但真相却是，飞机虽派了两次，但驾驶员并未带蒋介石的手令。没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飞机的。原来他们师徒两人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由于战地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更形困难，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吃起了草根、树皮和马肉，这种局面，何能持久？翌年元月九日，杜聿明实在撑不下去了，做最后突围尝试，当晚他给了蒋介石最后一电：“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这种突围，实际是各自逃命。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装，混迹其中，仍被认破被俘。这次大会战的结果，使国民党的部队全歼六十万人，包括五十七个整师，元气为之大伤。
这场规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战前后打了六十六天，国民党几乎全军覆灭（惟李弥率部分队伍得脱），蒋介石赔上他的老本。追究真正责任，该负责的是蒋介石自己。他完全不懂作战原理，自毁长城。杜聿明后来写了一篇淮海战役始末，指出在战役开始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处于相当优势“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按说，蒋军处于如此优势，当然大可一战，可是蒋介石的军事判断与指挥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冒出了“一个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打仗如竞技，技不如人，败下阵来，根本没有话说。但是蒋介石总是认为他的失败由于部下没有尽忠、没有为他死节。杜聿明是“天子门生”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不仅对被俘坐牢之人毫无感念，而且恶待其家属以为惩罚。这种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实是一种病。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
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曾有对付不自杀的“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者的彻底办法。他说：“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然而讲这话后三年，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他在西安事变中自称被俘，若谓：“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样“剿匪作战”不绝，而不怕“军队风气破坏”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蒋介石感于“剿匪”战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级将领，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在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军人“只要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这次演讲后三年，一九五o年四月十六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魄——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我们必须指出，蒋介石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从屈突通的故事看来，并非纯粹是中国传统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选”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选”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尧君素，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选”尧君素不肯，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选”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选我还有力量可尽啊？选”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最后城中兵少食尽，被部下所杀。
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做了两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蒋介石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却不知道，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乱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为个人定有这种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枋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为他死节？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为何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连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杜聿明。杜为他卖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选杜太太曹秀清由蒋介石手谕送往台湾，当作人质，过着惨淡的岁月。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直到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蒋介石和宋美龄才另眼看待，大献殷勤，希望杜夫人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选
杜聿明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还不够？选手下被敌人惩罚后，还要被自己人惩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强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讽刺性的是，他虽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详阅李敖蒋介石与自己降将——为活先烈开清单，蒋介石研究五集，页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许烈士太少了，蒋介石有意无意制造“活先烈”过干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泽。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宣布，据第二天大公报内容如下：
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
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这位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在襄阳之战中真的“业已殉难”了吗？这根本是一厢情愿，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闻天地的报道，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康泽是被俘的，中共的新华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选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曾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在蒋记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他在抗战中的职务是一九三七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团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一九四七年返国。翌年一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开始的襄阳之战，蒋介石方面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六天以后，康便以被俘闻了。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康泽副手郭勋棋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选在襄阳失守时候，蒋介石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选——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一六七二）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选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选一九六四年七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
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共产党关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后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辞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康泽既是一九六三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选
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绩，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荒唐之错啊？选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产党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时二十七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吗？邓文仪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当杜聿明及其二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傅作义正坐困北平。华北“剿总”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实力不容藐视。毛泽东又洞烛先机，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东北新胜之师，迅速入关，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而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徐蚌战役已弄得焦头烂额，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傅作义于十一月三日亲自飞抵南京求见，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转达几点意见，未必切实可行，更无积极支援的保证。当十二月十四日，共军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傅作义不战而降，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毁，实有功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党将军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劳改，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当然蒋介石视为不忠，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他还不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长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尽是解放军的天下，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欲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