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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柳先生:
谢谢你三月十三号给我的信。
很早就读过你谈音乐的文章,经常读到你的通讯和作品,我剪贴了一些,因为非常喜欢。
你在第一点中说:
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大监",您的"梅毒"、"太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
我非常赞同你指出的"成为把柄"的话。现在本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一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们,天天想编织几顶大帽子朝人头上戴;不仅此也,他们甚至摘下他们过去的旧帽子朝人脑袋上丢。他们的惯技是抓你文章中的一个词儿,加上个字头或字尾(尤其是爱加eism),做成"把柄"。然后不谈你文章中的深意,就到处宣传起来:例如我文章中提到"梅毒",他们就说我提倡"梅毒主义";我提到"太保",他们就说我是"文化太保";我提到"周树人",他们就说我"想当鲁迅二世",这种无聊的行径,就正是你所说的"难堪的技术犯规"。
他们另一个法宝是抬出"这青年"、"这孩子"来跟李敖连在一起。因为李敖是"青年"、是"孩子",所以是"儿戏"是"童言",并且"胜之不武"。虽然"胜之不武",他们跟我斗起来却不遗余力:胡秋原的几淌长篇骂我;郑学稼一连骂我六个月,叶青发行的杂志连骂我十三期,其他还有"从良"后的内幕杂志、港台两地的有背景的刊物,以及可发表他们私人信件的晚报总之,能使的法宝他们都使出来了。前些时候我看到叶青骂我的文字,说我李敖该"回到大学历史系去再读几年"
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里想道:"我在历史系只念了四年,他们就吃不消了,就要这样围攻我了。我若再读几年,他们更要焦头烂额了!"
心柳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会以为我是自满吧!我这样说,心中并不好过。在七三六期新闻天地中的一篇台湾挤挤挤挤,说我"搞得天下大乱"。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最"乱"的,就该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她们既口口声声称我是青年人,他们就该知道跟我打笔仗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代扰攘的他们已是另一个时代的落花飞絮,他们的方法是旧式的,军多只是三十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沧桑与历史的无情,早已"论定"了他们的成绩与败绩,可怜的是,他们仍旧酱在小磨坊里,没有一个能自觉他已是褪了颜色的人儿!
他们太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不行的李敖一出面,他们就招架不住了!就要用长文、报纸和杂志来浇我凉水、扯我后腿了!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所以我说,我心中并不好过。
你在第二点中说:
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这个意见我极赞成。我也赞成把这种问题谈得细一点,你说:
"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know摸reand摸rea波utlessandless)吗?"至少我个人,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在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时候,就跟小鲁、汝森和孟能说,这篇"看看病"的文章只是一篇导言或引论。想不到这篇一出来,就像唐僧掉在盘丝洞里——被人穷缠了一阵,真是不虞之"毁",也真划不来。
半年前,当我写文章初遭这些人找碴的时候,本来我还就他们不清楚的地方予以解说乃至讨论,所以"翻旧账"于先,"再看病"于后,目的无非是补充说明,同时盼望他们有听我补充说明的一点雅量。
但是事实的发展却异常丑恶,这些人的年纪与修养,正好成反比例,他们一发现个人的"神龛"有了动摇,立刻就本能的开始自我防卫,而防卫的手法就未免千奇百怪了!
他们有的骂我的"令尊堂";有的造谣说我写文章是"有传授的",并且跟我有"深厚的世交关系"的胡适之"鼓励"我"骂人";有的预言"打手"李敖将"首先滚入粪坑之内";有的说有人"抹干"我的"眼泪",给我"糖果";有的说我"恶毒已极,下流之至";有的说我跟陈序经"穿着一条裤子";有的说我是"拿人家的苍蝇当螃蟹吃的叫化子"、是"小丑"、是"奴下奴";有人说我得到"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和"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的支持;最后,有的漂亮的太太亲自出马,骂了我一顿,并且声言要打我的耳光。
心柳先生,这些"恐怖的报酬"与"长者的风度",你看了做何感想?在这些"报酬"与"风度"的泛滥下,我想你不会同意我跟他们继续讨论真假对错吧?
所以,几个月来,我一直用"老僧不闻不问"的态度来应付外界的营扰,同时我深信,唯一我该做的事,就是如何从"看看病"式的导言或引论,转进到细谈一些问题,多写几个分论。
至于谈得细一点,首先就涉及到西化的起脚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该从基本观念上一古脑儿丢掉任何农业社会的ideology。此"障"能除,其他一切不难。因为在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 -->>
心柳先生:
谢谢你三月十三号给我的信。
很早就读过你谈音乐的文章,经常读到你的通讯和作品,我剪贴了一些,因为非常喜欢。
你在第一点中说:
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大监",您的"梅毒"、"太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
我非常赞同你指出的"成为把柄"的话。现在本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一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们,天天想编织几顶大帽子朝人头上戴;不仅此也,他们甚至摘下他们过去的旧帽子朝人脑袋上丢。他们的惯技是抓你文章中的一个词儿,加上个字头或字尾(尤其是爱加eism),做成"把柄"。然后不谈你文章中的深意,就到处宣传起来:例如我文章中提到"梅毒",他们就说我提倡"梅毒主义";我提到"太保",他们就说我是"文化太保";我提到"周树人",他们就说我"想当鲁迅二世",这种无聊的行径,就正是你所说的"难堪的技术犯规"。
他们另一个法宝是抬出"这青年"、"这孩子"来跟李敖连在一起。因为李敖是"青年"、是"孩子",所以是"儿戏"是"童言",并且"胜之不武"。虽然"胜之不武",他们跟我斗起来却不遗余力:胡秋原的几淌长篇骂我;郑学稼一连骂我六个月,叶青发行的杂志连骂我十三期,其他还有"从良"后的内幕杂志、港台两地的有背景的刊物,以及可发表他们私人信件的晚报总之,能使的法宝他们都使出来了。前些时候我看到叶青骂我的文字,说我李敖该"回到大学历史系去再读几年"
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里想道:"我在历史系只念了四年,他们就吃不消了,就要这样围攻我了。我若再读几年,他们更要焦头烂额了!"
心柳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会以为我是自满吧!我这样说,心中并不好过。在七三六期新闻天地中的一篇台湾挤挤挤挤,说我"搞得天下大乱"。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最"乱"的,就该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她们既口口声声称我是青年人,他们就该知道跟我打笔仗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代扰攘的他们已是另一个时代的落花飞絮,他们的方法是旧式的,军多只是三十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沧桑与历史的无情,早已"论定"了他们的成绩与败绩,可怜的是,他们仍旧酱在小磨坊里,没有一个能自觉他已是褪了颜色的人儿!
他们太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不行的李敖一出面,他们就招架不住了!就要用长文、报纸和杂志来浇我凉水、扯我后腿了!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所以我说,我心中并不好过。
你在第二点中说:
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这个意见我极赞成。我也赞成把这种问题谈得细一点,你说:
"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know摸reand摸rea波utlessandless)吗?"至少我个人,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在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时候,就跟小鲁、汝森和孟能说,这篇"看看病"的文章只是一篇导言或引论。想不到这篇一出来,就像唐僧掉在盘丝洞里——被人穷缠了一阵,真是不虞之"毁",也真划不来。
半年前,当我写文章初遭这些人找碴的时候,本来我还就他们不清楚的地方予以解说乃至讨论,所以"翻旧账"于先,"再看病"于后,目的无非是补充说明,同时盼望他们有听我补充说明的一点雅量。
但是事实的发展却异常丑恶,这些人的年纪与修养,正好成反比例,他们一发现个人的"神龛"有了动摇,立刻就本能的开始自我防卫,而防卫的手法就未免千奇百怪了!
他们有的骂我的"令尊堂";有的造谣说我写文章是"有传授的",并且跟我有"深厚的世交关系"的胡适之"鼓励"我"骂人";有的预言"打手"李敖将"首先滚入粪坑之内";有的说有人"抹干"我的"眼泪",给我"糖果";有的说我"恶毒已极,下流之至";有的说我跟陈序经"穿着一条裤子";有的说我是"拿人家的苍蝇当螃蟹吃的叫化子"、是"小丑"、是"奴下奴";有人说我得到"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和"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的支持;最后,有的漂亮的太太亲自出马,骂了我一顿,并且声言要打我的耳光。
心柳先生,这些"恐怖的报酬"与"长者的风度",你看了做何感想?在这些"报酬"与"风度"的泛滥下,我想你不会同意我跟他们继续讨论真假对错吧?
所以,几个月来,我一直用"老僧不闻不问"的态度来应付外界的营扰,同时我深信,唯一我该做的事,就是如何从"看看病"式的导言或引论,转进到细谈一些问题,多写几个分论。
至于谈得细一点,首先就涉及到西化的起脚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该从基本观念上一古脑儿丢掉任何农业社会的ideology。此"障"能除,其他一切不难。因为在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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