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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陆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纪后回去,真正认识我的只有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抗战八年,重庆是我的家。到台湾之后,回忆最多的是沙坪坝:家和学校之间三里路,无数的水田,一条朴实的街,接着到小龙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难忘的母校,南开中学一九四三班同学见证了我成长的过程。开放探亲之后,大约是由在美国的同学开始。有了油印手写的通讯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张简朴的明信片,上面写了两行近况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总是排在邻座。宿舍床铺也常靠着。她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她是双语的人,有时又似徘徊在两种文化之外的梦想者。熄灯后,轮到我讲新看的书或电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诚的“我爱谈天,你爱笑”的听众。我记得最早讲拉玛尔丁葛莱齐拉的初恋与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玛尔丁是法国浪漫诗人,而书中的葛莱齐拉,和我们那时一样,也是十六岁。
胜利之后,英茂与我们失去联络,她的明信片到台湾时,我们都已七十岁。我原拟去欧洲开会,回程到纽约会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康珍馥(jennifer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谁知正逢美国的感恩节,安排旅程的人说“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赶路,回家团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着明年开会再去。谁知第二年收到吕文镜曲北京来信,说英茂因病已去世。我与她当聚而未聚,是我极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写了一封无法投递的长信寄英茂恕我迟迟至今才给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时,我兴奋许久,当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记忆,都随你的信潮涌而至。你还记得么?我们毕业那年夏天,大家等着联考发榜,我们去重庆城里看你,五个人手牵着手往车站走,突然一辆吉普车冲来,把我们冲散,惊魂初定时,你用一贯静静的声音说:“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这些年中,我有时会想起那一次的离别。那预兆可真准,这么彻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过着无从存问的日子。
这封长信祭念我们战火下的青春,依怅取暖时不能遏止的悲与乐。我也将此信寄给了不断催促我回大陆团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讯将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讯息和催促。
促使我终于在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参加四三班的年度聚会,是我另一位好友赖叔颖去世的消息。她与我小学中学两度同学,她的父亲是江西人,却在奉直军阀战争中,与我祖父相识,是我同学中最老的父亲。
我记得她家好像住在重庆曾家岩的山坡上,我父亲带着我很恭谨地拜望他。叔颖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党,却是我沙坪坝家中的常客,与我父母更多一层亲切。两岸开放探亲后,她即写信给我,请我帮她寻找当年随政府来台的哥哥赖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听到,却远班友通讯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我知道她嫁给北京的吴姓名医“解放”后受中共高层信任,大约末受折磨。但是怎么七十岁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会,还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时是农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国的春天仍有相当寒意。负责一直与我联络的邢文卫已在旅馆等我。我进了大厅,远远看到她在人来人往的接待柜台前站着的样子,脸上等待的神色就是与众不同。迎向我走过来的,就是邢文卫!南开中学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遥望受彤楼(女生部)”的焦点,她是我所见过最端庄美丽的中国少女。高一时,我座位、排队在她与英茂之间,羡煞许多人。如今紧紧握住我的,当然已不是那冷艳、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与众不同。与她同来的是余瑜之(与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她们说柳志琦住在天津,这几年她一直说,等齐邦媛回来时,她一定来北京开班会。她们离开我的旅馆时,我说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卫家(她大学毕业后,嫁给我们同班的男生,康国杰终身是她的仰慕者)。当年同班女同学到了十多位,见面都已不识,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说出名字时惊呼一番。我们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现实,无数的“你记得吗都似在解答我在台湾难解的谜。验证了我今生确曾那般欢跃活过的青春。这些人,这些事,那鱼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过,岁月能改变,但并不能摧毁。
快到中午的时候,门铃响,邢文卫把我叫到门边,对我说“柳志琦从天津来看你,你不要说你认不出她。”门开处,一对年轻人扶着一个勉强站立的老妇人走进来。我实在无法想象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让的柳志琦会弯腰!在进门的甫道,她抱住我,哭着说“想不到今生还会看到你!”昨晚她们没有告诉我,她脊椎的伤已不能坐火车,为了与我们团聚,她的女儿为她雇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开了一百多公里路来北京。半世纪前,她与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区,我只身来到台湾,两人不同的命运已定。吟诵清代顾贞观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的词句,不胜烯嘘。
一九四六年暑假,胜利复员的各大学,开始由四川、云南迁回原校。秋季上课,柳志琦也兴冲冲地离开四川家乡到了北平。她读的飞生只大学战时迁往成都华西坝。我们同班大约有十人在那里,都只差一年大学毕业。我在复员到武汉上学前,与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欢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满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场面很大。柳志琦应是亲身目睹燕京大学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一九五0年以后写末名湖畔大学生活回忆的是北京大学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人敢于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政治力量便如此断然消灭了一个共同的回忆!我那充满文学情怀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荡之后,如何回首我们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这一场令我一直近乡情怯的重聚啊!时时刻刻都那么宝贵,说不尽的当年趣事,唱不够的当年歌曲,苍老的声音,疲惫的记忆,努力重燃南开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们开始唱当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岁文艺青年情怀写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蔼,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
当年在后方风起云涌的学潮,由街头游行演进成实际参与,我们班上大学后有几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长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绮珍,她从山西太原来,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时和我谈话响亮的笑声。上大学不久,听说她与几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学时几乎看不出谁“前进”谁“反动”原来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这半世纪来,延安的人在中国当家,她的境遇应该是幸运的吧!(五年后曾接到她寄来南开时代的照片,有一张... -->>
我在大陆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纪后回去,真正认识我的只有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抗战八年,重庆是我的家。到台湾之后,回忆最多的是沙坪坝:家和学校之间三里路,无数的水田,一条朴实的街,接着到小龙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难忘的母校,南开中学一九四三班同学见证了我成长的过程。开放探亲之后,大约是由在美国的同学开始。有了油印手写的通讯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张简朴的明信片,上面写了两行近况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总是排在邻座。宿舍床铺也常靠着。她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她是双语的人,有时又似徘徊在两种文化之外的梦想者。熄灯后,轮到我讲新看的书或电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诚的“我爱谈天,你爱笑”的听众。我记得最早讲拉玛尔丁葛莱齐拉的初恋与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玛尔丁是法国浪漫诗人,而书中的葛莱齐拉,和我们那时一样,也是十六岁。
胜利之后,英茂与我们失去联络,她的明信片到台湾时,我们都已七十岁。我原拟去欧洲开会,回程到纽约会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康珍馥(jennifer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谁知正逢美国的感恩节,安排旅程的人说“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赶路,回家团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着明年开会再去。谁知第二年收到吕文镜曲北京来信,说英茂因病已去世。我与她当聚而未聚,是我极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写了一封无法投递的长信寄英茂恕我迟迟至今才给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时,我兴奋许久,当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记忆,都随你的信潮涌而至。你还记得么?我们毕业那年夏天,大家等着联考发榜,我们去重庆城里看你,五个人手牵着手往车站走,突然一辆吉普车冲来,把我们冲散,惊魂初定时,你用一贯静静的声音说:“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这些年中,我有时会想起那一次的离别。那预兆可真准,这么彻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过着无从存问的日子。
这封长信祭念我们战火下的青春,依怅取暖时不能遏止的悲与乐。我也将此信寄给了不断催促我回大陆团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讯将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讯息和催促。
促使我终于在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参加四三班的年度聚会,是我另一位好友赖叔颖去世的消息。她与我小学中学两度同学,她的父亲是江西人,却在奉直军阀战争中,与我祖父相识,是我同学中最老的父亲。
我记得她家好像住在重庆曾家岩的山坡上,我父亲带着我很恭谨地拜望他。叔颖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党,却是我沙坪坝家中的常客,与我父母更多一层亲切。两岸开放探亲后,她即写信给我,请我帮她寻找当年随政府来台的哥哥赖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听到,却远班友通讯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我知道她嫁给北京的吴姓名医“解放”后受中共高层信任,大约末受折磨。但是怎么七十岁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会,还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时是农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国的春天仍有相当寒意。负责一直与我联络的邢文卫已在旅馆等我。我进了大厅,远远看到她在人来人往的接待柜台前站着的样子,脸上等待的神色就是与众不同。迎向我走过来的,就是邢文卫!南开中学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遥望受彤楼(女生部)”的焦点,她是我所见过最端庄美丽的中国少女。高一时,我座位、排队在她与英茂之间,羡煞许多人。如今紧紧握住我的,当然已不是那冷艳、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与众不同。与她同来的是余瑜之(与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她们说柳志琦住在天津,这几年她一直说,等齐邦媛回来时,她一定来北京开班会。她们离开我的旅馆时,我说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卫家(她大学毕业后,嫁给我们同班的男生,康国杰终身是她的仰慕者)。当年同班女同学到了十多位,见面都已不识,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说出名字时惊呼一番。我们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现实,无数的“你记得吗都似在解答我在台湾难解的谜。验证了我今生确曾那般欢跃活过的青春。这些人,这些事,那鱼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过,岁月能改变,但并不能摧毁。
快到中午的时候,门铃响,邢文卫把我叫到门边,对我说“柳志琦从天津来看你,你不要说你认不出她。”门开处,一对年轻人扶着一个勉强站立的老妇人走进来。我实在无法想象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让的柳志琦会弯腰!在进门的甫道,她抱住我,哭着说“想不到今生还会看到你!”昨晚她们没有告诉我,她脊椎的伤已不能坐火车,为了与我们团聚,她的女儿为她雇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开了一百多公里路来北京。半世纪前,她与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区,我只身来到台湾,两人不同的命运已定。吟诵清代顾贞观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的词句,不胜烯嘘。
一九四六年暑假,胜利复员的各大学,开始由四川、云南迁回原校。秋季上课,柳志琦也兴冲冲地离开四川家乡到了北平。她读的飞生只大学战时迁往成都华西坝。我们同班大约有十人在那里,都只差一年大学毕业。我在复员到武汉上学前,与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欢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满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场面很大。柳志琦应是亲身目睹燕京大学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一九五0年以后写末名湖畔大学生活回忆的是北京大学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人敢于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政治力量便如此断然消灭了一个共同的回忆!我那充满文学情怀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荡之后,如何回首我们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这一场令我一直近乡情怯的重聚啊!时时刻刻都那么宝贵,说不尽的当年趣事,唱不够的当年歌曲,苍老的声音,疲惫的记忆,努力重燃南开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们开始唱当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岁文艺青年情怀写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蔼,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
当年在后方风起云涌的学潮,由街头游行演进成实际参与,我们班上大学后有几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长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绮珍,她从山西太原来,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时和我谈话响亮的笑声。上大学不久,听说她与几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学时几乎看不出谁“前进”谁“反动”原来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这半世纪来,延安的人在中国当家,她的境遇应该是幸运的吧!(五年后曾接到她寄来南开时代的照片,有一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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