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 (2/2)
全本小说网 www.quanben.ac，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花和犹大花芳香馥郁的世外桃源，月色下的这个世界，夏夜的大海如丝缎般闪闪发光，空气中乐声荡漾，慢慢划着船、穿梭在许多小船间的青年看得见桨尾的银色水滴——眼看这一切消逝在浓烟中，人们穿着睡衣，抓住彼此哭泣，仓皇逃出红色天空下的最后一栋木造“雅骊”
后来想想，我要是数船，这场灾难本可以避免。由于对城里遭受的灾难感到负有责任，我并不想逃离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有必要尽我所能靠近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后来，像许多伊斯坦布尔人一样，我几乎是期望灾难，这种期望在下次灾难发生时使我更觉得罪过。
就连坦皮纳（其著作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在国内快速西化的奥斯曼文化废墟中之意义何在，让我们知道，到头来，人民本身由于无知与绝望，终于切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也承认，看见一栋古老的木造别墅焚为平地是一种乐趣，在五城记的伊斯坦布尔章节中，他和戈蒂耶一样，拿自己与暴君尼禄相比。奇怪的是，就在几页之前，坦皮纳还苦闷地写道:“一栋接着一栋，眼前的杰作有如浇了水的岩盐快速熔化，直到仅剩下一堆堆灰烬与泥土。”
坦皮纳在1950年代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居住在“鸡不飞胡同”——我数苏维埃战舰时就住在同一条街。他从这里看着大火烧毁萨比哈公主的滨海宫殿，以及曾经是奥斯曼议会、后成为他曾任教的美术学院的木造建筑。大火熊熊燃烧一个小时，随着每一次爆炸抛射出阵雨般的碎火花“从喷发的火焰和缕缕烟柱，可知道审判日已然来临”或许觉得需要调和奇观所提供的快乐，以及眼见马哈茂德二世时代的美丽建筑与其宝贵收藏（包括建筑师艾尔登\[sedadhakkeldem\]的奥斯曼古迹档案与详细规划，据说是当时最好的）付之一炬而感受的绝望，他继续说明奥斯曼帕夏们也从观赏世纪大火中享受过类似的乐趣。坦皮纳带着怪异的内疚感如此告诉我们，听见某人高喊“失火！”他们便跳上自己的马车，赶往现场；而后他继续列出他们随身携带的御寒工具：毛毯、皮毯以及——万一大火将持续一段时间——用来煮咖啡、热食物的炉子和锅子。
跑去看伊斯坦布尔古建筑失火的人不只帕夏、打劫者和儿童，西方旅人同样很想观看并描述这些大火。其中一位作家是戈蒂耶，他在1852年在此待过两个月，期间目睹五场火灾，曾如痴如醉地描述其细节。（得知消息时，他正坐在贝尤鲁墓园写诗。）如果说他喜欢夜晚发生的火灾，那是因为看得比较清楚。他把金角湾某油漆工厂喷发的彩色火焰形容为“奇绝”他以画家的眼睛用心注意细节、海上船只晃动的影子、裂开的桁粱、一波波围观的群众、熊熊燃烧的木房子。之后他去了仍在闷烧的现场，看见数百户人家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他们在两天内以抢救出来的地毯、床垫、枕头、锅碗瓢盆搭盖他们的避难所。得知他们把自己的不幸视为“命中注定”他觉得又一次发现了土耳其回教徒的古怪习俗。
尽管奥斯曼的五百年统治期间火灾频仍，特别在19世纪期间，人们才开始对火灾有所准备。住在伊斯坦布尔狭窄巷弄木屋里的居民认为火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是除了面对之外别无选择的冷酷事实。即使奥斯曼帝国未曾瓦解，20世纪初年摧毁城市的大火——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整个街坊四邻、大片城区，使数万人无家可归、陷于无助、一文不名——也照样会拖垮这座城市，没剩下多少东西让我们追怀昔日的光荣。
但是对我们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见城里最后一批“雅骊”、宅邸、破木屋彻底焚毁的人而言，我们从中取得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与目睹盛况而为之激动的奥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见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
在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每当博斯普鲁斯的某栋“雅骊”着火，四周便立即被群众包围，想看个仔细的人还划船或搭汽艇从海上观看。我的友人们和我马上互通电话，跳上车，一同前往欸米甘之类的地方，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转开录音座（最时髦的消费热潮）听美国“清水合唱团”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观看从亚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
我们讲故事，说从前老木屋梁上的钉子炽热地喷向亚洲的空中，飞越博斯普鲁斯，引燃欧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们也谈论最新的恋情，交换政治八卦和足球消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轮经过着火的房屋前，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更不用说去数它——用不着这么做，灾难已然发生。当大火烧到极致，损害程度清楚可见的时候，我们静默不语，我猜，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前方潜在的一场特殊的秘密灾难。
对新灾难的恐惧，每个伊斯坦布尔居民都知道的一场即将从博斯普鲁斯来的灾难，对这新灾难的恐惧，我在床上的时候老是挥之不去。凌晨时分，船笛声打断我的睡梦。若响起第二声——长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复回响——我便知道海峡出现了浓雾。在浓雾之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阴郁的号角声，从博斯普鲁斯通向马尔马拉海的阿赫尔卡皮灯塔传来。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艘巨轮在变幻莫测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画面。
这艘船在哪个国家注册，体积多大，船上载什么货物？有多少人跟驾驶员待在船桥上，他们为何忧心如焚？他们是否卷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个黑影从雾中朝他们而来？他们是否偏离航道，要是这样，他们会不会鸣笛警告附近船只？在睡梦中辗转反侧的伊斯坦布尔人听见船笛声时，他们对船上人员的同情以及对灾难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在博斯普鲁斯出了差错的噩梦。在暴风雨天，母亲总会说：“愿神保佑这种天气出海的人！”另一方面，对半夜醒过来的人来说，一场遥远而无法影响个人生活的灾难就是一剂良药。半夜醒过来的伊斯坦布尔居民，多半也是数着船笛声再度入睡。或许在梦中，他们想像自己搭船穿越浓雾，航向灾难的边缘。
无论梦见什么，隔天早上醒来，他们多半不记得半夜听见的船笛声——就像一切的噩梦，这些都会消失不见。只有小孩和孩子气的大人记得这类事情。而后，在某个平常的日子，当你在糕饼店排队等候或吃着午饭时，这样一个人回过身来说：
“昨晚雾角声把我从梦中唤醒了。”
那时我才知道，博斯普鲁斯山丘上的许许多多居民在浓雾之夜被相同的梦唤醒。
还有其他事萦绕在住岸边的我们这些人心头，它与另一种事故息息相关，和油轮大火一样不可磨灭。某晚，浓雾使前方的能见度不及十公尺——确切地说，是在1963年9月4日清晨4点——一艘五千五百吨的苏联货轮运送武器前往古巴途中，冲进黑暗中的巴提里曼两米远，压倒两栋木造“雅骊”造成三人死亡。
“我们被可怕的声音惊醒，以为‘雅骊’遭闪电击中——房子劈成了两半。我们运气好，才幸免于难。我们振作起来，到三楼的客厅，发现自己跟巨大的油轮正面相对。”
报上以油轮闯入客厅的照片补充幸存者的叙述：墙上挂的相片是他们的帕夏祖父，碗橱上放了一盆葡萄。由于房间去了一大半，地毯如窗帘般披垂下来，在风中飘扬。在碗橱、餐桌、加框字画和翻倒的长椅之间，是死亡油轮的船头。这些照片引人入胜且怵目惊心之处，在于被油轮带入死亡与毁灭的房间当中摆设的家具：椅子、碗橱、屏风、餐桌与沙发，都和我们家的客厅一模一样。我读着四十年前关于订婚不久的美丽中学生的报道——她在事故发生前一晚跟死里逃生的人说什么话，在瓦砾堆中发现她尸体的街坊青年如何地悲伤——想起连续好几天，伊斯坦布尔的每个人都只谈论这件事。
当时城里仅有一百万人口，口耳相传的同时，我们给博斯普鲁斯的灾难讲述的故事也随之加码。我跟大家说我正在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意外发现，当话题转到博斯普鲁斯多年前的灾难时，他们的话语中总带有某种渴望——即使热泪盈眶，他们却仿佛在追述最快乐的回忆，有些人还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最爱选入书中。
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必须报道1966年7月，一艘载送“土德友好协会”成员的摩托艇，和一艘运木船在叶尼廓伊和贝廓兹之间相撞，接着——唉，三个人栽进博斯普鲁斯幽暗的海水中身亡。
还有人要我说说我的一位熟识朋友，有个夜晚正巧在他的“雅骊”阳台上，以他惯常的认命态度数船，此时，一艘渔船就在他眼前撞上罗马尼亚油轮“普洛耶什蒂”断成两截。
至于近年发生的灾难，罗马尼亚油轮（“独立号”）在海达巴沙（这座亚洲城市的火车站）前方撞上另一艘船（名叫“遇雅丽”的希腊货轮），漏出的油着了火，满载石油的油轮爆炸，巨大的爆炸声足以惊醒睡梦中的我们——我答应过不删除这一节。我有充分理由不删除它——我们住的地方虽距事故现场几公里远，附近住家的窗户却有半数被爆炸声震得粉碎，街上堆积的碎玻璃深及膝部。
还有另一艘载运绵羊的船：1991年11月15日，一艘名叫“拉布聂”的黎巴嫩运畜轮，载送在罗马尼亚上船的两万多只绵羊，撞上菲律宾注册、从新奥尔良运送小麦前往苏联的货轮“丽莉圣母”之后，大部分的羊随船沉没。据报道，有几只羊跳船游上岸，恰好在附近茶馆看报喝咖啡的几个人救起它们，但其余两万只倒霉的绵羊，还在等人把它们从水底深处拉出来。这次撞船事件就发生在法蒂赫桥（博斯普鲁斯的第二座桥）下，或许我该提一下，伊斯坦布尔人自杀的时候喜欢挑的不是这座桥，而是第一座桥。写这本书时，我花了不少时间查资料，阅读我小时候读的报纸，在我出生前后发刊的一份报纸中，我发现许多文章都报道另一种自杀形式，说是比从博斯普鲁斯的一座桥跳下去更受欢迎。例如：
一辆经过鲁梅利堡垒的车子冲入海中。昨日（1952年5月24日）漫长的搜寻行动未能找到车子或车上的人。车子冲入海中时，据说驾驶员打开车门喊“救命！”但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把车门关上，随着车子跃入海中。有人认为，海流可能把车子从岸边推开，推入海水深处。
这儿有另一篇四十五年后的文章，1997年11月3日：
从婚礼返家途中，他顺便去祭拜泰利巴巴神。车上载了九人，因酒醉驾车而失控，驶进塔拉布亚湾，冲入海里。这次事故死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几年来有这么多车子冲入博斯普鲁斯，结局却始终相同：车上的人被“派”往海底深处，一去不复返。我不仅听人说，也不仅在报上读到：我曾亲眼目睹几个人沉下去！无论车上坐的是谁——尖声吵嚷的孩子、一对吵架的恋人、一群讨人厌的醉汉、赶回家的丈夫、一个在黑暗中看不见的老人、停在码头跟朋友喝完茶后打一挡而没拉倒车挡的困倦司机、前任财政局长瑟菲克与他的漂亮秘书、数着船通过博斯普鲁斯的巡警、擅自开厂车载家人出游的新手司机、碰巧某个远亲相熟的丝袜制造商、穿一模一样雨衣的父子、贝尤鲁的流氓和他的情人、初次看见博斯普鲁斯桥的孔亚家庭——车子冲入水中时，绝不像石头般往下沉，而是摇摆一会儿，几乎像栖息在水面上。也许在天光下，或者惟一的光线来自附近酒馆，当博斯普鲁斯岸上活着的人看着即将被吞噬的人脸上的表情时，他们看见某种心照不宣的恐惧。不一会儿，车子慢慢沉入深沉幽暗的急流中。
我该提醒读者们，车子一旦开始下沉，车门就不可能打开，因为海水的加压力太强大。当时冲入博斯普鲁斯的车子相当多，一位细心周到的记者想提醒读者这一情况，于是做了一件相当聪明的事——他发表了一篇求生指引，并配上精美插图：
如何从掉入博斯普鲁斯的车里逃生一、勿惊慌。关上车窗，等车子灌满水。确定车门未上锁。并确保每位乘客待在原处不动。
二、车子若继续沉入博斯普鲁斯深处，拉手刹车。
三、车子差不多灌满水时，最后吸一口介于海水与车顶之间的最后一层空气，慢慢打开车门，不慌不忙地离开车子。
我禁不住要加上第四点：在神的帮助下，愿手刹车没夹住你的雨衣。假使你会游泳，找到通往海面的路，你会发现博斯普鲁斯尽管忧伤，却十分美丽，不亚于生命。
花和犹大花芳香馥郁的世外桃源，月色下的这个世界，夏夜的大海如丝缎般闪闪发光，空气中乐声荡漾，慢慢划着船、穿梭在许多小船间的青年看得见桨尾的银色水滴——眼看这一切消逝在浓烟中，人们穿着睡衣，抓住彼此哭泣，仓皇逃出红色天空下的最后一栋木造“雅骊”
后来想想，我要是数船，这场灾难本可以避免。由于对城里遭受的灾难感到负有责任，我并不想逃离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有必要尽我所能靠近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后来，像许多伊斯坦布尔人一样，我几乎是期望灾难，这种期望在下次灾难发生时使我更觉得罪过。
就连坦皮纳（其著作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在国内快速西化的奥斯曼文化废墟中之意义何在，让我们知道，到头来，人民本身由于无知与绝望，终于切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也承认，看见一栋古老的木造别墅焚为平地是一种乐趣，在五城记的伊斯坦布尔章节中，他和戈蒂耶一样，拿自己与暴君尼禄相比。奇怪的是，就在几页之前，坦皮纳还苦闷地写道:“一栋接着一栋，眼前的杰作有如浇了水的岩盐快速熔化，直到仅剩下一堆堆灰烬与泥土。”
坦皮纳在1950年代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居住在“鸡不飞胡同”——我数苏维埃战舰时就住在同一条街。他从这里看着大火烧毁萨比哈公主的滨海宫殿，以及曾经是奥斯曼议会、后成为他曾任教的美术学院的木造建筑。大火熊熊燃烧一个小时，随着每一次爆炸抛射出阵雨般的碎火花“从喷发的火焰和缕缕烟柱，可知道审判日已然来临”或许觉得需要调和奇观所提供的快乐，以及眼见马哈茂德二世时代的美丽建筑与其宝贵收藏（包括建筑师艾尔登\[sedadhakkeldem\]的奥斯曼古迹档案与详细规划，据说是当时最好的）付之一炬而感受的绝望，他继续说明奥斯曼帕夏们也从观赏世纪大火中享受过类似的乐趣。坦皮纳带着怪异的内疚感如此告诉我们，听见某人高喊“失火！”他们便跳上自己的马车，赶往现场；而后他继续列出他们随身携带的御寒工具：毛毯、皮毯以及——万一大火将持续一段时间——用来煮咖啡、热食物的炉子和锅子。
跑去看伊斯坦布尔古建筑失火的人不只帕夏、打劫者和儿童，西方旅人同样很想观看并描述这些大火。其中一位作家是戈蒂耶，他在1852年在此待过两个月，期间目睹五场火灾，曾如痴如醉地描述其细节。（得知消息时，他正坐在贝尤鲁墓园写诗。）如果说他喜欢夜晚发生的火灾，那是因为看得比较清楚。他把金角湾某油漆工厂喷发的彩色火焰形容为“奇绝”他以画家的眼睛用心注意细节、海上船只晃动的影子、裂开的桁粱、一波波围观的群众、熊熊燃烧的木房子。之后他去了仍在闷烧的现场，看见数百户人家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他们在两天内以抢救出来的地毯、床垫、枕头、锅碗瓢盆搭盖他们的避难所。得知他们把自己的不幸视为“命中注定”他觉得又一次发现了土耳其回教徒的古怪习俗。
尽管奥斯曼的五百年统治期间火灾频仍，特别在19世纪期间，人们才开始对火灾有所准备。住在伊斯坦布尔狭窄巷弄木屋里的居民认为火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是除了面对之外别无选择的冷酷事实。即使奥斯曼帝国未曾瓦解，20世纪初年摧毁城市的大火——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整个街坊四邻、大片城区，使数万人无家可归、陷于无助、一文不名——也照样会拖垮这座城市，没剩下多少东西让我们追怀昔日的光荣。
但是对我们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见城里最后一批“雅骊”、宅邸、破木屋彻底焚毁的人而言，我们从中取得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与目睹盛况而为之激动的奥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见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
在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每当博斯普鲁斯的某栋“雅骊”着火，四周便立即被群众包围，想看个仔细的人还划船或搭汽艇从海上观看。我的友人们和我马上互通电话，跳上车，一同前往欸米甘之类的地方，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转开录音座（最时髦的消费热潮）听美国“清水合唱团”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观看从亚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
我们讲故事，说从前老木屋梁上的钉子炽热地喷向亚洲的空中，飞越博斯普鲁斯，引燃欧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们也谈论最新的恋情，交换政治八卦和足球消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轮经过着火的房屋前，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更不用说去数它——用不着这么做，灾难已然发生。当大火烧到极致，损害程度清楚可见的时候，我们静默不语，我猜，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前方潜在的一场特殊的秘密灾难。
对新灾难的恐惧，每个伊斯坦布尔居民都知道的一场即将从博斯普鲁斯来的灾难，对这新灾难的恐惧，我在床上的时候老是挥之不去。凌晨时分，船笛声打断我的睡梦。若响起第二声——长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复回响——我便知道海峡出现了浓雾。在浓雾之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阴郁的号角声，从博斯普鲁斯通向马尔马拉海的阿赫尔卡皮灯塔传来。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艘巨轮在变幻莫测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画面。
这艘船在哪个国家注册，体积多大，船上载什么货物？有多少人跟驾驶员待在船桥上，他们为何忧心如焚？他们是否卷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个黑影从雾中朝他们而来？他们是否偏离航道，要是这样，他们会不会鸣笛警告附近船只？在睡梦中辗转反侧的伊斯坦布尔人听见船笛声时，他们对船上人员的同情以及对灾难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在博斯普鲁斯出了差错的噩梦。在暴风雨天，母亲总会说：“愿神保佑这种天气出海的人！”另一方面，对半夜醒过来的人来说，一场遥远而无法影响个人生活的灾难就是一剂良药。半夜醒过来的伊斯坦布尔居民，多半也是数着船笛声再度入睡。或许在梦中，他们想像自己搭船穿越浓雾，航向灾难的边缘。
无论梦见什么，隔天早上醒来，他们多半不记得半夜听见的船笛声——就像一切的噩梦，这些都会消失不见。只有小孩和孩子气的大人记得这类事情。而后，在某个平常的日子，当你在糕饼店排队等候或吃着午饭时，这样一个人回过身来说：
“昨晚雾角声把我从梦中唤醒了。”
那时我才知道，博斯普鲁斯山丘上的许许多多居民在浓雾之夜被相同的梦唤醒。
还有其他事萦绕在住岸边的我们这些人心头，它与另一种事故息息相关，和油轮大火一样不可磨灭。某晚，浓雾使前方的能见度不及十公尺——确切地说，是在1963年9月4日清晨4点——一艘五千五百吨的苏联货轮运送武器前往古巴途中，冲进黑暗中的巴提里曼两米远，压倒两栋木造“雅骊”造成三人死亡。
“我们被可怕的声音惊醒，以为‘雅骊’遭闪电击中——房子劈成了两半。我们运气好，才幸免于难。我们振作起来，到三楼的客厅，发现自己跟巨大的油轮正面相对。”
报上以油轮闯入客厅的照片补充幸存者的叙述：墙上挂的相片是他们的帕夏祖父，碗橱上放了一盆葡萄。由于房间去了一大半，地毯如窗帘般披垂下来，在风中飘扬。在碗橱、餐桌、加框字画和翻倒的长椅之间，是死亡油轮的船头。这些照片引人入胜且怵目惊心之处，在于被油轮带入死亡与毁灭的房间当中摆设的家具：椅子、碗橱、屏风、餐桌与沙发，都和我们家的客厅一模一样。我读着四十年前关于订婚不久的美丽中学生的报道——她在事故发生前一晚跟死里逃生的人说什么话，在瓦砾堆中发现她尸体的街坊青年如何地悲伤——想起连续好几天，伊斯坦布尔的每个人都只谈论这件事。
当时城里仅有一百万人口，口耳相传的同时，我们给博斯普鲁斯的灾难讲述的故事也随之加码。我跟大家说我正在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意外发现，当话题转到博斯普鲁斯多年前的灾难时，他们的话语中总带有某种渴望——即使热泪盈眶，他们却仿佛在追述最快乐的回忆，有些人还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最爱选入书中。
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必须报道1966年7月，一艘载送“土德友好协会”成员的摩托艇，和一艘运木船在叶尼廓伊和贝廓兹之间相撞，接着——唉，三个人栽进博斯普鲁斯幽暗的海水中身亡。
还有人要我说说我的一位熟识朋友，有个夜晚正巧在他的“雅骊”阳台上，以他惯常的认命态度数船，此时，一艘渔船就在他眼前撞上罗马尼亚油轮“普洛耶什蒂”断成两截。
至于近年发生的灾难，罗马尼亚油轮（“独立号”）在海达巴沙（这座亚洲城市的火车站）前方撞上另一艘船（名叫“遇雅丽”的希腊货轮），漏出的油着了火，满载石油的油轮爆炸，巨大的爆炸声足以惊醒睡梦中的我们——我答应过不删除这一节。我有充分理由不删除它——我们住的地方虽距事故现场几公里远，附近住家的窗户却有半数被爆炸声震得粉碎，街上堆积的碎玻璃深及膝部。
还有另一艘载运绵羊的船：1991年11月15日，一艘名叫“拉布聂”的黎巴嫩运畜轮，载送在罗马尼亚上船的两万多只绵羊，撞上菲律宾注册、从新奥尔良运送小麦前往苏联的货轮“丽莉圣母”之后，大部分的羊随船沉没。据报道，有几只羊跳船游上岸，恰好在附近茶馆看报喝咖啡的几个人救起它们，但其余两万只倒霉的绵羊，还在等人把它们从水底深处拉出来。这次撞船事件就发生在法蒂赫桥（博斯普鲁斯的第二座桥）下，或许我该提一下，伊斯坦布尔人自杀的时候喜欢挑的不是这座桥，而是第一座桥。写这本书时，我花了不少时间查资料，阅读我小时候读的报纸，在我出生前后发刊的一份报纸中，我发现许多文章都报道另一种自杀形式，说是比从博斯普鲁斯的一座桥跳下去更受欢迎。例如：
一辆经过鲁梅利堡垒的车子冲入海中。昨日（1952年5月24日）漫长的搜寻行动未能找到车子或车上的人。车子冲入海中时，据说驾驶员打开车门喊“救命！”但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把车门关上，随着车子跃入海中。有人认为，海流可能把车子从岸边推开，推入海水深处。
这儿有另一篇四十五年后的文章，1997年11月3日：
从婚礼返家途中，他顺便去祭拜泰利巴巴神。车上载了九人，因酒醉驾车而失控，驶进塔拉布亚湾，冲入海里。这次事故死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几年来有这么多车子冲入博斯普鲁斯，结局却始终相同：车上的人被“派”往海底深处，一去不复返。我不仅听人说，也不仅在报上读到：我曾亲眼目睹几个人沉下去！无论车上坐的是谁——尖声吵嚷的孩子、一对吵架的恋人、一群讨人厌的醉汉、赶回家的丈夫、一个在黑暗中看不见的老人、停在码头跟朋友喝完茶后打一挡而没拉倒车挡的困倦司机、前任财政局长瑟菲克与他的漂亮秘书、数着船通过博斯普鲁斯的巡警、擅自开厂车载家人出游的新手司机、碰巧某个远亲相熟的丝袜制造商、穿一模一样雨衣的父子、贝尤鲁的流氓和他的情人、初次看见博斯普鲁斯桥的孔亚家庭——车子冲入水中时，绝不像石头般往下沉，而是摇摆一会儿，几乎像栖息在水面上。也许在天光下，或者惟一的光线来自附近酒馆，当博斯普鲁斯岸上活着的人看着即将被吞噬的人脸上的表情时，他们看见某种心照不宣的恐惧。不一会儿，车子慢慢沉入深沉幽暗的急流中。
我该提醒读者们，车子一旦开始下沉，车门就不可能打开，因为海水的加压力太强大。当时冲入博斯普鲁斯的车子相当多，一位细心周到的记者想提醒读者这一情况，于是做了一件相当聪明的事——他发表了一篇求生指引，并配上精美插图：
如何从掉入博斯普鲁斯的车里逃生一、勿惊慌。关上车窗，等车子灌满水。确定车门未上锁。并确保每位乘客待在原处不动。
二、车子若继续沉入博斯普鲁斯深处，拉手刹车。
三、车子差不多灌满水时，最后吸一口介于海水与车顶之间的最后一层空气，慢慢打开车门，不慌不忙地离开车子。
我禁不住要加上第四点：在神的帮助下，愿手刹车没夹住你的雨衣。假使你会游泳，找到通往海面的路，你会发现博斯普鲁斯尽管忧伤，却十分美丽，不亚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