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贫困和历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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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
电来了，卡看到塞尔达尔先生的额头上因为生气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们分手以后，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错误信息。”塞尔达尔先生说。
“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哪里？”卡问道。
“警察当然会跟踪您。”这位报业人士说。“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有时也通过无线电设备听警察们的通话。我们报纸新闻的百分之九十是由市政府和警察局提供的。安全部门很清楚，您向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和贫困；年轻女子们为什么要自杀。”
关于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个问题，卡听到了很多解释：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贸易额减少了；海关口岸也关闭了；70年代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城市，富人们遭到恐吓和劫持；稍有些积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记了卡尔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
“我决定还是把事实真相跟您说了吧。”塞尔达尔先生说。
机智和乐观告别卡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现在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里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国一直困扰自己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卡总是回避问题的阴暗面。现在卡心中有着对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过去我们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塞尔达尔先生说，像是在道出什么秘密似的。“但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自称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泰雷凯梅人。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凯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属一家。库尔德人，我们认为是一个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库尔德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在这里的本地居民，也从不骄傲地称‘我是本地人’。这里还有土库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时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德国人，什么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属于什么民族为傲。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里温和巴库的电台散布的，他们想让土耳其四分五裂。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穷，民族自豪感却越来越强。”
塞尔达尔先生看到卡听得认真又换了个话题。“宗教分子们挨家挨户地转，成群结队地到你家里来做客，给妇女们带去厨具、锅、榨汁机、一盒盒香皂、一袋袋洗衣粉和麦子，在贫困的街区他们马上得到了好感，女人和女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近感；他们用别针在小孩的肩头别上金色的布带。他们到处宣传，把你们的票投给真主的党——繁荣党；他们说，现在我们面临的贫困和不幸都是因为偏离了真主的道路。男宗教徒给男人们，女宗教徒给女人们作宣传。他们得到了那些遭受挫折、愤怒的失业者们的支持，得到了那些整日等米下锅、为吃饭而发愁的失业者妻子们的支持，然后他们许诺，只要投他们的票以后还会得到新的礼物。他们赢得的不只是那些毫无尊严的最贫困的人和失业者们的尊敬，也有那些每日只以一碗热汤充饥的大学生、工人、甚至小贩们的敬意，因为这些人更勤劳、更正直、更谦虚。”
边境城市报的主人告诉卡，被刺的原市长触犯众怒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想取消“不现代”的四轮马车（这个计划只不过因他遇刺而半途而废了），实际上是他的受贿和营私舞弊。可是，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主张共和主义的政党，却因为家族血仇、种族歧视、民族主义等原因而分裂，他们之间还进行毁灭性的竞争，以至于无法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市长候选人。“只有一位候选人的人品值得信赖，他属于真主的党，就是你住的那家旅馆的主人吐尔古特先生的女儿伊珂女士的前夫穆赫塔尔先生。这人有些没脑子，但他却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在这里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这次选举获胜的将是真主的党。”
雪下得更紧了，这使卡再次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恐惧，他害怕伊斯坦布尔那个他成长的环境就要消失，害怕土耳其西化的生活也将不复存在。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看到童年时代的那些街道已经毁坏，世纪初遗留下来的古老而又雅致的楼房也坍塌了，童年时代的树也因干枯而被砍掉，影院十年前就关闭了，改建成了一排排又窄又暗的服装店铺。这不仅意味着童年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也意味着卡重回伊斯坦布尔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卡还想到，如果宗教极端分子在土耳其掌权，妹妹以后不戴头巾就不能出门了。卡望着边境城市报的霓虹灯下仿佛童话故事里一般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慢慢飘落，幻想着和伊珂一起回到法兰克福，幻想着他们一起在卡夫霍夫卖女鞋的二楼购物。卡就是在那里买了现在紧裹在身上的这件灰色大衣。
“这就是想把土耳其的一切都变得和伊朗一样的国际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
“自杀的年轻女子们也是因为这吗？”卡问道。
“可惜，据我们所知她们很多人是受骗了，但是我们害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引起更多的自杀，出于责任我们没有把事实写出来。有人说著名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神蓝’就在我们这座城市，而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给戴包头巾的和想要自杀的女子出主意。”
“伊斯兰教徒不是反对自杀吗？”
塞尔达尔先生没有回答。印刷机停了，屋里陷入一片沉寂，卡欣赏着外面令人难以置信的落雪，想到一会儿要和伊珂见面，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也为卡尔斯的问题而苦恼着。但现在，卡只想着伊珂，想做好准备和她在糕饼店见面，因为现在已经一点二十了。
塞尔达尔先生大块头的大儿子，把新印好的报纸的第一页像特意准备好的礼物一样，摊开在卡的面前。多年来卡养成了在文学杂志上找自己名字的习惯，很快，他就在报纸的边角上发现了一则新闻。
著名的诗人卡（ka）在卡尔斯
全土耳其都熟知的诗人卡（ka）昨日来到了我们这个边境城市。年轻诗人的作品烟灰和橘子和晚报曾荣获贝赫切特？内加特吉奖，受到国内读者的一致好评，此次诗人以共和国报记者的身份来观察即将进行的选举。诗人卡（ka）在德国法兰克福生活多年，对西方诗歌颇有研究。
“我的名字拼错了，”卡说“字母a应该小写。”他刚说完就后悔了。“还不错，”他带有一分歉意地说。
“很抱歉，我们对您的名字也不是很确定，为此还找过您，”塞尔达尔先生说。“我的孩子，看到了吧，你们把诗人的名字排错了。”他用一种毫不慌乱的语气教训着他的两个儿子。卡看得出这种错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现在马上改过来”
“算了，没关系。”卡说。这时他看到最长的一则新闻的最后一行中自己的名字没被排错。
民族剧院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胜利之夜
土耳其著名的苏纳伊？扎伊姆剧组昨夜在民族剧院的演出获得极大的关注。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创作以其民粹主义、阿塔图尔克主义和启蒙主义倾向而著称。晚会持续到半夜，演出不时被观众的欢呼和掌声打断，副市长、市长代表和卡尔斯的其他重要人物观看了演出。卡尔斯人对这样的一次艺术盛会期盼已久，人们既可以在热闹的民族剧院观看演出，也可以在家里观看。因为，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成立两年来首次进行了现场直播，把这一精彩的演出即时地展现给卡尔斯人。就这样，边境卡尔斯电视台首次在录影棚之外进行了现场直播。因为目前还没有转播车，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所在的哈立特帕夏街到相隔两条街的民族剧院摄影棚铺设了电缆。为了避免冻坏电缆，热心的卡尔斯市民让电缆从自己家里通过。（比如牙医法德尔先生家，让电缆从前面阳台的窗户进来，从后花园出去。）卡尔斯人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再使用现场直播这种方式。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负责人指出，通过这次录影棚外的现场直播，卡尔斯所有的企业都已经在电视台做了广告。此次演出使整个卡尔斯欣赏到了反映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剧作、西方启蒙主义时期一些著名剧作的片断、讥讽侵蚀我们文化的广告的小品、著名的守门员伍拉尔的轶事和反映爱国主义、颂扬阿塔图尔克的诗歌。来我市访问的著名诗人卡（ka）还亲自朗诵了他的最新作品雪。除此之外，大家还欣赏了由共和国初期最著名的具有启蒙性质的剧作祖国还是长袍改编而成的舞台剧祖国还是头巾。
“我没有写名字叫‘雪’的诗，晚上我也不准备去剧院。您这条新闻就不准确了。”
“您别说得那么肯定。有些人瞧不起我们，认为事情还没发生新闻就写好了，这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占卜，但后来他们却看到事情完完全全是按照我们写的那样在发展，他们又感到那么不可思议。很多事情正是因为我们事先写了才发生了。现代的报业应该这样才对。您可别剥夺我们在卡尔斯现代化的权力啊，您不会让我们伤心吧，我肯定您一定会先写一首名为‘雪’的诗，并且一定会来剧院朗诵的。”
报上还有其他一些新闻，如关于竞选集会的通知，从埃尔祖鲁姆来的疫苗开始给高中生注射，市政府推迟两个月收缴水费给卡尔斯人提供了便利，等等。在这些新闻中卡发现了一则先前没注意到的新闻。
大雪切断了交通
持续两天的大雪使我市与外界的交通完全中断了。继昨日通往阿尔达汉的公路封闭后，今天通往萨勒卡莫什的公路也开始禁止通行。一些路段因积雪和结冰不能通行，驶往埃尔祖鲁姆的耶尔玛兹公司的长途车不得不中途返回。据气象部门通报，未来三天内本地将持续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和大雪的影响。卡尔斯，同以往的冬天一样，三天内完全要靠自给自足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整理自己的机会。
卡站起身正要走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抢身挡在了门口，让卡听完他最后要说的几句话。
“不知道吐尔古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们会跟您说些什么！”他说。“我常登门拜访他们，他们是真诚的人，但您别忘了：伊珂女士的前夫是宗教政党竞选市长的候选人。大家都知道随她父亲来这里读书的妹妹卡迪菲是主张戴包头巾的女孩子中最为极端的。她们的父亲则是原共产党！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他四年前为什么在卡尔斯最糟糕的日子里选择来到了这里。”
尽管突然听到这么多使自己不安的事情，但卡一点声色都不动。
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
电来了，卡看到塞尔达尔先生的额头上因为生气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们分手以后，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错误信息。”塞尔达尔先生说。
“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哪里？”卡问道。
“警察当然会跟踪您。”这位报业人士说。“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有时也通过无线电设备听警察们的通话。我们报纸新闻的百分之九十是由市政府和警察局提供的。安全部门很清楚，您向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和贫困；年轻女子们为什么要自杀。”
关于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个问题，卡听到了很多解释：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贸易额减少了；海关口岸也关闭了；70年代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城市，富人们遭到恐吓和劫持；稍有些积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记了卡尔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
“我决定还是把事实真相跟您说了吧。”塞尔达尔先生说。
机智和乐观告别卡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现在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里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国一直困扰自己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卡总是回避问题的阴暗面。现在卡心中有着对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过去我们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塞尔达尔先生说，像是在道出什么秘密似的。“但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自称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泰雷凯梅人。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凯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属一家。库尔德人，我们认为是一个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库尔德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在这里的本地居民，也从不骄傲地称‘我是本地人’。这里还有土库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时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德国人，什么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属于什么民族为傲。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里温和巴库的电台散布的，他们想让土耳其四分五裂。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穷，民族自豪感却越来越强。”
塞尔达尔先生看到卡听得认真又换了个话题。“宗教分子们挨家挨户地转，成群结队地到你家里来做客，给妇女们带去厨具、锅、榨汁机、一盒盒香皂、一袋袋洗衣粉和麦子，在贫困的街区他们马上得到了好感，女人和女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近感；他们用别针在小孩的肩头别上金色的布带。他们到处宣传，把你们的票投给真主的党——繁荣党；他们说，现在我们面临的贫困和不幸都是因为偏离了真主的道路。男宗教徒给男人们，女宗教徒给女人们作宣传。他们得到了那些遭受挫折、愤怒的失业者们的支持，得到了那些整日等米下锅、为吃饭而发愁的失业者妻子们的支持，然后他们许诺，只要投他们的票以后还会得到新的礼物。他们赢得的不只是那些毫无尊严的最贫困的人和失业者们的尊敬，也有那些每日只以一碗热汤充饥的大学生、工人、甚至小贩们的敬意，因为这些人更勤劳、更正直、更谦虚。”
边境城市报的主人告诉卡，被刺的原市长触犯众怒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想取消“不现代”的四轮马车（这个计划只不过因他遇刺而半途而废了），实际上是他的受贿和营私舞弊。可是，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主张共和主义的政党，却因为家族血仇、种族歧视、民族主义等原因而分裂，他们之间还进行毁灭性的竞争，以至于无法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市长候选人。“只有一位候选人的人品值得信赖，他属于真主的党，就是你住的那家旅馆的主人吐尔古特先生的女儿伊珂女士的前夫穆赫塔尔先生。这人有些没脑子，但他却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在这里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这次选举获胜的将是真主的党。”
雪下得更紧了，这使卡再次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恐惧，他害怕伊斯坦布尔那个他成长的环境就要消失，害怕土耳其西化的生活也将不复存在。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看到童年时代的那些街道已经毁坏，世纪初遗留下来的古老而又雅致的楼房也坍塌了，童年时代的树也因干枯而被砍掉，影院十年前就关闭了，改建成了一排排又窄又暗的服装店铺。这不仅意味着童年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也意味着卡重回伊斯坦布尔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卡还想到，如果宗教极端分子在土耳其掌权，妹妹以后不戴头巾就不能出门了。卡望着边境城市报的霓虹灯下仿佛童话故事里一般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慢慢飘落，幻想着和伊珂一起回到法兰克福，幻想着他们一起在卡夫霍夫卖女鞋的二楼购物。卡就是在那里买了现在紧裹在身上的这件灰色大衣。
“这就是想把土耳其的一切都变得和伊朗一样的国际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
“自杀的年轻女子们也是因为这吗？”卡问道。
“可惜，据我们所知她们很多人是受骗了，但是我们害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引起更多的自杀，出于责任我们没有把事实写出来。有人说著名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神蓝’就在我们这座城市，而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给戴包头巾的和想要自杀的女子出主意。”
“伊斯兰教徒不是反对自杀吗？”
塞尔达尔先生没有回答。印刷机停了，屋里陷入一片沉寂，卡欣赏着外面令人难以置信的落雪，想到一会儿要和伊珂见面，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也为卡尔斯的问题而苦恼着。但现在，卡只想着伊珂，想做好准备和她在糕饼店见面，因为现在已经一点二十了。
塞尔达尔先生大块头的大儿子，把新印好的报纸的第一页像特意准备好的礼物一样，摊开在卡的面前。多年来卡养成了在文学杂志上找自己名字的习惯，很快，他就在报纸的边角上发现了一则新闻。
著名的诗人卡（ka）在卡尔斯
全土耳其都熟知的诗人卡（ka）昨日来到了我们这个边境城市。年轻诗人的作品烟灰和橘子和晚报曾荣获贝赫切特？内加特吉奖，受到国内读者的一致好评，此次诗人以共和国报记者的身份来观察即将进行的选举。诗人卡（ka）在德国法兰克福生活多年，对西方诗歌颇有研究。
“我的名字拼错了，”卡说“字母a应该小写。”他刚说完就后悔了。“还不错，”他带有一分歉意地说。
“很抱歉，我们对您的名字也不是很确定，为此还找过您，”塞尔达尔先生说。“我的孩子，看到了吧，你们把诗人的名字排错了。”他用一种毫不慌乱的语气教训着他的两个儿子。卡看得出这种错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现在马上改过来”
“算了，没关系。”卡说。这时他看到最长的一则新闻的最后一行中自己的名字没被排错。
民族剧院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胜利之夜
土耳其著名的苏纳伊？扎伊姆剧组昨夜在民族剧院的演出获得极大的关注。苏纳伊？扎伊姆剧组的创作以其民粹主义、阿塔图尔克主义和启蒙主义倾向而著称。晚会持续到半夜，演出不时被观众的欢呼和掌声打断，副市长、市长代表和卡尔斯的其他重要人物观看了演出。卡尔斯人对这样的一次艺术盛会期盼已久，人们既可以在热闹的民族剧院观看演出，也可以在家里观看。因为，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成立两年来首次进行了现场直播，把这一精彩的演出即时地展现给卡尔斯人。就这样，边境卡尔斯电视台首次在录影棚之外进行了现场直播。因为目前还没有转播车，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所在的哈立特帕夏街到相隔两条街的民族剧院摄影棚铺设了电缆。为了避免冻坏电缆，热心的卡尔斯市民让电缆从自己家里通过。（比如牙医法德尔先生家，让电缆从前面阳台的窗户进来，从后花园出去。）卡尔斯人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再使用现场直播这种方式。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负责人指出，通过这次录影棚外的现场直播，卡尔斯所有的企业都已经在电视台做了广告。此次演出使整个卡尔斯欣赏到了反映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剧作、西方启蒙主义时期一些著名剧作的片断、讥讽侵蚀我们文化的广告的小品、著名的守门员伍拉尔的轶事和反映爱国主义、颂扬阿塔图尔克的诗歌。来我市访问的著名诗人卡（ka）还亲自朗诵了他的最新作品雪。除此之外，大家还欣赏了由共和国初期最著名的具有启蒙性质的剧作祖国还是长袍改编而成的舞台剧祖国还是头巾。
“我没有写名字叫‘雪’的诗，晚上我也不准备去剧院。您这条新闻就不准确了。”
“您别说得那么肯定。有些人瞧不起我们，认为事情还没发生新闻就写好了，这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占卜，但后来他们却看到事情完完全全是按照我们写的那样在发展，他们又感到那么不可思议。很多事情正是因为我们事先写了才发生了。现代的报业应该这样才对。您可别剥夺我们在卡尔斯现代化的权力啊，您不会让我们伤心吧，我肯定您一定会先写一首名为‘雪’的诗，并且一定会来剧院朗诵的。”
报上还有其他一些新闻，如关于竞选集会的通知，从埃尔祖鲁姆来的疫苗开始给高中生注射，市政府推迟两个月收缴水费给卡尔斯人提供了便利，等等。在这些新闻中卡发现了一则先前没注意到的新闻。
大雪切断了交通
持续两天的大雪使我市与外界的交通完全中断了。继昨日通往阿尔达汉的公路封闭后，今天通往萨勒卡莫什的公路也开始禁止通行。一些路段因积雪和结冰不能通行，驶往埃尔祖鲁姆的耶尔玛兹公司的长途车不得不中途返回。据气象部门通报，未来三天内本地将持续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和大雪的影响。卡尔斯，同以往的冬天一样，三天内完全要靠自给自足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整理自己的机会。
卡站起身正要走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抢身挡在了门口，让卡听完他最后要说的几句话。
“不知道吐尔古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们会跟您说些什么！”他说。“我常登门拜访他们，他们是真诚的人，但您别忘了：伊珂女士的前夫是宗教政党竞选市长的候选人。大家都知道随她父亲来这里读书的妹妹卡迪菲是主张戴包头巾的女孩子中最为极端的。她们的父亲则是原共产党！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他四年前为什么在卡尔斯最糟糕的日子里选择来到了这里。”
尽管突然听到这么多使自己不安的事情，但卡一点声色都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