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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的时候，袁昌秀就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能干姑娘。屋里屋外，坡上田头，不论是薅草、栽种、背肥、挑担，还是洗涮、绣花、编结、缝纫，她都能做出一手巧活。这些还不算稀奇，由于袁明新大伯的教导有方，她上山能识鸟音，下河能识鱼性，到了林子里，还会寻觅草药、辨识兽踪、观察煤脉。更叫人惊奇的是，在窑场上她能打出一手好砖，做出一筒好瓦。随便在竹林里砍回两根竹子来，她能编出一只精巧美观的细篾提篮，上面有花纹，用桐油涂过，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慕蓉支床头搁着一只这样的提篮，就是她和小慕相处得好，特意编来送她的。
现在袁昌秀二十岁，就成为韩家寨团转十来里路远近闻名的俊姑娘了。她的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一张黑油油亮光光的脸盘，爱微笑的两片嘴唇，总是挺逗人地撅起来。山寨上的老习惯，一个俊姑娘长到二十岁上，好事的人儿就会主动上门了。打听她相了对象没有，打听父母对幺女儿的婚姻有什么想法，打听姑娘愿到哪个地方去，打听她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是能弄点文墨的呢，还是干活实在、勤快的年轻人。
爱喝点酒的袁明新大伯，心地是好的，只要酒上了脸，他满脸都荡开了笑容，什么话儿都好说，不论对方说什么，他总是点着头，嘿嘿嗬嗬地一阵笑，回答人家：
“嘿嘿，好说好说，什么样的人儿都好说。你们没得见吗？我这个脾气好说话。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儿的子孙打洞洞。我那幺女儿，和我是一个脾性呀！好说，好说！”
袁昌秀的阿妈，一个脸容慈祥、行动缓慢的老伯妈，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老实人，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过话儿。看到是来打听幺女儿的，她像好些善心肠的老人一样，一概表示欢迎，但却做不了主：
“你们晓得，现在这年月，不是我们年轻时候那年月了，我年轻的时候，嫁给这个老糊涂，硬是见也没得见过面。说实在的，我真生怕他是个子、麻子。嗨，出嫁的半路上，还险些遭土匪抢去呢，说起来真怕人！现在哪有这种事儿，现在第一得称我那幺女儿的心。凡是昌秀喜欢的，我都喜欢。”
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久而久之，人们看出来了，在这个三口之家里，说了算话的，不是名义上是户主的袁明新，也不是主持家务的老伯妈，而是这个年轻轻的心灵手巧的俊姑娘袁昌秀。
这就难办了，有哪一个人，敢于当着一个未出嫁姑娘的面，打听她准备嫁个什么人呢？
山寨上，四旧的风俗，差不多都破了。但在人们心理上，还有一些旧风习难于破掉。比如说，过去的规矩，未出嫁的姑娘，任何人都不能主动向她打听嫁个什么人之类的事儿，谁要开了口，谁就是犯了众怒。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旧风气，但是大伙儿内心深处，还是不由自主地尊崇着它。
由于这样，二十岁的袁昌秀，既没和城镇上的年轻小伙子有什么联系，也没和远近村寨的青年社员搭上桥。这也省了她好多烦恼和不安。大姐姐出嫁早，现在已是三四个娃娃的母亲了，心思全在自己的家庭上，两三年才有机会来看一次母亲。二哥在县里物资局工作，讨了个婆娘是县城里的人，也有了孩子，很少到韩家寨来。袁昌秀懂点事了，从二嫂子的言语行动中，她看得出，二嫂看不起这个处在山旮旯里的婆家。三哥前三年参军在部队上，一两个月写回一封信来。屋头只有昌秀一个人，里里外外，也离不开她。昌秀根本还没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样一个家庭，三个劳动力都是勤快人，在韩家寨是中上等人家了，袁昌秀也不愿随随便便地离开温暖的家庭。
二十岁上，她不但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粮食大权，也掌管着全家的“外交”和政治大权。她的态度，也是一家三口人的态度。不过她一点也不专横，一点也不逞强，父母的话儿她都听，重一点的活儿她都争着干，在每个社员都能尽一份民主权利的群众大会上，代表她家说话的，总是袁明新大伯，她从来不出头露脸争这个光彩。在韩家寨男女老少的眼里，袁昌秀是个勤快、孝顺的好姑娘。
袁明新大伯在窑场、煤场上干活，回来迟了，昌秀总是带上一个电筒去接他。今天晚饭之后的那阵雨，来得太突然，正吃完饭捧着一根三尺长的叶子烟杆过烟瘾的袁明新大伯“呼”地一下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大声叫着：
“拐了拐了，今天这阵雨要害老子了！”
说着，他笨手笨脚地披上蓑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赶，边赶边在嘴巴头惊风扯火地叫着：
“我的那些砖瓦啊，要遭这阵雨冲成一摊烂泥浆浆啰！造孽得很啊。”
不等他走到院坝里，袁昌秀就从里屋跑出来，拉住父亲的蓑衣说：
“爹，我去！”
“你干不了那事！”袁明新头也不回地说。
袁昌秀笑着说：“不就是给砖瓦盖上草帘子嘛！我手脚比你还利索些！”
不等爹回答，她扯下爹的蓑衣，戴上一顶麦草帽，亮着电筒，冲出了院坝。
袁明新收住了脚，粗糙的手摸着下巴，咧开嘴，满意地“嘿嘿嘿”笑开了。他知道幺女儿能干这件事，刚才那么说，只是跟女儿客气客气罢了。
袁昌秀冒着风雨，冲到寨子外砖窑旁边的砖瓦场地上，爹白天做的砖瓦，都搁置在露天。这几天，一连几个大太阳，袁明新想把做的砖瓦一口气晒干，等下一窑砖窑装窑时，就能装进去了。没料到凭空来了这一场雨，要是不及时把砖瓦盖上，只一会儿工夫，就会把这些砖瓦的泥坯通通砸成烂泥巴。
袁昌秀跑进茅棚子，把预先编织好的一个个草帘子抱出来，遮盖在砖瓦上面。她一会儿冲进茅棚子，一会儿在砖瓦边铺遮，紧张得不亦乐乎。
等她把爹这几天里做的砖瓦全部遮盖好，这阵雨正下得欢。袁昌秀决定在茅棚子里躲过这一阵雨，再回寨子去。
风吹着草帘子“呼呼”响，雨点子打在砖瓦场捶结实的黄泥巴平地上“嗒嗒”响。袁昌秀站在茅草棚子里，亮着电筒，顺手把爹的瓦筒布理好，又把杂乱的谷草束好，堆成一个可以歇气、抽烟的坐垫。姑娘可细心哩，她心里说，爹做砖瓦做累了，点燃烟，走进这儿来，就能休息一阵，也比坐在泥地上落心、舒适一点嘛！
离茅草棚子不远的砖窑里，这一窑砖正闭窑。缕缕白色的烟气，在风雨之中，袅袅地横飘过去，消散开来，慢慢地升腾上去。
雨势猛，雨点子大，下过一阵，乌云散开，雨便渐渐下小了。
袁昌秀戴上麦草帽，扯了扯蓑衣，亮起电筒，踏着泥泞的田埂路，走回山寨去。
田埂两旁的青草上挂满了雨珠子，撩拨着昌秀的裤管，一会儿便把两条裤管打得湿漉漉的。
走进了韩家寨，昌秀熄了电筒，踏着青岗石铺成的寨路往前走。二十年来，对韩家寨上的每一级石阶、每一条寨路的宽窄高低，昌秀都熟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不用亮，完全能走。
走到拐弯处，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几支电筒朝坝墙、树梢、院坝乱晃着，脚步声踏得很重。昌秀一听声音，就晓得是那一帮上海知识青年，他们都在用上海话讲着一件什么事，声音大得能把睡着的人吵醒过来。昌秀刚要叫住他们，请他们嗓门放小些，几句对话陡然灌进了她的耳朵：
“今朝是白走一趟，脚也走酸了！”这是莫晓晨的声音。
郑钦世的声调里露出明显的自我嘲讽：“哈哈，这是为革命嘛！哪能叫苦叫累？我们死都不怕，还怕脚走酸了？”
“脚走酸勿要紧，”沈兆强的大嗓门在说：“程旭和慕蓉支逃走了，才是大事呢！”
“笃定笃定！”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陈家勤接着讲：“慕蓉支决不会跑。程旭嘛，要逃也逃不走。”
章国兴说：“逮捕了程旭，对阿拉集体有啥好处呢？先进的牌子也靠不住了”
本来想叫住他们的袁昌秀，像被一股辣烟呛住了，嘴巴张开来，却说不出话。上海知识青年到韩家寨三年多来，袁昌秀时常和那些姑娘们接触，听她们互相之间说家乡话，有时候还取笑她们的怪声怪调，像在讲外国话一样。久而久之，尤其是和慕蓉支成了知心好友之后，图好玩的昌秀也学几句上海话。什么“阿拉”就是“我们”啰。“不来三”就是“不行”啰“阿木灵”就是“呆头呆脑”啰“今朝”就是“今天”啰昌秀还真学了不少。尽管她讲起上海话咬音很不准，可他们说的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
刚才从寨路上走过去的那帮上海知青说的话，她全听懂了！
她像莫名其妙遭了打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程旭会遭逮捕。
凭啥子逮捕他？是哪个要逮捕他？程旭他犯了什么罪？他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除了看书就是出工、育良种，莫非也要被投进监狱？
三年多来，程旭和德光大伯、袁明新成了脾味相投、互敬互爱的好朋友。由于要育良种，程旭常到袁明新大伯的屋头去，和袁昌秀也非常熟悉。德光大伯和袁明新都很器重程旭，他们不止一次在昌秀面前说过，这小伙子踏实、本分，待人诚恳，吃得起苦，是一个好青年。昌秀也从比较、鉴别中看得出，程旭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不同。一般的知识青年，和山寨上的贫下中农，关系都很融洽，客客气气的。也有相处不大好的，像沈兆强、常向玲这些人，开口闭口，叫社员都叫“阿乡”
和这些人比起来，程旭截然不同。他不是需要什么了，才去社员家里坐坐；他也不是图好玩，消磨时间，去社员屋头摆摆龙门阵；他更不是为争一个好名声，对寨邻乡亲们笑脸相迎，有求必应，拼命在各方面逞强耍能，表现自己。他是一头扎进德光大伯的事业里，泥里来、水里去，没日没夜地在研究水稻良种。衣服脏了，他顾不得洗；头发长了，他没想到去理；吃饭时间到了，他还不知道。他是专心专意地搞科学试验，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提高整个高寒山区的粮食产量。有一回，昌秀问他：
“程旭，你是上海知青，人家说，你们是南来的燕子北去的鸟，早晚都要飞的。你对育良种这么热心干啥呢？”
程旭既没有像爱表态的陈家勤那样，滔滔不绝地发一通誓死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宏论，又不像某些人那样，自我吹嘘一番，或者是假惺惺地谦虚几句，他睁大了惊愕的双眼，反问道：
“那么，德光大伯六七十岁了，身体又有病，受了那么多苦，他还那样埋头苦干，图个啥呢？”
“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呀！”昌秀故意说。
“我也是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呀！”程旭很自然地说：“小袁，你想想，有了一种抗寒、高产、不倒伏的良种，全面推广出去，那意义有多大。光我们这个县，就有几十万亩韩家寨一样的高山水田，整个地区又有多少亩？”
不用多问了，昌秀知道，程旭是真心诚意地为高山人民育种。他不是想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将来好早日抽调，才这么干；他也不是想巴结哪个人，指望人家推荐他，才这么干。他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这么干哪！
最叫昌秀心悦诚服的是程旭质朴、正直的个性。他不夸夸其谈，也不会嬉皮笑脸开玩笑，更不闹吹牛、拍马那一套东西。
袁昌秀很看不惯韩家寨大队主任姚银章，也直率地对一些知识青年讲过姚银章这个人的作风。可她奇怪的是，这个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对这个大队主任都很尊敬。不论在哪种场合遇到姚银章，知识青年们都要主动招呼他。男的要敬他一支烟，女的也要露个笑脸。不知哪个最先兴的，上海知识青年回家探亲转来，都要给姚银章家送礼。有的是送大前门香烟，有的是送上海奶糖，还有送衣料、糕点、名酒、罐头、鱼松、咸肉、火腿的厚颜无耻的姚银章，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管是用的和吃的，只要送上门来的东西，他都收。不过他也讲点人情，每个送他礼的人，都被他留下来吃一顿便饭。事后，他就对人说，他没白拿人家的东西，他也还了礼了。这是礼尚往来，没啥关系。
袁昌秀甚至惊异地发现，慕蓉支也给姚银章送礼。她不解地问：
“你为啥送他一条香烟、两包糖？”
“这”昌秀发现慕蓉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说话也口吃起来：“昌秀，我也没办法。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再说我妈妈”
“你就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袁昌秀气呼呼地责备道：“你也指望他将来送你进工厂、上大学吗？”
慕蓉支尴尬地转过了脸，呐呐地说：“谁指望他到时候，不要刁难就行了！”
“啊，你是怕他阻拦你，刁难你啊！”袁昌秀鼓起了嘴，一点也不饶人地说：“你以为他能当一辈子大队长吗？难道你不知道，受贿是可耻的行为吗？真正... -->>
十六岁的时候，袁昌秀就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能干姑娘。屋里屋外，坡上田头，不论是薅草、栽种、背肥、挑担，还是洗涮、绣花、编结、缝纫，她都能做出一手巧活。这些还不算稀奇，由于袁明新大伯的教导有方，她上山能识鸟音，下河能识鱼性，到了林子里，还会寻觅草药、辨识兽踪、观察煤脉。更叫人惊奇的是，在窑场上她能打出一手好砖，做出一筒好瓦。随便在竹林里砍回两根竹子来，她能编出一只精巧美观的细篾提篮，上面有花纹，用桐油涂过，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慕蓉支床头搁着一只这样的提篮，就是她和小慕相处得好，特意编来送她的。
现在袁昌秀二十岁，就成为韩家寨团转十来里路远近闻名的俊姑娘了。她的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一张黑油油亮光光的脸盘，爱微笑的两片嘴唇，总是挺逗人地撅起来。山寨上的老习惯，一个俊姑娘长到二十岁上，好事的人儿就会主动上门了。打听她相了对象没有，打听父母对幺女儿的婚姻有什么想法，打听姑娘愿到哪个地方去，打听她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是能弄点文墨的呢，还是干活实在、勤快的年轻人。
爱喝点酒的袁明新大伯，心地是好的，只要酒上了脸，他满脸都荡开了笑容，什么话儿都好说，不论对方说什么，他总是点着头，嘿嘿嗬嗬地一阵笑，回答人家：
“嘿嘿，好说好说，什么样的人儿都好说。你们没得见吗？我这个脾气好说话。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儿的子孙打洞洞。我那幺女儿，和我是一个脾性呀！好说，好说！”
袁昌秀的阿妈，一个脸容慈祥、行动缓慢的老伯妈，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老实人，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过话儿。看到是来打听幺女儿的，她像好些善心肠的老人一样，一概表示欢迎，但却做不了主：
“你们晓得，现在这年月，不是我们年轻时候那年月了，我年轻的时候，嫁给这个老糊涂，硬是见也没得见过面。说实在的，我真生怕他是个子、麻子。嗨，出嫁的半路上，还险些遭土匪抢去呢，说起来真怕人！现在哪有这种事儿，现在第一得称我那幺女儿的心。凡是昌秀喜欢的，我都喜欢。”
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久而久之，人们看出来了，在这个三口之家里，说了算话的，不是名义上是户主的袁明新，也不是主持家务的老伯妈，而是这个年轻轻的心灵手巧的俊姑娘袁昌秀。
这就难办了，有哪一个人，敢于当着一个未出嫁姑娘的面，打听她准备嫁个什么人呢？
山寨上，四旧的风俗，差不多都破了。但在人们心理上，还有一些旧风习难于破掉。比如说，过去的规矩，未出嫁的姑娘，任何人都不能主动向她打听嫁个什么人之类的事儿，谁要开了口，谁就是犯了众怒。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旧风气，但是大伙儿内心深处，还是不由自主地尊崇着它。
由于这样，二十岁的袁昌秀，既没和城镇上的年轻小伙子有什么联系，也没和远近村寨的青年社员搭上桥。这也省了她好多烦恼和不安。大姐姐出嫁早，现在已是三四个娃娃的母亲了，心思全在自己的家庭上，两三年才有机会来看一次母亲。二哥在县里物资局工作，讨了个婆娘是县城里的人，也有了孩子，很少到韩家寨来。袁昌秀懂点事了，从二嫂子的言语行动中，她看得出，二嫂看不起这个处在山旮旯里的婆家。三哥前三年参军在部队上，一两个月写回一封信来。屋头只有昌秀一个人，里里外外，也离不开她。昌秀根本还没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样一个家庭，三个劳动力都是勤快人，在韩家寨是中上等人家了，袁昌秀也不愿随随便便地离开温暖的家庭。
二十岁上，她不但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粮食大权，也掌管着全家的“外交”和政治大权。她的态度，也是一家三口人的态度。不过她一点也不专横，一点也不逞强，父母的话儿她都听，重一点的活儿她都争着干，在每个社员都能尽一份民主权利的群众大会上，代表她家说话的，总是袁明新大伯，她从来不出头露脸争这个光彩。在韩家寨男女老少的眼里，袁昌秀是个勤快、孝顺的好姑娘。
袁明新大伯在窑场、煤场上干活，回来迟了，昌秀总是带上一个电筒去接他。今天晚饭之后的那阵雨，来得太突然，正吃完饭捧着一根三尺长的叶子烟杆过烟瘾的袁明新大伯“呼”地一下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大声叫着：
“拐了拐了，今天这阵雨要害老子了！”
说着，他笨手笨脚地披上蓑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赶，边赶边在嘴巴头惊风扯火地叫着：
“我的那些砖瓦啊，要遭这阵雨冲成一摊烂泥浆浆啰！造孽得很啊。”
不等他走到院坝里，袁昌秀就从里屋跑出来，拉住父亲的蓑衣说：
“爹，我去！”
“你干不了那事！”袁明新头也不回地说。
袁昌秀笑着说：“不就是给砖瓦盖上草帘子嘛！我手脚比你还利索些！”
不等爹回答，她扯下爹的蓑衣，戴上一顶麦草帽，亮着电筒，冲出了院坝。
袁明新收住了脚，粗糙的手摸着下巴，咧开嘴，满意地“嘿嘿嘿”笑开了。他知道幺女儿能干这件事，刚才那么说，只是跟女儿客气客气罢了。
袁昌秀冒着风雨，冲到寨子外砖窑旁边的砖瓦场地上，爹白天做的砖瓦，都搁置在露天。这几天，一连几个大太阳，袁明新想把做的砖瓦一口气晒干，等下一窑砖窑装窑时，就能装进去了。没料到凭空来了这一场雨，要是不及时把砖瓦盖上，只一会儿工夫，就会把这些砖瓦的泥坯通通砸成烂泥巴。
袁昌秀跑进茅棚子，把预先编织好的一个个草帘子抱出来，遮盖在砖瓦上面。她一会儿冲进茅棚子，一会儿在砖瓦边铺遮，紧张得不亦乐乎。
等她把爹这几天里做的砖瓦全部遮盖好，这阵雨正下得欢。袁昌秀决定在茅棚子里躲过这一阵雨，再回寨子去。
风吹着草帘子“呼呼”响，雨点子打在砖瓦场捶结实的黄泥巴平地上“嗒嗒”响。袁昌秀站在茅草棚子里，亮着电筒，顺手把爹的瓦筒布理好，又把杂乱的谷草束好，堆成一个可以歇气、抽烟的坐垫。姑娘可细心哩，她心里说，爹做砖瓦做累了，点燃烟，走进这儿来，就能休息一阵，也比坐在泥地上落心、舒适一点嘛！
离茅草棚子不远的砖窑里，这一窑砖正闭窑。缕缕白色的烟气，在风雨之中，袅袅地横飘过去，消散开来，慢慢地升腾上去。
雨势猛，雨点子大，下过一阵，乌云散开，雨便渐渐下小了。
袁昌秀戴上麦草帽，扯了扯蓑衣，亮起电筒，踏着泥泞的田埂路，走回山寨去。
田埂两旁的青草上挂满了雨珠子，撩拨着昌秀的裤管，一会儿便把两条裤管打得湿漉漉的。
走进了韩家寨，昌秀熄了电筒，踏着青岗石铺成的寨路往前走。二十年来，对韩家寨上的每一级石阶、每一条寨路的宽窄高低，昌秀都熟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不用亮，完全能走。
走到拐弯处，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几支电筒朝坝墙、树梢、院坝乱晃着，脚步声踏得很重。昌秀一听声音，就晓得是那一帮上海知识青年，他们都在用上海话讲着一件什么事，声音大得能把睡着的人吵醒过来。昌秀刚要叫住他们，请他们嗓门放小些，几句对话陡然灌进了她的耳朵：
“今朝是白走一趟，脚也走酸了！”这是莫晓晨的声音。
郑钦世的声调里露出明显的自我嘲讽：“哈哈，这是为革命嘛！哪能叫苦叫累？我们死都不怕，还怕脚走酸了？”
“脚走酸勿要紧，”沈兆强的大嗓门在说：“程旭和慕蓉支逃走了，才是大事呢！”
“笃定笃定！”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陈家勤接着讲：“慕蓉支决不会跑。程旭嘛，要逃也逃不走。”
章国兴说：“逮捕了程旭，对阿拉集体有啥好处呢？先进的牌子也靠不住了”
本来想叫住他们的袁昌秀，像被一股辣烟呛住了，嘴巴张开来，却说不出话。上海知识青年到韩家寨三年多来，袁昌秀时常和那些姑娘们接触，听她们互相之间说家乡话，有时候还取笑她们的怪声怪调，像在讲外国话一样。久而久之，尤其是和慕蓉支成了知心好友之后，图好玩的昌秀也学几句上海话。什么“阿拉”就是“我们”啰。“不来三”就是“不行”啰“阿木灵”就是“呆头呆脑”啰“今朝”就是“今天”啰昌秀还真学了不少。尽管她讲起上海话咬音很不准，可他们说的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
刚才从寨路上走过去的那帮上海知青说的话，她全听懂了！
她像莫名其妙遭了打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程旭会遭逮捕。
凭啥子逮捕他？是哪个要逮捕他？程旭他犯了什么罪？他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除了看书就是出工、育良种，莫非也要被投进监狱？
三年多来，程旭和德光大伯、袁明新成了脾味相投、互敬互爱的好朋友。由于要育良种，程旭常到袁明新大伯的屋头去，和袁昌秀也非常熟悉。德光大伯和袁明新都很器重程旭，他们不止一次在昌秀面前说过，这小伙子踏实、本分，待人诚恳，吃得起苦，是一个好青年。昌秀也从比较、鉴别中看得出，程旭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不同。一般的知识青年，和山寨上的贫下中农，关系都很融洽，客客气气的。也有相处不大好的，像沈兆强、常向玲这些人，开口闭口，叫社员都叫“阿乡”
和这些人比起来，程旭截然不同。他不是需要什么了，才去社员家里坐坐；他也不是图好玩，消磨时间，去社员屋头摆摆龙门阵；他更不是为争一个好名声，对寨邻乡亲们笑脸相迎，有求必应，拼命在各方面逞强耍能，表现自己。他是一头扎进德光大伯的事业里，泥里来、水里去，没日没夜地在研究水稻良种。衣服脏了，他顾不得洗；头发长了，他没想到去理；吃饭时间到了，他还不知道。他是专心专意地搞科学试验，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提高整个高寒山区的粮食产量。有一回，昌秀问他：
“程旭，你是上海知青，人家说，你们是南来的燕子北去的鸟，早晚都要飞的。你对育良种这么热心干啥呢？”
程旭既没有像爱表态的陈家勤那样，滔滔不绝地发一通誓死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宏论，又不像某些人那样，自我吹嘘一番，或者是假惺惺地谦虚几句，他睁大了惊愕的双眼，反问道：
“那么，德光大伯六七十岁了，身体又有病，受了那么多苦，他还那样埋头苦干，图个啥呢？”
“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呀！”昌秀故意说。
“我也是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呀！”程旭很自然地说：“小袁，你想想，有了一种抗寒、高产、不倒伏的良种，全面推广出去，那意义有多大。光我们这个县，就有几十万亩韩家寨一样的高山水田，整个地区又有多少亩？”
不用多问了，昌秀知道，程旭是真心诚意地为高山人民育种。他不是想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将来好早日抽调，才这么干；他也不是想巴结哪个人，指望人家推荐他，才这么干。他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这么干哪！
最叫昌秀心悦诚服的是程旭质朴、正直的个性。他不夸夸其谈，也不会嬉皮笑脸开玩笑，更不闹吹牛、拍马那一套东西。
袁昌秀很看不惯韩家寨大队主任姚银章，也直率地对一些知识青年讲过姚银章这个人的作风。可她奇怪的是，这个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对这个大队主任都很尊敬。不论在哪种场合遇到姚银章，知识青年们都要主动招呼他。男的要敬他一支烟，女的也要露个笑脸。不知哪个最先兴的，上海知识青年回家探亲转来，都要给姚银章家送礼。有的是送大前门香烟，有的是送上海奶糖，还有送衣料、糕点、名酒、罐头、鱼松、咸肉、火腿的厚颜无耻的姚银章，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管是用的和吃的，只要送上门来的东西，他都收。不过他也讲点人情，每个送他礼的人，都被他留下来吃一顿便饭。事后，他就对人说，他没白拿人家的东西，他也还了礼了。这是礼尚往来，没啥关系。
袁昌秀甚至惊异地发现，慕蓉支也给姚银章送礼。她不解地问：
“你为啥送他一条香烟、两包糖？”
“这”昌秀发现慕蓉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说话也口吃起来：“昌秀，我也没办法。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再说我妈妈”
“你就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袁昌秀气呼呼地责备道：“你也指望他将来送你进工厂、上大学吗？”
慕蓉支尴尬地转过了脸，呐呐地说：“谁指望他到时候，不要刁难就行了！”
“啊，你是怕他阻拦你，刁难你啊！”袁昌秀鼓起了嘴，一点也不饶人地说：“你以为他能当一辈子大队长吗？难道你不知道，受贿是可耻的行为吗？真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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