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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眷恋着黄土高坡，只有在不得己的情况下才转战中原。张献忠、罗汝才等人没有这种情结，他们喜欢四处流动，以纵横江湖为乐趣。在群魔乱舞的中原地区，张献忠是跳得最欢的一个，他的身影无处不在。
到了崇祯十年左右，民军中出现了一股反思潮，他们不再盲目流动，开始反思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倒底要得到什么？他们普遍感到了迷茫。
民军进入迷茫期，人心思定。这是熊文灿等人招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民军想要的是和平与自由，当然也有荣华富贵。只有割距一方，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保障“革命的果实”。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军都固定在一个地方过日子，不再流动破坏，当然也没有放下手里的武器。
民军的这种思潮对于千疮百孔的明朝是一件好事，明朝可以借此机会喘一口气，恢复一些体力。
然而崇祯急于攘外，所以必须彻底安内，双方没有共识，再战不可避免。
崇祯十二年五月，就在官军举棋不定的时候，张献忠己透过各种管道感受到威胁，于是他杀死谷城知县，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掠夺府库，然后开往房县与罗汝才部汇合。罗汝才与张献忠联合攻下房县县城，然后率部转入西部山区。
张献忠造反时，在墙壁上书写留言，表明造反的原因是熊文灿等人对其敲诈勒索，并将受贿官员的名单写在墙上。
熊文灿自知大祸临头，为了将功赎罪，不顾他人死活，逼迫左良玉入山追击，左良玉不得己仓促追击，结果在罗猴山被民军伏击，副将罗岱被俘杀，左良玉拼死突出重围，军符印信尽失，官军士卒死者近万，逃回房县的不到一千人。
张献忠复叛的消息刚到北京，左良玉的败报就接踵而至，崇祯皇帝大怒，将熊文灿革职，同时将左良玉降三级戴罪自图。
熊文灿罪有应得，但是对于左良玉来说，受到处分实在是比窦娥还冤。
左良玉早就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他建议熊文灿先发制人，发动突然袭击。熊文灿担心万一不能战胜，反而会逼反张献忠，更害怕引起连锁反应，使抚局前功尽弃，因此主张“慢慢来”。
应该说熊文灿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作为领导，总是要考虑到责任和风险的问题，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做事都比较慎重，熊文灿这样的草包领导更是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冒险。
但是左良玉下面的分析完全可以打消熊文灿的顾虑。
左良玉说：“不然，‘逆贼’擅长流动作战，不擅长守城，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贼兵’必定会恐慌逃散，而其它部众一时难以心齐，必定采取观望态度，这样就能一举攻下谷城，擒获张献忠，如果错过这个时机，后悔莫及。”
左良玉的一番分析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实战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他不仅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优劣，还懂得运用心理战（造成敌人恐慌），而且擅于捕捉战机，明了各种利害关系，能厘清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直达真理的彼岸。
这正是诸多纸上谈兵的文官督师所缺乏的能力。
如果熊文灿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领导，他就一定会听取左良玉的意见，如果他只想做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太平官，他会置若罔闻。
非常遗憾，熊文灿属于后者。他的问题不在于无知，而在于缺乏责任感。他的可恶之处也不仅仅在于缺乏责任感，而在于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死活。
老虎在笼子里的时候，他不让左良玉捉，纵虎归山后，又逼着左良玉去捉。
结果左良玉没捉着老虎，还差点把命丢了，气正无处撒，又得了处分，这一切都是熊文灿造成的，他对熊文灿的意见大了去了。（未完待续）
终眷恋着黄土高坡，只有在不得己的情况下才转战中原。张献忠、罗汝才等人没有这种情结，他们喜欢四处流动，以纵横江湖为乐趣。在群魔乱舞的中原地区，张献忠是跳得最欢的一个，他的身影无处不在。
到了崇祯十年左右，民军中出现了一股反思潮，他们不再盲目流动，开始反思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倒底要得到什么？他们普遍感到了迷茫。
民军进入迷茫期，人心思定。这是熊文灿等人招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民军想要的是和平与自由，当然也有荣华富贵。只有割距一方，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保障“革命的果实”。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军都固定在一个地方过日子，不再流动破坏，当然也没有放下手里的武器。
民军的这种思潮对于千疮百孔的明朝是一件好事，明朝可以借此机会喘一口气，恢复一些体力。
然而崇祯急于攘外，所以必须彻底安内，双方没有共识，再战不可避免。
崇祯十二年五月，就在官军举棋不定的时候，张献忠己透过各种管道感受到威胁，于是他杀死谷城知县，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掠夺府库，然后开往房县与罗汝才部汇合。罗汝才与张献忠联合攻下房县县城，然后率部转入西部山区。
张献忠造反时，在墙壁上书写留言，表明造反的原因是熊文灿等人对其敲诈勒索，并将受贿官员的名单写在墙上。
熊文灿自知大祸临头，为了将功赎罪，不顾他人死活，逼迫左良玉入山追击，左良玉不得己仓促追击，结果在罗猴山被民军伏击，副将罗岱被俘杀，左良玉拼死突出重围，军符印信尽失，官军士卒死者近万，逃回房县的不到一千人。
张献忠复叛的消息刚到北京，左良玉的败报就接踵而至，崇祯皇帝大怒，将熊文灿革职，同时将左良玉降三级戴罪自图。
熊文灿罪有应得，但是对于左良玉来说，受到处分实在是比窦娥还冤。
左良玉早就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他建议熊文灿先发制人，发动突然袭击。熊文灿担心万一不能战胜，反而会逼反张献忠，更害怕引起连锁反应，使抚局前功尽弃，因此主张“慢慢来”。
应该说熊文灿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作为领导，总是要考虑到责任和风险的问题，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做事都比较慎重，熊文灿这样的草包领导更是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冒险。
但是左良玉下面的分析完全可以打消熊文灿的顾虑。
左良玉说：“不然，‘逆贼’擅长流动作战，不擅长守城，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贼兵’必定会恐慌逃散，而其它部众一时难以心齐，必定采取观望态度，这样就能一举攻下谷城，擒获张献忠，如果错过这个时机，后悔莫及。”
左良玉的一番分析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实战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他不仅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优劣，还懂得运用心理战（造成敌人恐慌），而且擅于捕捉战机，明了各种利害关系，能厘清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直达真理的彼岸。
这正是诸多纸上谈兵的文官督师所缺乏的能力。
如果熊文灿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领导，他就一定会听取左良玉的意见，如果他只想做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太平官，他会置若罔闻。
非常遗憾，熊文灿属于后者。他的问题不在于无知，而在于缺乏责任感。他的可恶之处也不仅仅在于缺乏责任感，而在于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死活。
老虎在笼子里的时候，他不让左良玉捉，纵虎归山后，又逼着左良玉去捉。
结果左良玉没捉着老虎，还差点把命丢了，气正无处撒，又得了处分，这一切都是熊文灿造成的，他对熊文灿的意见大了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