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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娃都成了靠领退休金过活的老人。
汪虹来了，我们的集装箱也接二连三地到了。那时瓦哈洛娃为我们另找了一处房子，三室一厅，离市中心很近，在布拉格三区。汪虹借助瓦哈洛娃的关系，找来了很多客户，那一阵子真是购销两旺，我们成天喜洋洋的。日子过得紧张、无序，但快乐。我们三个人各忙一摊儿，有时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出门奔波。每逢这时我就买一大串香蕉扔在车里，饿了就剥一根吃。中午大家都回来了，余阳在厨房主勺，汪虹打下手兼进行英语会话，我躺在客厅沙发里养神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饭刚吃了一半儿，甚至刚刚端上桌，电话来了，客户要货，放下碗就得走。晚上对我们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候，吃罢饭，喝过茶，如果有兴致的话就开车出去玩儿去酒吧喝酒，去夜总会看表演，或者去卡西诺试试运气，写意得很。
有一天我回来得早，他们俩都不在。有些无聊，便去汪虹屋里想找本书看。随手翻开一本捷克语教材她正在努力学捷语见里面夹着一张写着中文的纸，原来是汪虹的姐夫写给她的便条。
汪虹：
我今天就要去德国了，把账跟你清一下。
1，你去荷比卢德法时留下的20件砂洗衬衣我已经卖掉，是220克郎一件卖的。扣除你的成本2000克郎，共得利润2400克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我拿走1200克郎。
2，电话费单已到，共2870克郎。电话我打的比你大概略多一些，因此我们按55%对45%这样的比例分摊，你应该交12915克郎。扣除你的应得利润1200克郎，你仍欠我91。5克郎。
3，房东来收房租，三个月共1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个半月，按分摊原则，我应交纳3750克郎，替你交了11250克郎。
4，你共欠我11341。5克郎，请你按今天的牌价27：1付给我美元，我要给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我们都非常惦记你。
姐夫
1993年10月23日
我想起当初汪虹听到我说不收房钱饭钱时的惊愕表情。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余阳的气嗓子渐渐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贱兮兮的呀。我们的话题愈来愈丰富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在海外闯荡的中国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我极其渴望知道他们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边，我断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儿的故事。她并不爱多说话，除非你循循善诱，挑起有意思的话头儿。
在这方面我是强项。
我一点一点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母亲是一家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她上边儿只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家四口儿，倒也其乐融融。
汪虹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卫生局工作，抄抄写写。后来又调到一个区级法院，在民事庭做书记员。
“用‘诸事不顺’来形容我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对我说。
先说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个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和庭长关系有点暧昧，庭长有事没事总往这屋里跑，俩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不避讳汪虹。汪虹这人死性得很，属于那种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弯儿的人。她看着烦，没少顶撞她。结果是庭长整天给她脸子看，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一天，她刚从财务科领工资回来，正要点，走廊里有人喊她。她随手把工资往抽屉里一放，出去了。
五分钟后回来，钱没了。
办公室里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认定是这女人偷了她的钱，大吵大闹，让她把钱交出来。
女同事本来就不是善茬儿，哭喊着给庭长打了电话。
庭长气冲冲地来了，责问汪虹有什么证据说她偷了钱？
汪虹说：“办公室就俩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钟，又没有人来过，你也没来过，不是她是谁？”
庭长一拍桌子：“胡说八道！这能算证据吗？我还说你根本就没往抽屉里放过钱呢！”
汪虹也一拍桌子：“你才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这样护着她？为什么？你说！”
来看热闹的人都捂着嘴笑，一位女审判员眼尖，看见那女人的坤包儿拉链儿上卡着一截儿工资条儿，便大声说：“哟，你的工资条儿卡在拉链儿上了。”
实际是给汪虹提个醒儿。
汪虹也莽撞，一步跨到那女人面前，劈手夺过坤包儿，拉开拉链儿。
正是汪虹的工资，一分不少。
从此，她在法院也不能呆了。
原因是她过去的个人生活。在卫生局工作时，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也爱她。她怀孕了，小伙子却要结婚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局长的女儿。
那年她23岁。
她痛不欲生，但也无可奈何，在母亲和姐姐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卫生局不能呆了局长就不同意。父母多方求人送礼，又正赶上公、检、法扩编，调进了法院。
但如今法院也呆不住了那女人不知从哪儿把汪虹这件丢人事儿给打听出来了，在法院是逢人便讲，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好在她还有个从未谋面的大姑。
她给大姑写了一封信。
1991年1月，她收到了大姑寄来的邀请书。她欣喜若狂，几年存下的郁闷污浊之气一朝尽吐。
在当时的中国，出国发展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那时办护照光有邀请书不行，还必须有单位证明。她去法院开证明，全院立刻轰动了。与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要好的和不要好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来向她表示祝贺连庭长也来了。
她成了院里的焦点人物。
1991年10月1日，国庆节，她告别送行的朋友，怀揣800美金，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从此天涯孤旅！
那时苏联虽然还在，但已经危在旦夕。一个多月以前，苏联的部分**人为了挽救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理念，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严重不满，发动了著名的8。19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宣布接管国家政权。可惜民心向背今已非昨，叶利钦登高一呼，军民响应。不过三天，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重回克里姆林宫。此君受了党内同志一惊，余悸犹存，立刻宣布解散苏联**，继而叶利钦又宣布俄共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此时的苏联政局正是一片混乱，父母都为汪虹担心，劝她推迟行期，看看再说。但她执意不肯。年轻和勇气使她无所畏惧，她以为前程必定似锦，却未料只有荆棘丛生；她以为从此坦途通天，却未料崎岖坎坷，跋涉艰难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她的包厢里还有三位旅伴：一位蓝姓北京姑娘，是要从莫斯科转道匈牙利的。她的男朋友在那边做生意，要她去助一臂之力。另两位是先生，一高一矮，高个儿姓李，矮个儿姓卢，供职于北京一家外贸公司，此番去莫斯科洽谈贸易。旅途寂寞，大家自然比平时亲切几分。车到二连浩特，彼此已经熟悉得如同朋友一般。
二连浩特是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距北京有一夜的车程。这是一个边陲小镇，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不仅全体旅客要在此查验护照签证，列车也要在此换车轮。汪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听说火车还要换轱辘，新鲜得很。李先生见多识广，便给她讲起原委：
在19世纪40年代，有一位美国铁路工程师到俄罗斯来访问。他建议沙皇政府修铁路时采用宽轨，并列举了一大堆宽轨的好处，预言全世界很快都会采用宽轨。还举了一个例子人在喝醉酒时是并住腿站得稳还是叉开腿站得稳？
俄罗斯盛产醉鬼，这个例子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以后的年代里，俄国人不止一次地希望当初没有轻信这位美国工程师的话。
全世界都使用窄轨，只有俄国和蒙古它实际上的附属国，铁路也是由俄国人修建的使用宽轨。
汪虹把这个故事记到了本子上。
换轱辘需要两个小时，大家都下车到站台上散步。进入十月的内蒙古已经颇有点凉意了，汪虹穿着毛衣犹不觉暖，又披了一件风衣，先在站台上的售货亭里买了一张印有国门照片的明信片，坐在候车大厅的长椅上，以膝为桌，匆匆写了几行字
爸爸、妈妈、姐姐：
我已到达边境小镇二连浩特，现在列车正在换轱辘没听说过吧？过一会儿就要走出国门了，就是明信片上这个大门洞。
那边就是蒙古。
在国内总给家里添乱，总让你们操心，好在这回出国了，新生活已经在我面前展开，我会成功的。
汪虹
1991年10月2日
她看了一遍，把明信片扔进了邮筒。
列车再次开动，缓缓地驶出了国门。可是才开了十分八分，又停下了。看看外面，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落。老李告诉她，这里叫扎门乌德，是蒙古的一个小镇。蒙古的海关和边防检查站都设在这里。
果然，列车刚刚停稳，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便上了车。礼貌还说得过去，用蹩脚的英语问声好，然后就查验护照。可你把护照递给他，他并不看，眼珠子光盯着你的行李。当时这趟车上也有不少中国人带货当然比不上随即到来的国际大贩运又穷又贪的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已经开始尝到了甜头。但汪虹这个包厢没人带货，边检人员看看没油水可捞，便开口了，对汪虹说：
“大大！”
汪虹不明白什么意思，还以为护照有问题呢。还是外贸人员见多识广，卢先生说：“孙子问你要泡泡糖呢！”
汪虹笑了，用英语说：“我没有口香糖。”
“香烟。”
他见没有口香糖，又用标准的中文说出了“香烟”怕汪虹听不懂，还把两根指头放在唇边，做吸烟状。
汪虹烦了，她无法想象一个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竟无耻到这种地步，刚想发作，卢先生递过来一包万宝路，那边检接过装进口袋，竖起大拇指，又是一句中文：
“好朋友。”
拿着护照下车了。
汪虹说：“怎么都成叫花子了？”
大家就苦笑。
三分钟不到，那小子又上来了，发还盖好入境章的护照，倒麻利。又朝送他烟的卢先生笑笑，用大拇指比划打火的动作这小子还想要个打火机！
卢先生没辙儿，从衣袋里摸出个打火机递给他。
他接了打火机笑眯眯地刚想走，汪虹把他叫住了，用英语对他说：“你们当年真不该离开中国，中国什么都有。”
他耸耸肩，用英语回答：“这不是我的责任。”
走了。
与汪虹不久就会碰到的俄罗斯、罗马尼亚海关边检人员相比，这小子简直就是个道德君子。
列车很快启动，随即加速，辽阔的蒙古高原扑面而来。
哈洛娃都成了靠领退休金过活的老人。
汪虹来了，我们的集装箱也接二连三地到了。那时瓦哈洛娃为我们另找了一处房子，三室一厅，离市中心很近，在布拉格三区。汪虹借助瓦哈洛娃的关系，找来了很多客户，那一阵子真是购销两旺，我们成天喜洋洋的。日子过得紧张、无序，但快乐。我们三个人各忙一摊儿，有时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出门奔波。每逢这时我就买一大串香蕉扔在车里，饿了就剥一根吃。中午大家都回来了，余阳在厨房主勺，汪虹打下手兼进行英语会话，我躺在客厅沙发里养神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饭刚吃了一半儿，甚至刚刚端上桌，电话来了，客户要货，放下碗就得走。晚上对我们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候，吃罢饭，喝过茶，如果有兴致的话就开车出去玩儿去酒吧喝酒，去夜总会看表演，或者去卡西诺试试运气，写意得很。
有一天我回来得早，他们俩都不在。有些无聊，便去汪虹屋里想找本书看。随手翻开一本捷克语教材她正在努力学捷语见里面夹着一张写着中文的纸，原来是汪虹的姐夫写给她的便条。
汪虹：
我今天就要去德国了，把账跟你清一下。
1，你去荷比卢德法时留下的20件砂洗衬衣我已经卖掉，是220克郎一件卖的。扣除你的成本2000克郎，共得利润2400克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我拿走1200克郎。
2，电话费单已到，共2870克郎。电话我打的比你大概略多一些，因此我们按55%对45%这样的比例分摊，你应该交12915克郎。扣除你的应得利润1200克郎，你仍欠我91。5克郎。
3，房东来收房租，三个月共1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个半月，按分摊原则，我应交纳3750克郎，替你交了11250克郎。
4，你共欠我11341。5克郎，请你按今天的牌价27：1付给我美元，我要给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我们都非常惦记你。
姐夫
1993年10月23日
我想起当初汪虹听到我说不收房钱饭钱时的惊愕表情。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余阳的气嗓子渐渐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贱兮兮的呀。我们的话题愈来愈丰富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在海外闯荡的中国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我极其渴望知道他们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边，我断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儿的故事。她并不爱多说话，除非你循循善诱，挑起有意思的话头儿。
在这方面我是强项。
我一点一点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母亲是一家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她上边儿只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家四口儿，倒也其乐融融。
汪虹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卫生局工作，抄抄写写。后来又调到一个区级法院，在民事庭做书记员。
“用‘诸事不顺’来形容我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对我说。
先说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个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和庭长关系有点暧昧，庭长有事没事总往这屋里跑，俩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不避讳汪虹。汪虹这人死性得很，属于那种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弯儿的人。她看着烦，没少顶撞她。结果是庭长整天给她脸子看，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一天，她刚从财务科领工资回来，正要点，走廊里有人喊她。她随手把工资往抽屉里一放，出去了。
五分钟后回来，钱没了。
办公室里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认定是这女人偷了她的钱，大吵大闹，让她把钱交出来。
女同事本来就不是善茬儿，哭喊着给庭长打了电话。
庭长气冲冲地来了，责问汪虹有什么证据说她偷了钱？
汪虹说：“办公室就俩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钟，又没有人来过，你也没来过，不是她是谁？”
庭长一拍桌子：“胡说八道！这能算证据吗？我还说你根本就没往抽屉里放过钱呢！”
汪虹也一拍桌子：“你才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这样护着她？为什么？你说！”
来看热闹的人都捂着嘴笑，一位女审判员眼尖，看见那女人的坤包儿拉链儿上卡着一截儿工资条儿，便大声说：“哟，你的工资条儿卡在拉链儿上了。”
实际是给汪虹提个醒儿。
汪虹也莽撞，一步跨到那女人面前，劈手夺过坤包儿，拉开拉链儿。
正是汪虹的工资，一分不少。
从此，她在法院也不能呆了。
原因是她过去的个人生活。在卫生局工作时，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也爱她。她怀孕了，小伙子却要结婚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局长的女儿。
那年她23岁。
她痛不欲生，但也无可奈何，在母亲和姐姐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卫生局不能呆了局长就不同意。父母多方求人送礼，又正赶上公、检、法扩编，调进了法院。
但如今法院也呆不住了那女人不知从哪儿把汪虹这件丢人事儿给打听出来了，在法院是逢人便讲，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好在她还有个从未谋面的大姑。
她给大姑写了一封信。
1991年1月，她收到了大姑寄来的邀请书。她欣喜若狂，几年存下的郁闷污浊之气一朝尽吐。
在当时的中国，出国发展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那时办护照光有邀请书不行，还必须有单位证明。她去法院开证明，全院立刻轰动了。与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要好的和不要好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来向她表示祝贺连庭长也来了。
她成了院里的焦点人物。
1991年10月1日，国庆节，她告别送行的朋友，怀揣800美金，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从此天涯孤旅！
那时苏联虽然还在，但已经危在旦夕。一个多月以前，苏联的部分**人为了挽救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理念，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严重不满，发动了著名的8。19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宣布接管国家政权。可惜民心向背今已非昨，叶利钦登高一呼，军民响应。不过三天，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重回克里姆林宫。此君受了党内同志一惊，余悸犹存，立刻宣布解散苏联**，继而叶利钦又宣布俄共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此时的苏联政局正是一片混乱，父母都为汪虹担心，劝她推迟行期，看看再说。但她执意不肯。年轻和勇气使她无所畏惧，她以为前程必定似锦，却未料只有荆棘丛生；她以为从此坦途通天，却未料崎岖坎坷，跋涉艰难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她的包厢里还有三位旅伴：一位蓝姓北京姑娘，是要从莫斯科转道匈牙利的。她的男朋友在那边做生意，要她去助一臂之力。另两位是先生，一高一矮，高个儿姓李，矮个儿姓卢，供职于北京一家外贸公司，此番去莫斯科洽谈贸易。旅途寂寞，大家自然比平时亲切几分。车到二连浩特，彼此已经熟悉得如同朋友一般。
二连浩特是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距北京有一夜的车程。这是一个边陲小镇，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不仅全体旅客要在此查验护照签证，列车也要在此换车轮。汪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听说火车还要换轱辘，新鲜得很。李先生见多识广，便给她讲起原委：
在19世纪40年代，有一位美国铁路工程师到俄罗斯来访问。他建议沙皇政府修铁路时采用宽轨，并列举了一大堆宽轨的好处，预言全世界很快都会采用宽轨。还举了一个例子人在喝醉酒时是并住腿站得稳还是叉开腿站得稳？
俄罗斯盛产醉鬼，这个例子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以后的年代里，俄国人不止一次地希望当初没有轻信这位美国工程师的话。
全世界都使用窄轨，只有俄国和蒙古它实际上的附属国，铁路也是由俄国人修建的使用宽轨。
汪虹把这个故事记到了本子上。
换轱辘需要两个小时，大家都下车到站台上散步。进入十月的内蒙古已经颇有点凉意了，汪虹穿着毛衣犹不觉暖，又披了一件风衣，先在站台上的售货亭里买了一张印有国门照片的明信片，坐在候车大厅的长椅上，以膝为桌，匆匆写了几行字
爸爸、妈妈、姐姐：
我已到达边境小镇二连浩特，现在列车正在换轱辘没听说过吧？过一会儿就要走出国门了，就是明信片上这个大门洞。
那边就是蒙古。
在国内总给家里添乱，总让你们操心，好在这回出国了，新生活已经在我面前展开，我会成功的。
汪虹
1991年10月2日
她看了一遍，把明信片扔进了邮筒。
列车再次开动，缓缓地驶出了国门。可是才开了十分八分，又停下了。看看外面，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落。老李告诉她，这里叫扎门乌德，是蒙古的一个小镇。蒙古的海关和边防检查站都设在这里。
果然，列车刚刚停稳，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便上了车。礼貌还说得过去，用蹩脚的英语问声好，然后就查验护照。可你把护照递给他，他并不看，眼珠子光盯着你的行李。当时这趟车上也有不少中国人带货当然比不上随即到来的国际大贩运又穷又贪的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已经开始尝到了甜头。但汪虹这个包厢没人带货，边检人员看看没油水可捞，便开口了，对汪虹说：
“大大！”
汪虹不明白什么意思，还以为护照有问题呢。还是外贸人员见多识广，卢先生说：“孙子问你要泡泡糖呢！”
汪虹笑了，用英语说：“我没有口香糖。”
“香烟。”
他见没有口香糖，又用标准的中文说出了“香烟”怕汪虹听不懂，还把两根指头放在唇边，做吸烟状。
汪虹烦了，她无法想象一个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竟无耻到这种地步，刚想发作，卢先生递过来一包万宝路，那边检接过装进口袋，竖起大拇指，又是一句中文：
“好朋友。”
拿着护照下车了。
汪虹说：“怎么都成叫花子了？”
大家就苦笑。
三分钟不到，那小子又上来了，发还盖好入境章的护照，倒麻利。又朝送他烟的卢先生笑笑，用大拇指比划打火的动作这小子还想要个打火机！
卢先生没辙儿，从衣袋里摸出个打火机递给他。
他接了打火机笑眯眯地刚想走，汪虹把他叫住了，用英语对他说：“你们当年真不该离开中国，中国什么都有。”
他耸耸肩，用英语回答：“这不是我的责任。”
走了。
与汪虹不久就会碰到的俄罗斯、罗马尼亚海关边检人员相比，这小子简直就是个道德君子。
列车很快启动，随即加速，辽阔的蒙古高原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