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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身上，我知道这完全是对四川女人的一种歪曲。前年一外地女客户在我面前说，他听说成都女人都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松下裙带子。”我说，听说你们那里的女人也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垂下宫子”她马上脸就红了，很可能她恰好患上了“子宫下垂”
从那以后，我习惯了平时有闲的时候去泡泡“洞洞舞厅”
再后来，我拉上了王建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红姐的舞女，一个东郊的下岗女工。
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南和红姐打得十分火热，周围的人还以为他在吃那女人的软饭。
我知道不是，红姐生意很一般，一个月拼命“沙”来“沙”去，只能挣一千多元。
不久之后，王建南把红姐介绍到他们报社当了发行员，早上投报纸、下午和晚上就在“沙轮厂”上班。
后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最后一次见红姐，是请她和王建南到我家来，以挽救我和周家梅的感情危机。
51
如果不是和周家梅发生了第一次感情危机，我们可能会在上个世纪末结婚。
99年是一个结婚的年代：“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庭，给我一段燃烧的爱情”
这是罗大佑的老歌家的歌词，但燃烧的爱情会让家里的房子着火，所以八十年代另一位歌手侯德建这样唱道：“给我一个家，让我到远方去思念它。”
歌里所唱的可以理解为旅游，也可以解释为外遇。其实外遇可以带给男人一个想家的理由。于是成都男人都这样唱：“给我一个家，让我到二奶家去思念它。”
我的外遇当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90年代，由于广告业进入中国还没发展几年，很多人把广告当艺术对待，称之为“广告艺术”广告人也就被当艺术家来对待。在很多社交活动中，我经常接触大量女客户，有不少的女人向我放电，但周家梅一直把我盯得很紧，特别爱吃醋。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这样的男人接触的女人虽多，但很不容易被女人爱上，但特殊情况下就很难说了。
比如旅游，女人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在于，旅游的时候她们不仅对男人的警惕放松了，甚至还容易爱上男人。从98年开始，自云南香格里拉旅游热之后，四川这边的藏地旅游也热了起来。
春节前我花了5万元，再从公司借了2万多，买了现在这辆陆迪吉普车，加入本地一家“自驾车俱乐部”99年五一节的时候“国旅”一哥们让我帮他带几个外地游客去滔城、亚丁、塔公一线。做完这一趟司机兼导游，一路下来可以挣3000元，当然，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说不定游客中还有粉子。
四川临近藏区，稍有文化的成都男人都可以做合格的导游，加上我早年在藏区呆过，所以轻车熟路。
5月2日一早，我到武侯祠旁边的康定宾馆接了四个客人，结果大失所望：一对上海男女，一对广东男女。男人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女人约小一些，我不知道这两对男女是奸夫淫妇、还是非法同居？我对两个外地婆娘兴趣不大，看起来也没什么机会，所以就没想过要“第三者”插足。
头一回带客，我比较尽心尽职，但几个人一路上都在惊抓抓地呐喊，才到泸定就开始激动，在铁索桥旁上猛拍了很多照片。到康定吃了晚饭，幸亏翻折多山是晚上，看不见风景，但这两个婆娘看见星星也激动得说想摘下来，车到新都桥，两对狗男女搂抱着昏昏欲睡。
在藏民家草草睡下，第二天一醒来，几个人都不见了。
走到外面我才看见，他们在那里又吼又叫。
那天天气不错，可以看见贡嘎雪山。这两个小资婊子兴奋得忘记了姓什么，好像在比赛谁更激动。看见草堆堆也呈万分感叹状，糟踏了不少花花草草，浪费了很多胶卷，简直舍不得走，那个上海女人还说，真想死在这个地方。
死了正好先奸后埋！
当时我就想：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差事了，最近两年我也确实没带过旅客了。
我告诉她们，旅程还有7天，万里长征才走第一步，这样下去80天也走不完。
还算好，到了理塘，全体人员都没有高原反映，我借口翻海子山可能会遇到暴风
雪，马不停蹄往前赶。终于在天黑后不久赶到了滔城。第二天到了终点亚丁，这亚丁其实是个很大的垃圾堆，到这时候，几个人才知道什么叫疲惫。
回去的路就轻松了，他们不再问那些很傻b的问题。
52
在康定塔公寺，趁他们骑马逛草场的时候，我好好休整了一下，准备着迎接这一次美好的艳遇。
第六天黄昏，我们赶到了丹巴县城，住进国际青年旅社，放下行李后，我发现斜对面的铺位上，有一条脏兮兮的紧身牛仔裤。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条女人的裤子，我拿了起来，在自己腰身上比划了一阵，发现这女人身材极好。腰围比我小了三寸左右，臀围却十分可观，而且裤长居然和我差不多。我已有一星期未尽女色，就这几个性感的数字，已足以让我马上雄起。
我默记了床位号码，在外面去寻找这种身材的女人，很快，我就在餐厅里搜寻到了她的身材，不对！应该是她的身影。
果然如我所料，牛仔裤的主人是个小粉子，她的床位钥匙放在桌上，我走了过去，坐在她旁边，把我的钥匙也放上，暗示我们是邻居。
现在，她穿着宽大的工装裤，看不出她姣好的身材，但我一结合那几个数字，她的蜂腰肥臀在我眼里完全是**裸的。
她的容貌虽然不如她身材那般诱人，但毕竟是旅途中的邂逅，我已经认为她十全十美了。
谈话后知道，这个独自背包族叫李小菁，在磨子桥一家电脑公司上班。
谈旅游是我的优势项目，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混熟了。
睡觉的时候我们卧谈了很久，让临近床铺的人很有意见。
第二天一早，我违规让她坐上了我的车。
对我来说，真正的旅游从现在开始，从丹巴到日隆县双桥沟，那十几座4000多米的雪山作证，我完全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路上讲了几十个段子，一会儿说云南话，一会说藏族腔四川话，托这粉子的福，两对男女游客终于感觉这一回不虚此行。
晚上住进日隆县的四姑娘宾馆，我和小菁已是**，7天的压抑终于得到了报偿。
平息下来之后，我对小菁说“日隆”这名字太好了，像是专门为我们取的。
但当我告诉她，我已经结了婚时，小菁又哭又闹，说我欺骗了她的感情。
我对她说：你又没问过我。
第二天回到成都，已是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和两对男女告了别。
他们当时依依不舍，留下联系方式要我们一定去广州、上海玩，那广东女人还送了一支口红给小菁。
回到家周家梅不在，下午我狠狠补睡了一觉，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推开窗子我突然发现，大街上人声鼎沸，很多人高呼着口号在游行示威。
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打电话问周家梅。
周家梅在电话里特别激动、义愤填膺，说美国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然后说明天她们的报纸要出特刊，报社所有编采人员加班到凌晨以后。
我打开电视机，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刚关心了几分钟，就接到小菁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批评我太不浪漫了，这么早就过起了这种世俗的婚姻生活，最后她说今晚一定要见到我。
我想周家梅不在，就让她过来了情意绵绵地把她送走以后，我躺在床上等到凌晨2点，周家梅还没有回来，我想今天我已交不起“公粮”也用不着上缴，渐渐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一醒来，我发现周家梅起得比我还早，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两眼红肿，好像把眼泪都流干了。
问她原因，她什么也不说。
当时我还以为，她可能在为南联盟牺牲的两位同行伤心。
我起床后，去抚她的肩膀，她推开我的手说：“滚开！你让我觉得好恶心！”
真是莫名其妙，我忐忑不安，匆匆忙忙上班去了。
到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周家梅好像一天都没有出门，还是一言不发。
深夜了，整整一晚上，周家梅没有说过一个字，我虽然还是一头雾水，但已经嗅出了空气中有一种可怕的味道。
最后，在我不断地追问下，周家梅伸出了一只手，她的左手，然后在我眼前慢慢摊开：她手心里是一支“羽西”牌口红。
这不是她平常用的牌子！
我马上反映过来：一定是李小菁那个臭婊子昨天故意留在我床上的。
“我们分手吧，找到房子我马上搬出去。”周家梅冷冰冰地说。
我盯着周家梅手心里的口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平常就有怕老婆的习惯，实际上凡是讨了漂亮女人当老婆，没有几个男人不怕的。幸亏我当时没有马上说话，才有了抵赖的余地。
我相信在这种事情上必须抵赖，必须旗帜鲜明地抵赖，才有可能最后让女人自己都相信，是错怪我了。
53
只要周家梅没有捉奸在床，我就有抵赖的余地。
要命的是这支口红，它正躺在周家梅的掌心里，看起来像一个惊叹号，我的脑袋里装满了问号：把它栽赃到谁的头上去呢？我绞尽脑汁，首先想到我老妈，不行，她太老；我又想到了弟弟胡向前的女朋友，更不行，她根本不在成都。
最后，我想到了王建南。我假装终于回过神来的样子，这时，我没有合拢的嘴像一个大大的句号，我恍然大悟地说：“哦，这肯定是王建南的他那个老粉子红姐留下来的。”
我解释说，今天下午我刚回家，王建南就打来电话，说要借我的房子幽会，你知道，王建南不是跟别人合租房吗？不太方便，这红姐是“洞洞舞厅”的地下舞女为了让这个谎言像是真的，王建南当天晚上就打了一个电话过来，问我们有没有捡到一只口红。
第二天下午，王建南带着红姐到了我家，周家梅只允许他一个人进门。
王建南一味地道歉，说当时很糊涂，本来俩人在客卧里！但后来他和红姐发生了争吵，原因是王建南要给她钱一笔钱，红姐在舞厅挣钱不多，还都被老公打牌输了，但红姐坚决不接受王建南的资助，而且一直哭泣。后来她到了卧室里，想借周家梅的梳妆台补妆，俩人又发生激烈争执，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吵来吵去，以致于她最终就把口红掉在了床上，昨天晚上红姐才终于想起我知道这都是王建南瞎编的，但他说得十分动情，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听了都会感动。围绕着这支口红，他和红姐之间的“真情”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最后，周家梅在家里批评了王建南一个晚上。让红姐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烦，站得腰酸背痛。
她教育王建南，一个男人要有上进心，要洁身自好绝不能同流合污，怎么能到“洞洞舞厅”那种地方鬼混呢？甚至说要介绍一个正经女孩给他当女朋友。
那天下午王建南一直点头称是，从来没这么谦虚过。
第二天，我请红姐和王建南吃了顿火锅以示感激。那天以后，就也没见过那位红姐了。
“口红门”事件虽然平息，但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
从此，周家梅总是固执地认为，连王建南都堕落到去泡“洞洞舞厅”了，至于我，更不知坏到哪里去了。
就算我无数次地表忠心、献爱心也无济于事。
那一年初夏之后，我和周家梅失去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失去了信任，性生活也远不如以前频繁，很多时候她像例行公事一样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事渐渐多了起来。更重要的事，我没有了心理负担，对周家梅的歉疚之意也越来越淡。
后来，我们常常分分合合，但每一次分手过不了三天，我就会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口若悬河，她最终只好选择回到我身边。
但去年夏天，周家梅终于一无反顾地离开我。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突然狠下心来和我一刀两断，会不会是她找到了新的爱情？
环身上，我知道这完全是对四川女人的一种歪曲。前年一外地女客户在我面前说，他听说成都女人都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松下裙带子。”我说，听说你们那里的女人也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垂下宫子”她马上脸就红了，很可能她恰好患上了“子宫下垂”
从那以后，我习惯了平时有闲的时候去泡泡“洞洞舞厅”
再后来，我拉上了王建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红姐的舞女，一个东郊的下岗女工。
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南和红姐打得十分火热，周围的人还以为他在吃那女人的软饭。
我知道不是，红姐生意很一般，一个月拼命“沙”来“沙”去，只能挣一千多元。
不久之后，王建南把红姐介绍到他们报社当了发行员，早上投报纸、下午和晚上就在“沙轮厂”上班。
后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最后一次见红姐，是请她和王建南到我家来，以挽救我和周家梅的感情危机。
51
如果不是和周家梅发生了第一次感情危机，我们可能会在上个世纪末结婚。
99年是一个结婚的年代：“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庭，给我一段燃烧的爱情”
这是罗大佑的老歌家的歌词，但燃烧的爱情会让家里的房子着火，所以八十年代另一位歌手侯德建这样唱道：“给我一个家，让我到远方去思念它。”
歌里所唱的可以理解为旅游，也可以解释为外遇。其实外遇可以带给男人一个想家的理由。于是成都男人都这样唱：“给我一个家，让我到二奶家去思念它。”
我的外遇当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90年代，由于广告业进入中国还没发展几年，很多人把广告当艺术对待，称之为“广告艺术”广告人也就被当艺术家来对待。在很多社交活动中，我经常接触大量女客户，有不少的女人向我放电，但周家梅一直把我盯得很紧，特别爱吃醋。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这样的男人接触的女人虽多，但很不容易被女人爱上，但特殊情况下就很难说了。
比如旅游，女人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在于，旅游的时候她们不仅对男人的警惕放松了，甚至还容易爱上男人。从98年开始，自云南香格里拉旅游热之后，四川这边的藏地旅游也热了起来。
春节前我花了5万元，再从公司借了2万多，买了现在这辆陆迪吉普车，加入本地一家“自驾车俱乐部”99年五一节的时候“国旅”一哥们让我帮他带几个外地游客去滔城、亚丁、塔公一线。做完这一趟司机兼导游，一路下来可以挣3000元，当然，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说不定游客中还有粉子。
四川临近藏区，稍有文化的成都男人都可以做合格的导游，加上我早年在藏区呆过，所以轻车熟路。
5月2日一早，我到武侯祠旁边的康定宾馆接了四个客人，结果大失所望：一对上海男女，一对广东男女。男人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女人约小一些，我不知道这两对男女是奸夫淫妇、还是非法同居？我对两个外地婆娘兴趣不大，看起来也没什么机会，所以就没想过要“第三者”插足。
头一回带客，我比较尽心尽职，但几个人一路上都在惊抓抓地呐喊，才到泸定就开始激动，在铁索桥旁上猛拍了很多照片。到康定吃了晚饭，幸亏翻折多山是晚上，看不见风景，但这两个婆娘看见星星也激动得说想摘下来，车到新都桥，两对狗男女搂抱着昏昏欲睡。
在藏民家草草睡下，第二天一醒来，几个人都不见了。
走到外面我才看见，他们在那里又吼又叫。
那天天气不错，可以看见贡嘎雪山。这两个小资婊子兴奋得忘记了姓什么，好像在比赛谁更激动。看见草堆堆也呈万分感叹状，糟踏了不少花花草草，浪费了很多胶卷，简直舍不得走，那个上海女人还说，真想死在这个地方。
死了正好先奸后埋！
当时我就想：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差事了，最近两年我也确实没带过旅客了。
我告诉她们，旅程还有7天，万里长征才走第一步，这样下去80天也走不完。
还算好，到了理塘，全体人员都没有高原反映，我借口翻海子山可能会遇到暴风
雪，马不停蹄往前赶。终于在天黑后不久赶到了滔城。第二天到了终点亚丁，这亚丁其实是个很大的垃圾堆，到这时候，几个人才知道什么叫疲惫。
回去的路就轻松了，他们不再问那些很傻b的问题。
52
在康定塔公寺，趁他们骑马逛草场的时候，我好好休整了一下，准备着迎接这一次美好的艳遇。
第六天黄昏，我们赶到了丹巴县城，住进国际青年旅社，放下行李后，我发现斜对面的铺位上，有一条脏兮兮的紧身牛仔裤。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条女人的裤子，我拿了起来，在自己腰身上比划了一阵，发现这女人身材极好。腰围比我小了三寸左右，臀围却十分可观，而且裤长居然和我差不多。我已有一星期未尽女色，就这几个性感的数字，已足以让我马上雄起。
我默记了床位号码，在外面去寻找这种身材的女人，很快，我就在餐厅里搜寻到了她的身材，不对！应该是她的身影。
果然如我所料，牛仔裤的主人是个小粉子，她的床位钥匙放在桌上，我走了过去，坐在她旁边，把我的钥匙也放上，暗示我们是邻居。
现在，她穿着宽大的工装裤，看不出她姣好的身材，但我一结合那几个数字，她的蜂腰肥臀在我眼里完全是**裸的。
她的容貌虽然不如她身材那般诱人，但毕竟是旅途中的邂逅，我已经认为她十全十美了。
谈话后知道，这个独自背包族叫李小菁，在磨子桥一家电脑公司上班。
谈旅游是我的优势项目，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混熟了。
睡觉的时候我们卧谈了很久，让临近床铺的人很有意见。
第二天一早，我违规让她坐上了我的车。
对我来说，真正的旅游从现在开始，从丹巴到日隆县双桥沟，那十几座4000多米的雪山作证，我完全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路上讲了几十个段子，一会儿说云南话，一会说藏族腔四川话，托这粉子的福，两对男女游客终于感觉这一回不虚此行。
晚上住进日隆县的四姑娘宾馆，我和小菁已是**，7天的压抑终于得到了报偿。
平息下来之后，我对小菁说“日隆”这名字太好了，像是专门为我们取的。
但当我告诉她，我已经结了婚时，小菁又哭又闹，说我欺骗了她的感情。
我对她说：你又没问过我。
第二天回到成都，已是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和两对男女告了别。
他们当时依依不舍，留下联系方式要我们一定去广州、上海玩，那广东女人还送了一支口红给小菁。
回到家周家梅不在，下午我狠狠补睡了一觉，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推开窗子我突然发现，大街上人声鼎沸，很多人高呼着口号在游行示威。
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打电话问周家梅。
周家梅在电话里特别激动、义愤填膺，说美国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然后说明天她们的报纸要出特刊，报社所有编采人员加班到凌晨以后。
我打开电视机，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刚关心了几分钟，就接到小菁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批评我太不浪漫了，这么早就过起了这种世俗的婚姻生活，最后她说今晚一定要见到我。
我想周家梅不在，就让她过来了情意绵绵地把她送走以后，我躺在床上等到凌晨2点，周家梅还没有回来，我想今天我已交不起“公粮”也用不着上缴，渐渐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一醒来，我发现周家梅起得比我还早，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两眼红肿，好像把眼泪都流干了。
问她原因，她什么也不说。
当时我还以为，她可能在为南联盟牺牲的两位同行伤心。
我起床后，去抚她的肩膀，她推开我的手说：“滚开！你让我觉得好恶心！”
真是莫名其妙，我忐忑不安，匆匆忙忙上班去了。
到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周家梅好像一天都没有出门，还是一言不发。
深夜了，整整一晚上，周家梅没有说过一个字，我虽然还是一头雾水，但已经嗅出了空气中有一种可怕的味道。
最后，在我不断地追问下，周家梅伸出了一只手，她的左手，然后在我眼前慢慢摊开：她手心里是一支“羽西”牌口红。
这不是她平常用的牌子！
我马上反映过来：一定是李小菁那个臭婊子昨天故意留在我床上的。
“我们分手吧，找到房子我马上搬出去。”周家梅冷冰冰地说。
我盯着周家梅手心里的口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平常就有怕老婆的习惯，实际上凡是讨了漂亮女人当老婆，没有几个男人不怕的。幸亏我当时没有马上说话，才有了抵赖的余地。
我相信在这种事情上必须抵赖，必须旗帜鲜明地抵赖，才有可能最后让女人自己都相信，是错怪我了。
53
只要周家梅没有捉奸在床，我就有抵赖的余地。
要命的是这支口红，它正躺在周家梅的掌心里，看起来像一个惊叹号，我的脑袋里装满了问号：把它栽赃到谁的头上去呢？我绞尽脑汁，首先想到我老妈，不行，她太老；我又想到了弟弟胡向前的女朋友，更不行，她根本不在成都。
最后，我想到了王建南。我假装终于回过神来的样子，这时，我没有合拢的嘴像一个大大的句号，我恍然大悟地说：“哦，这肯定是王建南的他那个老粉子红姐留下来的。”
我解释说，今天下午我刚回家，王建南就打来电话，说要借我的房子幽会，你知道，王建南不是跟别人合租房吗？不太方便，这红姐是“洞洞舞厅”的地下舞女为了让这个谎言像是真的，王建南当天晚上就打了一个电话过来，问我们有没有捡到一只口红。
第二天下午，王建南带着红姐到了我家，周家梅只允许他一个人进门。
王建南一味地道歉，说当时很糊涂，本来俩人在客卧里！但后来他和红姐发生了争吵，原因是王建南要给她钱一笔钱，红姐在舞厅挣钱不多，还都被老公打牌输了，但红姐坚决不接受王建南的资助，而且一直哭泣。后来她到了卧室里，想借周家梅的梳妆台补妆，俩人又发生激烈争执，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吵来吵去，以致于她最终就把口红掉在了床上，昨天晚上红姐才终于想起我知道这都是王建南瞎编的，但他说得十分动情，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听了都会感动。围绕着这支口红，他和红姐之间的“真情”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最后，周家梅在家里批评了王建南一个晚上。让红姐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烦，站得腰酸背痛。
她教育王建南，一个男人要有上进心，要洁身自好绝不能同流合污，怎么能到“洞洞舞厅”那种地方鬼混呢？甚至说要介绍一个正经女孩给他当女朋友。
那天下午王建南一直点头称是，从来没这么谦虚过。
第二天，我请红姐和王建南吃了顿火锅以示感激。那天以后，就也没见过那位红姐了。
“口红门”事件虽然平息，但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
从此，周家梅总是固执地认为，连王建南都堕落到去泡“洞洞舞厅”了，至于我，更不知坏到哪里去了。
就算我无数次地表忠心、献爱心也无济于事。
那一年初夏之后，我和周家梅失去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失去了信任，性生活也远不如以前频繁，很多时候她像例行公事一样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事渐渐多了起来。更重要的事，我没有了心理负担，对周家梅的歉疚之意也越来越淡。
后来，我们常常分分合合，但每一次分手过不了三天，我就会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口若悬河，她最终只好选择回到我身边。
但去年夏天，周家梅终于一无反顾地离开我。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突然狠下心来和我一刀两断，会不会是她找到了新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