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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挨户讲完了这个村子人的死法。
透过这些死法,刘承宗把这地方两年来的遭遇弄清楚了。
老头儿叫徐老翁,说自己年轻时长得显老,二十多岁就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徐老翁,一眨眼叫了五十多年,比本名还本名。
他刚叫徐老翁那会,万历爷才刚登基。
现在那些叫他徐老翁的人都不在了。
他也已经熬走仨皇帝,正在尝试能不能熬走第四个。
这村子以前有很多低产山地田,靠着沟通庆阳、延安二府的官道,山下有每月逢六开集的市场。
百姓大多务农,但有工匠也有商人,靠山吃山,在这条官道上,他们负责把山民采集的皮子、骨头、药材、花草贩去庆阳府城,所以还比较繁华。
但从农业角度说,这村子又很穷,穷到免疫了土地兼并。
因为一亩良田都没有,只有两万多亩山地田,刘家两营分哨驻扎的山峁,认为是村子的地方,超过一半都是他们以前住在地里挖的窑。
以前这也有地主,是个外地来的商贾,看中了这里的商业价值,开始买地。
一般村庄田地都很重要,不是说买就能买的,除非村庄本来的百姓都不要这块地,才能卖给外乡人。
但这不一样,地主说买,只要价钱合适,村民立刻就卖,而且还不准地主反悔。
因为这一亩地正常年景只能产二三十斤麦子,相对来说也不需要精耕细作,对土地也没啥要求,你把这买了我就去别的地方种地。
地主雇不到佃户,最后一算买地的钱五年都回不来,把自己气死了。
那些地又成了村民的。
但是到前年,旱灾来了,噩梦开始。
第一个死掉的,是每逢开集把山货卖去庆阳府的游商,出去就没再回来。
人们听说,因为旱灾,路上经常有贼人出没。
粮食减产,村里也没个乡绅能主事。
有些人开始想办法,开更多的地、种更多的粮,很多人没等到地开出来就先把自己累死。
还有几个人动了歪心思,要吃绝户,欺负游商留下的孤儿寡母,孤儿被扔进山沟,寡母在之后的夜里跳了井。
那几个人说真晦气,毁了村里的井。
然后有人做流民、有人做山贼、有人投军、有人混吃等死,瞄着啥时候再吃个绝户。
总之,变了。
直到去年,来了位游击伍将军,驻军陆坪。
做贼的被杀了,剩下几个吃绝户的也被村民告状,不知怎么人就没了。
一切看上去好像要恢复正常,虽然旱灾还在,但那些用人命做代价新开出的田地也还在,村里人更少,他们能活下去。
可是当伍将军率军撤退,贼越来越多了。
延安的贼过境,会经过这;庆阳的贼去延安,也会经过这。
贼寇来来往往,庆阳府的卫军也追来追去。
到今年还剩四十多户,李老豺过来,看村里百姓惨兮兮的模样,说要带他们去抢合水县城,十几户人家的青壮年都跟了过去,一个都没回来。
他们剩下的婆姨,有娘家的逃回娘家、往外跑的往外跑,还有俩带着娃作伴去山沟子里吊死了。
再往后溃军又来了,抢了几件棉袄,让百姓进山给他们采药去,说东边下雨了。
药还没采回来,那几个马兵就已经跑了,还让他们赶紧跑,说官军被打败了。
后来村里人跑的跑、走的走、死的死,如今只剩下七户。
包括老头儿在内,七户人见多识广心如铁石,都有和老头一样的意识,对苦难放弃抵抗。
实际上就在刘承宗和老头聊天这半个时辰,村里还剩五户。
有一个本来就得了病,刚好病死;另一个从狮子营的士兵那要到两口炒面,乐呵呵吃了之后自己出村,在干渠里把自己碰死了。
刘承宗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又好像知道他为什么要死。
这个村子曾经活过的那些人,不仅仅只出了吃绝户的败类,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在没有官府的帮助下,试过了所有能够求生的办法。
做好事的、做坏事的、从贼的、从军的、种地的、做买卖的。
都死了。
反倒徐老翁最奇怪,他岁数大了,跑也跑不动、打也打不过,干脆放弃抵抗,贼来不来、兵来不来,他都在这坐着。
反正活了这么多年,再继续活下去也没太大意思。
结果反倒别管兵来还是贼来,看他一把年纪,都会给他丢点粮食,结果就这么过来了。
身强力壮的后生都死净了,他还活着。
刘承宗也想让他活着,也让承运带人给老头拿了几小袋米粮,搁到屋里去。
他说:“你可不能死,以后会好的,我能让你们都吃饱饭。”
徐老翁好像又没听见,坐在小凳上,颤颤巍巍笑笑:“又光张嘴不说话了。”
“我说你别死!我能让你们都吃上饭!”
这次刘狮子很确信老头儿听清了,但他还是颤巍巍不说话。
他心想,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对老头儿说出这样的话的人。
像这样的长寿老人,不论是兵是贼,正常人知道以后都会问声好,都会鼓励他好好活下去,也可能都会说,你们能吃上饭。
伍维藩可能说过,贺虎臣可能也说过,甚至贺虎臣的逃兵溃兵都没准也说过。
而且每个人说这话时可能都是出于真心。
只是这种没有期限与条件的承诺,又有几个人能完成呢?
人生在世,谁能没有遗憾。
刘承宗不再多坐,起身朝护兵们搭好的军帐走去,走出几步转头道:“老头儿,你好好活着,争取把崇祯送走。”
本以为徐老翁还会不理他,哪知道老头儿乐了。
徐老翁心想,多少年前就有县太爷说过一样的话,让老夫好好活着。
现在那县太爷都入土三四年了。
“你多撑几年,好好看着我怎么让人活下来。”
-
注:
《宁州志》记载,宁州地方明末人丁一万六千三百二十,到顺治七年,减少了一万一千九百九十。
家挨户讲完了这个村子人的死法。
透过这些死法,刘承宗把这地方两年来的遭遇弄清楚了。
老头儿叫徐老翁,说自己年轻时长得显老,二十多岁就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徐老翁,一眨眼叫了五十多年,比本名还本名。
他刚叫徐老翁那会,万历爷才刚登基。
现在那些叫他徐老翁的人都不在了。
他也已经熬走仨皇帝,正在尝试能不能熬走第四个。
这村子以前有很多低产山地田,靠着沟通庆阳、延安二府的官道,山下有每月逢六开集的市场。
百姓大多务农,但有工匠也有商人,靠山吃山,在这条官道上,他们负责把山民采集的皮子、骨头、药材、花草贩去庆阳府城,所以还比较繁华。
但从农业角度说,这村子又很穷,穷到免疫了土地兼并。
因为一亩良田都没有,只有两万多亩山地田,刘家两营分哨驻扎的山峁,认为是村子的地方,超过一半都是他们以前住在地里挖的窑。
以前这也有地主,是个外地来的商贾,看中了这里的商业价值,开始买地。
一般村庄田地都很重要,不是说买就能买的,除非村庄本来的百姓都不要这块地,才能卖给外乡人。
但这不一样,地主说买,只要价钱合适,村民立刻就卖,而且还不准地主反悔。
因为这一亩地正常年景只能产二三十斤麦子,相对来说也不需要精耕细作,对土地也没啥要求,你把这买了我就去别的地方种地。
地主雇不到佃户,最后一算买地的钱五年都回不来,把自己气死了。
那些地又成了村民的。
但是到前年,旱灾来了,噩梦开始。
第一个死掉的,是每逢开集把山货卖去庆阳府的游商,出去就没再回来。
人们听说,因为旱灾,路上经常有贼人出没。
粮食减产,村里也没个乡绅能主事。
有些人开始想办法,开更多的地、种更多的粮,很多人没等到地开出来就先把自己累死。
还有几个人动了歪心思,要吃绝户,欺负游商留下的孤儿寡母,孤儿被扔进山沟,寡母在之后的夜里跳了井。
那几个人说真晦气,毁了村里的井。
然后有人做流民、有人做山贼、有人投军、有人混吃等死,瞄着啥时候再吃个绝户。
总之,变了。
直到去年,来了位游击伍将军,驻军陆坪。
做贼的被杀了,剩下几个吃绝户的也被村民告状,不知怎么人就没了。
一切看上去好像要恢复正常,虽然旱灾还在,但那些用人命做代价新开出的田地也还在,村里人更少,他们能活下去。
可是当伍将军率军撤退,贼越来越多了。
延安的贼过境,会经过这;庆阳的贼去延安,也会经过这。
贼寇来来往往,庆阳府的卫军也追来追去。
到今年还剩四十多户,李老豺过来,看村里百姓惨兮兮的模样,说要带他们去抢合水县城,十几户人家的青壮年都跟了过去,一个都没回来。
他们剩下的婆姨,有娘家的逃回娘家、往外跑的往外跑,还有俩带着娃作伴去山沟子里吊死了。
再往后溃军又来了,抢了几件棉袄,让百姓进山给他们采药去,说东边下雨了。
药还没采回来,那几个马兵就已经跑了,还让他们赶紧跑,说官军被打败了。
后来村里人跑的跑、走的走、死的死,如今只剩下七户。
包括老头儿在内,七户人见多识广心如铁石,都有和老头一样的意识,对苦难放弃抵抗。
实际上就在刘承宗和老头聊天这半个时辰,村里还剩五户。
有一个本来就得了病,刚好病死;另一个从狮子营的士兵那要到两口炒面,乐呵呵吃了之后自己出村,在干渠里把自己碰死了。
刘承宗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又好像知道他为什么要死。
这个村子曾经活过的那些人,不仅仅只出了吃绝户的败类,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在没有官府的帮助下,试过了所有能够求生的办法。
做好事的、做坏事的、从贼的、从军的、种地的、做买卖的。
都死了。
反倒徐老翁最奇怪,他岁数大了,跑也跑不动、打也打不过,干脆放弃抵抗,贼来不来、兵来不来,他都在这坐着。
反正活了这么多年,再继续活下去也没太大意思。
结果反倒别管兵来还是贼来,看他一把年纪,都会给他丢点粮食,结果就这么过来了。
身强力壮的后生都死净了,他还活着。
刘承宗也想让他活着,也让承运带人给老头拿了几小袋米粮,搁到屋里去。
他说:“你可不能死,以后会好的,我能让你们都吃饱饭。”
徐老翁好像又没听见,坐在小凳上,颤颤巍巍笑笑:“又光张嘴不说话了。”
“我说你别死!我能让你们都吃上饭!”
这次刘狮子很确信老头儿听清了,但他还是颤巍巍不说话。
他心想,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对老头儿说出这样的话的人。
像这样的长寿老人,不论是兵是贼,正常人知道以后都会问声好,都会鼓励他好好活下去,也可能都会说,你们能吃上饭。
伍维藩可能说过,贺虎臣可能也说过,甚至贺虎臣的逃兵溃兵都没准也说过。
而且每个人说这话时可能都是出于真心。
只是这种没有期限与条件的承诺,又有几个人能完成呢?
人生在世,谁能没有遗憾。
刘承宗不再多坐,起身朝护兵们搭好的军帐走去,走出几步转头道:“老头儿,你好好活着,争取把崇祯送走。”
本以为徐老翁还会不理他,哪知道老头儿乐了。
徐老翁心想,多少年前就有县太爷说过一样的话,让老夫好好活着。
现在那县太爷都入土三四年了。
“你多撑几年,好好看着我怎么让人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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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宁州志》记载,宁州地方明末人丁一万六千三百二十,到顺治七年,减少了一万一千九百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