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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主治医师,当然也在其中。孙丫丫对杜思宝幽幽地说,你就是出来了,我也可能长时间见不到你!杜思宝心情竟然猛一宽松,因为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他确实觉得身心都累。但他仍然调笑孙丫丫说,你整天与那些病人接触,当心通过手机把病毒传给我!孙丫丫说,美的你!我也不想死,更不能叫你死!
杜思宝解除了隔离以后,浑身轻松,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非典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杜思宝骑着闲了很久的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重大的变化是,街上的行人稀少,没有了以往车水马龙的气象。商店里自然门前冷落,门内萧条。
范哲和小静当然高兴,她们本来要到单位接他,怕他责怪,忍了忍没有去。范哲一边给杜思宝做好吃的,一边给他讲了好多关于非典的事情。
范哲说,我们学校就那么二三百号人,也如临大敌。市面上的消毒药水卖光了,学校自制了“来苏液”把学生食堂、教室、宿舍和卫生间喷洒得到处都是浓烈的药味儿,叫人恶心。学生们也不再翻墙出去上网了。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她的爱人在大机关工作,有一个孩子在北京读书,打电话说自己发烧,两口子爱子心切,立即不顾各级严格的政策规定,开上车去北京偷偷地把孩子接了回来。这孩子回来后,去了孙丫丫的医院里住上院,诊断为疑似病例。两个单位知道了,把他们夫妇也送进了医院,听说那个大机关要对女教师的丈夫进行纪律处分。
杜思磊也给他哥打来电话说,外国人都因为中国发生疫情,不跟中国做生意了,出口不畅,工厂停业的不少。广东省政府对损失惨重的企业采取了免税措施。他的河南老乡饭店也开不下去了,却没有人给予补偿。现在汽车、火车都没有人坐了,上车的人要测量体温,不发烧的人上了车,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全部是卧铺票。杜思宝告诉堂弟,要多加小心。自己也知道这是多余的话,说了也是一种心情,没有人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孙丫丫时不时地给杜思宝打手机,每次说话的时间很短,显然是工作太忙。杜思宝也担心她处在真正的非典环境里,稍不留神,就可能染上疾病,因此,每次都要反复嘱咐她当心,好好保护自己。
孙丫丫打电话,多属于报告工作的性质。有时说,好多病号被排除了;有时说,现在从来不很关心政治的护士们,那些缺乏理想的丫头片子,竟然要求火线入党。有一次,说的时间最长。她说,小宝哥,今天我们收治一个病人,趁自己办免费治疗手续时偷跑了。据说,他是坐在一辆公交汽车上来看病的,离城里还有七八公里时,突然晕倒了。一个乘客说:“这人八成是非典病人!”一车人惊慌失措,要求司机打开车门,全部逃了个不知下落。司机和乘务员无奈,把他拉到了医院。经过测量体温,有38c多,还有胸闷咳嗽症状,就把他放进发烧病区观察治疗,没想到这家伙害怕,竟然跑了!
第三天,唐都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是动用九百人,追回一个疑似病患者,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患者的逃跑和查找过程。记者写道,经医生认真检查,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肺结核病病人。
远在马寨的母亲,十分惦记自己的孩子,她让杜思宝的弟弟思暖不断打电话来问候他们一家。
小暖像那次找到偷牛贼时一样,兴奋地告诉他,妈催他来唐都市看他们,他也想来,可就是出门很难。寨子里设了路障,严格地盘查过往行人。当然,凡是走亲戚的,都放行了,摆的路障是个样子。到了乡里,就不行了,出来进去,都要量体温。据说,过县城时,工作人员要对过路人用小手枪一样的家伙,顶着眉头,也是测量体温,叫人很害怕。测量以后,还要在路人的身上,喷一层消毒液,弄得湿淋淋的。到唐都市看你们,真是太麻烦。
杜思宝说,你千万别来,我们居民小区里的每个人,办的都有出入证。而且各个居委会的物业管理人员,只认自己的证件,身份证在这里不起作用。你没有证件,想进来可不容易。
小暖也告诉他,思孝和小安在春节过后,再去广东打工时,非典的风声非常紧张,他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跟许多打工的一道,全部回来了。
说起这些,小暖问他哥,你知道周和尚不?杜思宝说,我出来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知道?小暖说,周和尚就是周老九的孙子。杜思宝马上想起了当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那个控诉1960年饿死人的汉子。对小暖说,哦,我记得周老九。
小暖说,周和尚可怜得很哪,他是在北京打工的。前几天,他不顾北京的封锁,偷偷地跑了回来。自己感冒了,有点低烧,怕人家给抓起来,送到小汤山医院里去,一直不敢坐汽车火车,一口气跑了七天,见人就躲,缺吃少喝,蓬头垢面,竟然跑回来了。要进寨子时,被值班人员发现了,知道他是从北京回来的,说啥也不让他进寨子。他一定要进,寨子里的群众纷纷拿着扫帚、扁担出来打他,有人掂着锣,边敲边喊,坚决不叫瘟神进村!他爹妈也哭着喊,孩子,你走吧,再不要回来了!
乡政府的人来了一群,都是戴着口罩和胶手套,要把他拉走去县城医院住院。他哭着说,自己想家,说啥也不肯去。没有办法,那些人把他反绑着手,硬是拉走了,治疗了几天,不过是感冒。治好后,医院里人把他送了回来。这小子现在见了寨子里的人,一个个当成仇人了。
杜思宝听了后,又是没有说啥,轻轻地把电话放下了。他知道,马寨这样做,也不是特例,自己尚且被隔离,有什么好奇怪的?多数村子,在村外搭了帐篷,专门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先在这里住下来,隔离一段时间。这就是人们对于病魔的态度。人类战胜自然,说说容易,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空气中,你咋能把病毒捉了出来?乡亲们不近人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思宝犯了他遇事儿喜欢追根问底儿的毛病,天天都要上网查看关于非典方面的资料。
他看到,医学界正在加紧研究发生这种可怕疾病的原因,为治疗这种疾病加速研制药物。在研制药物方面,很难说有一些制药机关,是科学的态度还是急功近利。“sars疫苗试剂研制成功”、某市“一天内报批六个抗sars新药”的新闻此起彼伏。
在非典的发病机理上,也有一番吵吵闹闹的争鸣。who认为这是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命名为“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缩写sars。发病的原因,有的说是“衣原体”有的说是“支原体”最后确定为“变异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的来源说法不一,与“艾滋病”是非洲的猴子传播的一样,殊途同归,人们把产生sars病毒的来源,最终把焦点集中在果子狸上。杜思宝想到自己在广州时,差一点吃到了这种野味儿,心中产生了后怕。他突然想到“没有材料”的国兆,掂着毒药瓶子下河里药鱼,把鱼都药绝迹了。这些行为,都是人类不能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造成的。
他在大学上学时,读过一本英国人怀特写的塞耳彭自然史。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好书,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光华依旧。这本书诞生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它是英国18世纪的一部文学名著。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写作的手法奇特,既是文学著作,又是一本博物学著作。讲的是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塞耳彭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子,作者以给友人写信的形式,对那个村子的山川形貌、花鸟虫鱼,以及大自然的一丝丝风吹草动,都给予了无比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对上述种种自然界的造化,都有精确的文字记录,还有精美的绘画插图。
杜思宝想,有可能的话,他也要学学怀特,把那些将在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中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东西写出来,不管它有没有人阅读。多难兴邦,这次同非典的斗争,人们到一定时候,肯定好了疮疤忘了疼。要让他们记住,非典肆虐的原因,跟有人乱吃野生动物,确实大有关系。沙尘暴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人类行为在自然界的失当造成的。很多孩子刚生下来就得了白血病,这同环境被污染与破坏,也有着直接的联系。最后,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惩罚,都要一点一点地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想到这些,杜思宝对组织上安排他当环保局的业务副局长,感到非常满意。他想,通过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人们对环保的意识有可能强化,自己的工作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津津有味地看了不少网友们,编造出来的关于非典方面的笑话。有一则笑话说,曹操被他的大将典韦从九死一生中救了出来,曹孟德感叹说:“非典,吾命休矣!”当时乐不可支,独自一人嘿嘿地笑,范哲怪他说,你发神经呀?
到了6月份,非典终于过去了,人们在庆幸之余,留下了许多社会后遗症。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客运部门的运输量恢复缓慢,旅游景点没有人光顾,导游小姐纷纷改行做其他工作,两种公司全都处于严重亏赔状态。
有一次,范哲问他,楼上李副局长家买的食盐吃不完,没有地方放,要送给咱们一些,这让人不好意思,要,还是不要?杜思宝说,他们家怎么买了那么多食盐?范哲说,还不是非典闹的!他们家买的其他物品也很多,仅板蓝根就有两大箱子,放霉了,全部扔了。别说是草根子,就是冲剂也不行,放得久了,也会失效的。
杜思宝想到,说书人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个民族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同样会有许多人惊慌失措的。大量采购药品和生活用品的愚蠢举动,都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恐慌的表现。人们完全可以持乐观态度。战胜病魔,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危机与反危机此消彼长,人类总是要在战胜侵害和战胜自我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动力。这一个过程,恐怕永远不会完结。
科主治医师,当然也在其中。孙丫丫对杜思宝幽幽地说,你就是出来了,我也可能长时间见不到你!杜思宝心情竟然猛一宽松,因为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他确实觉得身心都累。但他仍然调笑孙丫丫说,你整天与那些病人接触,当心通过手机把病毒传给我!孙丫丫说,美的你!我也不想死,更不能叫你死!
杜思宝解除了隔离以后,浑身轻松,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非典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杜思宝骑着闲了很久的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重大的变化是,街上的行人稀少,没有了以往车水马龙的气象。商店里自然门前冷落,门内萧条。
范哲和小静当然高兴,她们本来要到单位接他,怕他责怪,忍了忍没有去。范哲一边给杜思宝做好吃的,一边给他讲了好多关于非典的事情。
范哲说,我们学校就那么二三百号人,也如临大敌。市面上的消毒药水卖光了,学校自制了“来苏液”把学生食堂、教室、宿舍和卫生间喷洒得到处都是浓烈的药味儿,叫人恶心。学生们也不再翻墙出去上网了。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她的爱人在大机关工作,有一个孩子在北京读书,打电话说自己发烧,两口子爱子心切,立即不顾各级严格的政策规定,开上车去北京偷偷地把孩子接了回来。这孩子回来后,去了孙丫丫的医院里住上院,诊断为疑似病例。两个单位知道了,把他们夫妇也送进了医院,听说那个大机关要对女教师的丈夫进行纪律处分。
杜思磊也给他哥打来电话说,外国人都因为中国发生疫情,不跟中国做生意了,出口不畅,工厂停业的不少。广东省政府对损失惨重的企业采取了免税措施。他的河南老乡饭店也开不下去了,却没有人给予补偿。现在汽车、火车都没有人坐了,上车的人要测量体温,不发烧的人上了车,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全部是卧铺票。杜思宝告诉堂弟,要多加小心。自己也知道这是多余的话,说了也是一种心情,没有人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孙丫丫时不时地给杜思宝打手机,每次说话的时间很短,显然是工作太忙。杜思宝也担心她处在真正的非典环境里,稍不留神,就可能染上疾病,因此,每次都要反复嘱咐她当心,好好保护自己。
孙丫丫打电话,多属于报告工作的性质。有时说,好多病号被排除了;有时说,现在从来不很关心政治的护士们,那些缺乏理想的丫头片子,竟然要求火线入党。有一次,说的时间最长。她说,小宝哥,今天我们收治一个病人,趁自己办免费治疗手续时偷跑了。据说,他是坐在一辆公交汽车上来看病的,离城里还有七八公里时,突然晕倒了。一个乘客说:“这人八成是非典病人!”一车人惊慌失措,要求司机打开车门,全部逃了个不知下落。司机和乘务员无奈,把他拉到了医院。经过测量体温,有38c多,还有胸闷咳嗽症状,就把他放进发烧病区观察治疗,没想到这家伙害怕,竟然跑了!
第三天,唐都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是动用九百人,追回一个疑似病患者,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患者的逃跑和查找过程。记者写道,经医生认真检查,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肺结核病病人。
远在马寨的母亲,十分惦记自己的孩子,她让杜思宝的弟弟思暖不断打电话来问候他们一家。
小暖像那次找到偷牛贼时一样,兴奋地告诉他,妈催他来唐都市看他们,他也想来,可就是出门很难。寨子里设了路障,严格地盘查过往行人。当然,凡是走亲戚的,都放行了,摆的路障是个样子。到了乡里,就不行了,出来进去,都要量体温。据说,过县城时,工作人员要对过路人用小手枪一样的家伙,顶着眉头,也是测量体温,叫人很害怕。测量以后,还要在路人的身上,喷一层消毒液,弄得湿淋淋的。到唐都市看你们,真是太麻烦。
杜思宝说,你千万别来,我们居民小区里的每个人,办的都有出入证。而且各个居委会的物业管理人员,只认自己的证件,身份证在这里不起作用。你没有证件,想进来可不容易。
小暖也告诉他,思孝和小安在春节过后,再去广东打工时,非典的风声非常紧张,他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跟许多打工的一道,全部回来了。
说起这些,小暖问他哥,你知道周和尚不?杜思宝说,我出来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知道?小暖说,周和尚就是周老九的孙子。杜思宝马上想起了当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那个控诉1960年饿死人的汉子。对小暖说,哦,我记得周老九。
小暖说,周和尚可怜得很哪,他是在北京打工的。前几天,他不顾北京的封锁,偷偷地跑了回来。自己感冒了,有点低烧,怕人家给抓起来,送到小汤山医院里去,一直不敢坐汽车火车,一口气跑了七天,见人就躲,缺吃少喝,蓬头垢面,竟然跑回来了。要进寨子时,被值班人员发现了,知道他是从北京回来的,说啥也不让他进寨子。他一定要进,寨子里的群众纷纷拿着扫帚、扁担出来打他,有人掂着锣,边敲边喊,坚决不叫瘟神进村!他爹妈也哭着喊,孩子,你走吧,再不要回来了!
乡政府的人来了一群,都是戴着口罩和胶手套,要把他拉走去县城医院住院。他哭着说,自己想家,说啥也不肯去。没有办法,那些人把他反绑着手,硬是拉走了,治疗了几天,不过是感冒。治好后,医院里人把他送了回来。这小子现在见了寨子里的人,一个个当成仇人了。
杜思宝听了后,又是没有说啥,轻轻地把电话放下了。他知道,马寨这样做,也不是特例,自己尚且被隔离,有什么好奇怪的?多数村子,在村外搭了帐篷,专门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先在这里住下来,隔离一段时间。这就是人们对于病魔的态度。人类战胜自然,说说容易,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空气中,你咋能把病毒捉了出来?乡亲们不近人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思宝犯了他遇事儿喜欢追根问底儿的毛病,天天都要上网查看关于非典方面的资料。
他看到,医学界正在加紧研究发生这种可怕疾病的原因,为治疗这种疾病加速研制药物。在研制药物方面,很难说有一些制药机关,是科学的态度还是急功近利。“sars疫苗试剂研制成功”、某市“一天内报批六个抗sars新药”的新闻此起彼伏。
在非典的发病机理上,也有一番吵吵闹闹的争鸣。who认为这是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命名为“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缩写sars。发病的原因,有的说是“衣原体”有的说是“支原体”最后确定为“变异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的来源说法不一,与“艾滋病”是非洲的猴子传播的一样,殊途同归,人们把产生sars病毒的来源,最终把焦点集中在果子狸上。杜思宝想到自己在广州时,差一点吃到了这种野味儿,心中产生了后怕。他突然想到“没有材料”的国兆,掂着毒药瓶子下河里药鱼,把鱼都药绝迹了。这些行为,都是人类不能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造成的。
他在大学上学时,读过一本英国人怀特写的塞耳彭自然史。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好书,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光华依旧。这本书诞生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它是英国18世纪的一部文学名著。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写作的手法奇特,既是文学著作,又是一本博物学著作。讲的是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塞耳彭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子,作者以给友人写信的形式,对那个村子的山川形貌、花鸟虫鱼,以及大自然的一丝丝风吹草动,都给予了无比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对上述种种自然界的造化,都有精确的文字记录,还有精美的绘画插图。
杜思宝想,有可能的话,他也要学学怀特,把那些将在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中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东西写出来,不管它有没有人阅读。多难兴邦,这次同非典的斗争,人们到一定时候,肯定好了疮疤忘了疼。要让他们记住,非典肆虐的原因,跟有人乱吃野生动物,确实大有关系。沙尘暴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人类行为在自然界的失当造成的。很多孩子刚生下来就得了白血病,这同环境被污染与破坏,也有着直接的联系。最后,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惩罚,都要一点一点地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想到这些,杜思宝对组织上安排他当环保局的业务副局长,感到非常满意。他想,通过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人们对环保的意识有可能强化,自己的工作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津津有味地看了不少网友们,编造出来的关于非典方面的笑话。有一则笑话说,曹操被他的大将典韦从九死一生中救了出来,曹孟德感叹说:“非典,吾命休矣!”当时乐不可支,独自一人嘿嘿地笑,范哲怪他说,你发神经呀?
到了6月份,非典终于过去了,人们在庆幸之余,留下了许多社会后遗症。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客运部门的运输量恢复缓慢,旅游景点没有人光顾,导游小姐纷纷改行做其他工作,两种公司全都处于严重亏赔状态。
有一次,范哲问他,楼上李副局长家买的食盐吃不完,没有地方放,要送给咱们一些,这让人不好意思,要,还是不要?杜思宝说,他们家怎么买了那么多食盐?范哲说,还不是非典闹的!他们家买的其他物品也很多,仅板蓝根就有两大箱子,放霉了,全部扔了。别说是草根子,就是冲剂也不行,放得久了,也会失效的。
杜思宝想到,说书人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个民族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同样会有许多人惊慌失措的。大量采购药品和生活用品的愚蠢举动,都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恐慌的表现。人们完全可以持乐观态度。战胜病魔,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危机与反危机此消彼长,人类总是要在战胜侵害和战胜自我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动力。这一个过程,恐怕永远不会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