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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21日星期一天气晴间多云（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
春节很快就匆匆离去，今天就是二月二了，是“龙抬头”的日子，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天可能是良辰吉日。
我和小肖的事，似乎已成厂里的新闻人物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的，说长道短的有很多，当面问询，表示关心的也有很多，不仅如此，还友不少的亲朋好友也很关心这个事，厂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也在关注着这个事，最令我感动的，是洪书记还把这事向总场领导汇报了，为的就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转正或迁移户口上多关照。
啊，这么多好心人的关爱，就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漩涡，而我和小肖呢，就如同被卷入漩涡中的核心人物了，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态势下，我的心也有所动摇了，我在想，我不能老是想着人家有多少硬伤，自己就没有硬伤吗，人家的硬伤有两个，而我的硬伤比她多得多呢！我也想到，在人世间理想都是丰满的，而现实却是骨感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理想主义的观念对待婚姻，对待爱情，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存在，用理想主义的观念要求别人没有硬伤吗，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存在，我也反问自己，自己的理想是搞一个有文化的，有户口的，有固定工作的人为终身伴侣，这样的人在哪里？你愿意了，人家会愿意吗！
延着这样的思路想来想去，我原来理想中的爱情，既定的婚姻理念，就在慢慢的弱化，在急速地消失，我想和小肖应该正式的谈一谈了，我要听听她的具体想法，听听她们的家乡，在婚姻方面有哪些民风民俗，看看我能不能接受，我这个人一直崇尚新事新办，崇尚有个性的节俭婚姻，说到底，我在很多问题上有些愤世嫉俗，我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意人云亦云，在某些方面，在某些人看来，我就是个另类！我就想标新立异。我的这一套想法，这些与众不同的观念，人家小肖能接受吗，小肖的父母或家人能接受吗？
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董大姐又来办公室找我啦，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地来了。她的棉帽子还有些戴歪了，这次她来不用猜，我就知道是啥事了。她进屋门都没关，就像放机关枪一样地问：“给七叔的信回来了吧？快说，七叔怎么说的”？
我笑了，我笑着摇了摇脑袋，没有正面回答大姐的问题。我说：“七叔能说啥呢，他又没见到小肖长得怎样，更不了解她的为人”。其实，我这样说只是为了搪塞而已，我根本就没给我父亲写信，这事也没必要给他写信，这本来就是八字没有一撇的事，给他写信怎么说？说些什么呢！人家小肖怎么想的，人家是否愿意？这些还都是未知数呢。
“我知道，七叔他不会反对的。七叔他是个明白人，他怎么会反对这么好的姑娘呢”。
大姐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原来的那一套，说小肖多漂亮啊，多能干啊，多懂事啊等等，还是一直在逼我：“大兄弟啊，你快别犹豫了，你今天晚上就到我家里去，赶紧把这事定下来”。
我没说啥，我默认了。我想，也到了该“揭锅”的时候了。锅里的饭是生是熟，是好是坏，应该有个结果了。即便是我对这事不着急，也要替别人着想啊，不能耽误人家小肖的正事啊，人家还等着往下搞呢！
董大姐住的宿舍区，离我们厂只有一千多米，很近。吃过晚饭我一路向北，顶着北风徒
步赶路。
大姐她们正在焦急地等着我。见我来了，一家人都迎出门来，这个搂膀子，那个牵胳膊，我成了他家的贵宾了。屋里，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老大娘正站在那里，冲我笑眯眯地点着头，大姐马上介绍说：“大兄弟，这个就是我说的朱大妈，她老就是小肖的舅妈”！
喔，我明白了，舅妈也一起来看看我。这很自然啊，很应该呀。为外甥女把把关，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又是让座，又是倒水，昏暗的灯光下，人人的脸上带着笑容。大姐还是那样，说话像机关枪，必须要细细地听，抓紧听，否则，肯定就听不明白，或者是听不完全。大家坐下来寒暄了一会，大姐就说了：“大兄弟，咱们这里也没外人，咱就来痛快的吧，你们俩到大屋里去好好谈谈，我们就不打扰了”。
我们俩先后走出来，大姐在我们的身后还在嚷呢：“好好谈啊，一定要谈好啊”！
在余震不断的日子里，家家都在防震棚里住。大姐的大屋里空空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了。但是，地上或炕上却打扫得非常干净。墙根下有一把椅子像是刚摆上的，就是居民们用的那种折叠椅。因为刚刚擦拭过，上面还有水珠的痕迹呢。
小肖今天是休大班，没有穿工装。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穿的也很多也很厚，上身穿一件绿不绿黄不黄的条绒棉袄，脚下踩着一双褐不褐黄不黄的翻毛皮鞋。她今天的表情一反常态，大概小肖觉得，今天的角色变了，不是以前那种工友关系了，也不是朋友关系了，而是在谈论或思考一辈子的终身大事，这是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关键时刻，所以，今晚小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凝重，完全没有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的状态了，没有以前那种无拘无束，谈笑风生的... -->>
1977年3月21日星期一天气晴间多云（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
春节很快就匆匆离去，今天就是二月二了，是“龙抬头”的日子，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天可能是良辰吉日。
我和小肖的事，似乎已成厂里的新闻人物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的，说长道短的有很多，当面问询，表示关心的也有很多，不仅如此，还友不少的亲朋好友也很关心这个事，厂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也在关注着这个事，最令我感动的，是洪书记还把这事向总场领导汇报了，为的就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转正或迁移户口上多关照。
啊，这么多好心人的关爱，就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漩涡，而我和小肖呢，就如同被卷入漩涡中的核心人物了，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态势下，我的心也有所动摇了，我在想，我不能老是想着人家有多少硬伤，自己就没有硬伤吗，人家的硬伤有两个，而我的硬伤比她多得多呢！我也想到，在人世间理想都是丰满的，而现实却是骨感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理想主义的观念对待婚姻，对待爱情，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存在，用理想主义的观念要求别人没有硬伤吗，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存在，我也反问自己，自己的理想是搞一个有文化的，有户口的，有固定工作的人为终身伴侣，这样的人在哪里？你愿意了，人家会愿意吗！
延着这样的思路想来想去，我原来理想中的爱情，既定的婚姻理念，就在慢慢的弱化，在急速地消失，我想和小肖应该正式的谈一谈了，我要听听她的具体想法，听听她们的家乡，在婚姻方面有哪些民风民俗，看看我能不能接受，我这个人一直崇尚新事新办，崇尚有个性的节俭婚姻，说到底，我在很多问题上有些愤世嫉俗，我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意人云亦云，在某些方面，在某些人看来，我就是个另类！我就想标新立异。我的这一套想法，这些与众不同的观念，人家小肖能接受吗，小肖的父母或家人能接受吗？
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董大姐又来办公室找我啦，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地来了。她的棉帽子还有些戴歪了，这次她来不用猜，我就知道是啥事了。她进屋门都没关，就像放机关枪一样地问：“给七叔的信回来了吧？快说，七叔怎么说的”？
我笑了，我笑着摇了摇脑袋，没有正面回答大姐的问题。我说：“七叔能说啥呢，他又没见到小肖长得怎样，更不了解她的为人”。其实，我这样说只是为了搪塞而已，我根本就没给我父亲写信，这事也没必要给他写信，这本来就是八字没有一撇的事，给他写信怎么说？说些什么呢！人家小肖怎么想的，人家是否愿意？这些还都是未知数呢。
“我知道，七叔他不会反对的。七叔他是个明白人，他怎么会反对这么好的姑娘呢”。
大姐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原来的那一套，说小肖多漂亮啊，多能干啊，多懂事啊等等，还是一直在逼我：“大兄弟啊，你快别犹豫了，你今天晚上就到我家里去，赶紧把这事定下来”。
我没说啥，我默认了。我想，也到了该“揭锅”的时候了。锅里的饭是生是熟，是好是坏，应该有个结果了。即便是我对这事不着急，也要替别人着想啊，不能耽误人家小肖的正事啊，人家还等着往下搞呢！
董大姐住的宿舍区，离我们厂只有一千多米，很近。吃过晚饭我一路向北，顶着北风徒
步赶路。
大姐她们正在焦急地等着我。见我来了，一家人都迎出门来，这个搂膀子，那个牵胳膊，我成了他家的贵宾了。屋里，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老大娘正站在那里，冲我笑眯眯地点着头，大姐马上介绍说：“大兄弟，这个就是我说的朱大妈，她老就是小肖的舅妈”！
喔，我明白了，舅妈也一起来看看我。这很自然啊，很应该呀。为外甥女把把关，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又是让座，又是倒水，昏暗的灯光下，人人的脸上带着笑容。大姐还是那样，说话像机关枪，必须要细细地听，抓紧听，否则，肯定就听不明白，或者是听不完全。大家坐下来寒暄了一会，大姐就说了：“大兄弟，咱们这里也没外人，咱就来痛快的吧，你们俩到大屋里去好好谈谈，我们就不打扰了”。
我们俩先后走出来，大姐在我们的身后还在嚷呢：“好好谈啊，一定要谈好啊”！
在余震不断的日子里，家家都在防震棚里住。大姐的大屋里空空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了。但是，地上或炕上却打扫得非常干净。墙根下有一把椅子像是刚摆上的，就是居民们用的那种折叠椅。因为刚刚擦拭过，上面还有水珠的痕迹呢。
小肖今天是休大班，没有穿工装。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穿的也很多也很厚，上身穿一件绿不绿黄不黄的条绒棉袄，脚下踩着一双褐不褐黄不黄的翻毛皮鞋。她今天的表情一反常态，大概小肖觉得，今天的角色变了，不是以前那种工友关系了，也不是朋友关系了，而是在谈论或思考一辈子的终身大事，这是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关键时刻，所以，今晚小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凝重，完全没有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的状态了，没有以前那种无拘无束，谈笑风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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