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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议和战，尹杏农(耕耘)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闿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间是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平息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经常与王闿运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这些人在为肃顺出谋划策的同时，还与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从以上所列种种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肃顺与湘军集团，完全是通过郭嵩焘、王闿运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的交往。不过由于后来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成历史之谜，谁也无法弄清。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还是偶而露出些许端倪。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宗棠没受任何处分。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是因为肃顺的鼎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宗棠的诏旨，即告知幕僚高心夔，高马上转告王闿运、郭嵩焘，王反过来求救于肃顺，肃顺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便巧妙策动潘祖荫上疏，肃顺即趁机说左宗棠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二月，成丰皇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湘军开始被重用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大员们普遍感到问题的严重重，一时间议议纷纷，争执不下。
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结好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当年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皇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大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限制使用，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而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八大臣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即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那拉氏和恭亲王的阶下囚。
肃顺在朝权独揽期间，曾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挑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特别是当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曾国藩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独不见曾国藩与之交往只字片言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拉氏慈禧才称赞曾国藩为大大的“忠臣”。（未完待续）
，朝议和战，尹杏农(耕耘)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闿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间是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平息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经常与王闿运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这些人在为肃顺出谋划策的同时，还与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从以上所列种种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肃顺与湘军集团，完全是通过郭嵩焘、王闿运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的交往。不过由于后来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成历史之谜，谁也无法弄清。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还是偶而露出些许端倪。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宗棠没受任何处分。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是因为肃顺的鼎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宗棠的诏旨，即告知幕僚高心夔，高马上转告王闿运、郭嵩焘，王反过来求救于肃顺，肃顺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便巧妙策动潘祖荫上疏，肃顺即趁机说左宗棠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二月，成丰皇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湘军开始被重用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大员们普遍感到问题的严重重，一时间议议纷纷，争执不下。
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结好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当年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皇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大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限制使用，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而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八大臣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即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那拉氏和恭亲王的阶下囚。
肃顺在朝权独揽期间，曾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挑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特别是当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曾国藩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独不见曾国藩与之交往只字片言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拉氏慈禧才称赞曾国藩为大大的“忠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