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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公元1142年1月27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父子及女婿张宪绞死(另一说法是毒死)在建康郊外的风波亭上。这一千古奇冤的《告首状》和《判决书》在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全文记录，李心传最后说：“考其狱词所坐，皆一时锻炼文致之词，然犹不过如此，则飞之冤可见矣!”在元朝人所编撰的《宋史》中，对于岳飞之死，只是连写了两遍“呜呼冤哉!呜呼冤哉!”其中所包含的感情更是极为沉痛。
四、用一生来诠释奸臣
谁是制造岳飞冤案的主要责任人？为什么要杀害岳飞？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八百多年，应该说，宋高宗是制造了这起冤案的主要责任人，而秦桧则是执行者和头号帮凶。风波亭冤狱既有金朝议和的压力，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南宋对武将的猜忌是根深蒂固的，赵构担心如果一举平定北方，岳飞、韩世忠等会拥兵自重，甚至重演黄袍加身的一幕。岳飞出于国之根本，曾劝高宗早立赵伯琮为太子(太祖后裔，高宗因为受金兵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于是以堂侄入继，也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而赵构对岳飞以武将身份过问继承人之事非常不满，并且岳飞一再声称“迎回徽、钦二帝”，更是触动了赵构心头之忌，徽钦二帝回来无疑将对赵构的权力产生威胁。岳飞性格刚直、坦率，出于公心仗义执言而触动了赵构最忌讳之事，使其对岳飞产生猜忌、嫉恨，种下冤杀功臣的祸根。另一方面，中国封建官场当中，历朝历代一直都存在的景况，那就是嫉贤妒能、打击异己的险恶氛围。同为南宋四大将之一的张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端龌龊、卑鄙的小人角色，他协助宋高宗、秦桧编造种种罪名，炮制《告首状》，处心积虑摧毁岳家军，因此也和秦桧、王氏、万俟卨一起化成了西湖岳王庙前的铜像，永世跪在岳飞面前。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局势下，南宋初立，国力未稳，是否可以一举灭金，值得商榷。议和并非投降，而是国力不足，如果能以议和换来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机会，也非不可接受。但秦桧一意投降，杀害岳飞，排斥韩世忠，使军无统帅，士无战心。这样一来，不但和议的阻力排除了，而且造成了非和不可的局面，高宗即使想反悔也不可能，在和议中想提出对等的条件更不可能。事实说明，南宋向金乞和，并接受屈辱条件，秦桧是主要的责任者。
秦桧不但一手制造了岳飞冤狱，更极力破坏抗战派的事业。韩世忠在岳飞被害时十分气愤，质问秦桧岳飞父子究竟犯了多大罪，事实如何，有什么证据，秦桧说：“其事体莫须有(这是当时的口语，意思是可能有，也许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须有”三字此后成为凭空捏造、陷人于罪的代名词。这时韩世忠已罢枢密使之职，他虽满腔愤懑，自身却也受到秦桧威胁，此后只得骑驴载酒逍遥于西湖之上。审讯岳飞的大理寺丞何铸等人认为岳飞无罪，均遭贬黜，上书为岳飞喊冤的则被捕杀于狱中。
在岳飞遇害之前，宋金双方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订立和议：南宋正式向金朝称臣，每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重划宋、金两国的边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中间的唐、邓二州皆属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中书舍人吕本中、礼部侍郎张九成上疏，认为秦桧此举是卖国，秦桧是天下罪人，但他们马上就被秦桧贬出朝廷；枢密院编修胡诠上疏，要求斩秦桧以谢天下，被秦桧枷锁贬于昭州；编修官陈刚中同日上疏支持胡诠，也被秦桧贬出朝廷，流放到充满瘴气的赣州安远，陈刚中最后死在那里。赵鼎在被罢官之后，秦桧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赵鼎知道自己难逃厄运，为了不牵连亲属，在家中绝食而亡。
宋金和议中有一条规定：不许无故罢相，这给了秦桧专权以有力的依据。宋高宗自从南渡之后，丞相更迭频繁，但自从秦桧二次入相一直到死，专权长达19年之久。在此期间，秦桧对持不同政见者屡兴大狱。秦桧构陷别人的方法十分阴险，正如《宋史》中所说，秦桧阴险如悬崖陷阱，深危莫测，群臣讨论政事，还没有据理力辩，他用一两句话就否定了。李光曾与秦桧争论，稍微触犯了秦桧，秦桧就等李光说完，然后慢慢地添上一句说：“李光没有做大臣的礼法。”赵构听后，对李光十分生气。秦桧之毒更在于越到晚年越是凶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他兴起王庶二子(王之奇、王之荀)、叶三省、杨炜、袁敏求四大狱，甚至直到临死前，还想捏造事实，诬陷张俊、李光、胡寅等人“谋大逆”，株连贤士53... -->>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公元1142年1月27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父子及女婿张宪绞死(另一说法是毒死)在建康郊外的风波亭上。这一千古奇冤的《告首状》和《判决书》在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全文记录，李心传最后说：“考其狱词所坐，皆一时锻炼文致之词，然犹不过如此，则飞之冤可见矣!”在元朝人所编撰的《宋史》中，对于岳飞之死，只是连写了两遍“呜呼冤哉!呜呼冤哉!”其中所包含的感情更是极为沉痛。
四、用一生来诠释奸臣
谁是制造岳飞冤案的主要责任人？为什么要杀害岳飞？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八百多年，应该说，宋高宗是制造了这起冤案的主要责任人，而秦桧则是执行者和头号帮凶。风波亭冤狱既有金朝议和的压力，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南宋对武将的猜忌是根深蒂固的，赵构担心如果一举平定北方，岳飞、韩世忠等会拥兵自重，甚至重演黄袍加身的一幕。岳飞出于国之根本，曾劝高宗早立赵伯琮为太子(太祖后裔，高宗因为受金兵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于是以堂侄入继，也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而赵构对岳飞以武将身份过问继承人之事非常不满，并且岳飞一再声称“迎回徽、钦二帝”，更是触动了赵构心头之忌，徽钦二帝回来无疑将对赵构的权力产生威胁。岳飞性格刚直、坦率，出于公心仗义执言而触动了赵构最忌讳之事，使其对岳飞产生猜忌、嫉恨，种下冤杀功臣的祸根。另一方面，中国封建官场当中，历朝历代一直都存在的景况，那就是嫉贤妒能、打击异己的险恶氛围。同为南宋四大将之一的张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端龌龊、卑鄙的小人角色，他协助宋高宗、秦桧编造种种罪名，炮制《告首状》，处心积虑摧毁岳家军，因此也和秦桧、王氏、万俟卨一起化成了西湖岳王庙前的铜像，永世跪在岳飞面前。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局势下，南宋初立，国力未稳，是否可以一举灭金，值得商榷。议和并非投降，而是国力不足，如果能以议和换来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机会，也非不可接受。但秦桧一意投降，杀害岳飞，排斥韩世忠，使军无统帅，士无战心。这样一来，不但和议的阻力排除了，而且造成了非和不可的局面，高宗即使想反悔也不可能，在和议中想提出对等的条件更不可能。事实说明，南宋向金乞和，并接受屈辱条件，秦桧是主要的责任者。
秦桧不但一手制造了岳飞冤狱，更极力破坏抗战派的事业。韩世忠在岳飞被害时十分气愤，质问秦桧岳飞父子究竟犯了多大罪，事实如何，有什么证据，秦桧说：“其事体莫须有(这是当时的口语，意思是可能有，也许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须有”三字此后成为凭空捏造、陷人于罪的代名词。这时韩世忠已罢枢密使之职，他虽满腔愤懑，自身却也受到秦桧威胁，此后只得骑驴载酒逍遥于西湖之上。审讯岳飞的大理寺丞何铸等人认为岳飞无罪，均遭贬黜，上书为岳飞喊冤的则被捕杀于狱中。
在岳飞遇害之前，宋金双方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订立和议：南宋正式向金朝称臣，每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重划宋、金两国的边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中间的唐、邓二州皆属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中书舍人吕本中、礼部侍郎张九成上疏，认为秦桧此举是卖国，秦桧是天下罪人，但他们马上就被秦桧贬出朝廷；枢密院编修胡诠上疏，要求斩秦桧以谢天下，被秦桧枷锁贬于昭州；编修官陈刚中同日上疏支持胡诠，也被秦桧贬出朝廷，流放到充满瘴气的赣州安远，陈刚中最后死在那里。赵鼎在被罢官之后，秦桧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赵鼎知道自己难逃厄运，为了不牵连亲属，在家中绝食而亡。
宋金和议中有一条规定：不许无故罢相，这给了秦桧专权以有力的依据。宋高宗自从南渡之后，丞相更迭频繁，但自从秦桧二次入相一直到死，专权长达19年之久。在此期间，秦桧对持不同政见者屡兴大狱。秦桧构陷别人的方法十分阴险，正如《宋史》中所说，秦桧阴险如悬崖陷阱，深危莫测，群臣讨论政事，还没有据理力辩，他用一两句话就否定了。李光曾与秦桧争论，稍微触犯了秦桧，秦桧就等李光说完，然后慢慢地添上一句说：“李光没有做大臣的礼法。”赵构听后，对李光十分生气。秦桧之毒更在于越到晚年越是凶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他兴起王庶二子(王之奇、王之荀)、叶三省、杨炜、袁敏求四大狱，甚至直到临死前，还想捏造事实，诬陷张俊、李光、胡寅等人“谋大逆”，株连贤士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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