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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罪恶，其中也有极个别人可能真的是因为学术交流或旅行的原因来中国的。对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这样办理，对有血债或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据中国的法律进行坚决镇压。对有罪但罪不及死的，依据法律予以处罚。对罪行较轻的，我们可以让日军交付保证金，就是保证他们回日本去，不在中国从事侵略勾当，然后予以释放。对极个别确实是热爱中国文化，来中国进行和平交流的，还要予以保护。我们会成立个特别法庭，依据中国法律对他们进行甄别审判。我知道，日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就是把这些日侨全部枪毙了，也弥补不了我们那些死难同胞的损失。不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我军是一支正义之师，有俘虏政策和纪律。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杀之。不知道我的回答你是否满意？”
《天风报》记者摇摇头，说道：“刘市长，你说的道理都对，但我不能接受。请刘市长有时间的时候，去看看日军在天津郊外制造的屠村灭镇惨案，我想，你会改变自己迂腐的看法的。”
刘一民心里暗笑，老子迂腐？老子恨不得偷偷地把这些日本人全部杀光，这不是不能这样做么？心里想着，嘴也不停：“对了，这位记者先生，有一点请你务必报道，最好是发个通稿。那就是这些日本侨民，大部分人都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认识不足，对日军抱有幻想，认为日军是一支正规部队，不会派飞机轰炸天津的居民区、商业区和工业企业的。为了让他们觉醒，认识日军的残暴，从明天开始，我们将把这些侨民分批带到天津的商业区、居民区、重点企业，让他们在那里忏悔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孽，见证日军可能到来的空中轰炸。当然，如果日军飞机误炸了他们，本政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一说，一群记者略一思索，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满场只听沙沙地写字声。《天风报》记者马上就说：“请刘市长放心，我马上就写通稿，保证明日见报，并保证北平、沈阳、上海、南京都能在下午收到通稿。”
刘一民笑了笑，说了句“谢谢你！”
《新天津报》记者问道：“刘市长，能见证天津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和参加你的新闻发布会，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最大的荣幸。我提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虽然收复了天津，但周围都是日军，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一定会来攻打天津的。你认为，我们能守住天津么？天津抗日民主政府能在天津长期存在么？”
这个问题马上就引起了全场记者的高度关注，现场鸦雀无声。
刘一民心里也有点惆怅，要是这天津不是个海滨城市该多好，如果是象太原一样的内陆城市，说不定自己就真的占住不走了。想起太原，刘一民心里就刀绞一样，离开太原自然是从战略考虑，但更大的原因是无法回避与国民党、与阎锡山的关系问题，是暂时不能让抗日统一战线破裂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恐怕自己铁定是不会走的。
抬头看了看《新天津报》记者，刘一民沉声说道：“日军是一定要大举围攻天津的，我本人决心固守天津。但是，我实事求是地说，就是我牺牲在这天津城下，这天津也未必能守住。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虽然天津抗日民主政府暂时在天津不一定能存在多长时间，但他是一面旗帜，将永远存在于天津英雄儿女的心目中，我会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部队和人民就在这天津周围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直到彻底把日寇打败为止。我相信，长则六、七年，短则四、五年，天津必将会彻底回到人民手中。到那时，我愿意与天津人民一道，为建立更加繁荣、更加富裕、更加充满魅力的新天津而奋斗！”
刘一民说完，《新天津报》记者已经是热泪盈眶了，哽咽着说：“谢谢刘市长，我愿意拿起枪跟着你去战斗，为保卫天津而流血牺牲！”
记者会后，刘一民马不停蹄，召开了天津各界代表座谈会、天津工商企业代表座谈会，向大家说明动员企业搬迁和动员原来没有来得及撤退的文化界、教育界、金融界主要人士到根据地去的必要性。
文化界、教育界好说，人心也比较起，许多进步师生、进步人士这两天就一直在帮着部队做工作，大部分人都愿意随军离开天津，参加抗日。
工商企业相对麻烦一点，因为那毕竟是要依靠市场存活的，办企业也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水电路等条件。有的企业一搬迁，就等于暂时歇业。除非教导师现在就有稳固的根据地，可以让他们发展。
当然，刘一民也知道，有些企业是不愿意搬，短期内也不可能搬走的。比如电厂，那些设备岂是说搬就能搬的？不过，刘一民提出的总要求就是破坏日军的经济资源，和日军打经济战。实在搬不走的企业，最起码也要把设备藏起来一部分，把技术人员带走，让日本人为恢复企业开工焦头烂额。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能让日本人利用我们的民族工业来支撑侵略战争。
刘一民还拿沈阳兵工厂和辽宁的一些企业做比喻，说明日军侵华战争最少40%的军火都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我们的工人为了微薄的工钱加班加点的干，结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成了打我们自己同胞的利器，这个悲剧决不能在天津重演。然后刘一民又拿太原作例子，表扬太原人民有觉悟，为了抗日，太原所有工厂的设备全部被拆除，运往了大后方。结果日军第二次占领太原，只得到了一座空城，连粮草补给都得从河北、东北和日本运。估计要不了多久，太原的鬼子就会饿肚子。如果天津也能这样，那华北的日本鬼子的日子就难过了，很可能能加速抗战胜利进程。
刘一民的话对天津工商界震动很大，与日本人打经济战是个新思维，这些工商界人士基本智商都可以，马上就展开了讨论，许多能搬的小企业都愿意搬，就是搬不走的也表示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的决定，愿意按照八路军的要求采取措施，最起码也得让企业停工一段时间，让小日本也着急上火一把。
见这些工商企业人士积极性蛮高，刘一民就告诉那些搬不走的企业主，要和日本鬼子斗心眼，要表面听日本人话，暗地里帮助八路军，这叫黑皮红心。凡是帮助八路军和共产党抗日的，各根据地都会给大家记一本帐，将来胜利后该给补偿的补偿，该表彰的表彰。如果昧了良心，出卖同胞，一心一意为鬼子卖命，那对不起，他既然这次能袭占天津，下次还能，那些被枪毙的汉奸就是前车之鉴。
这连拉带吓的，把那些不愿意搬或搬不走的企业主搓得面团一样，纷纷表示要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定想方设法支持八路军抗日。
刘一民见基本达到目的，也不再多说，让各工作队按照各自的计划抓紧分头工作，抢时间搬运物资设备，一定要把把天津搬空落到实处。
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罪恶，其中也有极个别人可能真的是因为学术交流或旅行的原因来中国的。对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这样办理，对有血债或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据中国的法律进行坚决镇压。对有罪但罪不及死的，依据法律予以处罚。对罪行较轻的，我们可以让日军交付保证金，就是保证他们回日本去，不在中国从事侵略勾当，然后予以释放。对极个别确实是热爱中国文化，来中国进行和平交流的，还要予以保护。我们会成立个特别法庭，依据中国法律对他们进行甄别审判。我知道，日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就是把这些日侨全部枪毙了，也弥补不了我们那些死难同胞的损失。不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我军是一支正义之师，有俘虏政策和纪律。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杀之。不知道我的回答你是否满意？”
《天风报》记者摇摇头，说道：“刘市长，你说的道理都对，但我不能接受。请刘市长有时间的时候，去看看日军在天津郊外制造的屠村灭镇惨案，我想，你会改变自己迂腐的看法的。”
刘一民心里暗笑，老子迂腐？老子恨不得偷偷地把这些日本人全部杀光，这不是不能这样做么？心里想着，嘴也不停：“对了，这位记者先生，有一点请你务必报道，最好是发个通稿。那就是这些日本侨民，大部分人都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认识不足，对日军抱有幻想，认为日军是一支正规部队，不会派飞机轰炸天津的居民区、商业区和工业企业的。为了让他们觉醒，认识日军的残暴，从明天开始，我们将把这些侨民分批带到天津的商业区、居民区、重点企业，让他们在那里忏悔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孽，见证日军可能到来的空中轰炸。当然，如果日军飞机误炸了他们，本政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一说，一群记者略一思索，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满场只听沙沙地写字声。《天风报》记者马上就说：“请刘市长放心，我马上就写通稿，保证明日见报，并保证北平、沈阳、上海、南京都能在下午收到通稿。”
刘一民笑了笑，说了句“谢谢你！”
《新天津报》记者问道：“刘市长，能见证天津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和参加你的新闻发布会，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最大的荣幸。我提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虽然收复了天津，但周围都是日军，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一定会来攻打天津的。你认为，我们能守住天津么？天津抗日民主政府能在天津长期存在么？”
这个问题马上就引起了全场记者的高度关注，现场鸦雀无声。
刘一民心里也有点惆怅，要是这天津不是个海滨城市该多好，如果是象太原一样的内陆城市，说不定自己就真的占住不走了。想起太原，刘一民心里就刀绞一样，离开太原自然是从战略考虑，但更大的原因是无法回避与国民党、与阎锡山的关系问题，是暂时不能让抗日统一战线破裂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恐怕自己铁定是不会走的。
抬头看了看《新天津报》记者，刘一民沉声说道：“日军是一定要大举围攻天津的，我本人决心固守天津。但是，我实事求是地说，就是我牺牲在这天津城下，这天津也未必能守住。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虽然天津抗日民主政府暂时在天津不一定能存在多长时间，但他是一面旗帜，将永远存在于天津英雄儿女的心目中，我会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部队和人民就在这天津周围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直到彻底把日寇打败为止。我相信，长则六、七年，短则四、五年，天津必将会彻底回到人民手中。到那时，我愿意与天津人民一道，为建立更加繁荣、更加富裕、更加充满魅力的新天津而奋斗！”
刘一民说完，《新天津报》记者已经是热泪盈眶了，哽咽着说：“谢谢刘市长，我愿意拿起枪跟着你去战斗，为保卫天津而流血牺牲！”
记者会后，刘一民马不停蹄，召开了天津各界代表座谈会、天津工商企业代表座谈会，向大家说明动员企业搬迁和动员原来没有来得及撤退的文化界、教育界、金融界主要人士到根据地去的必要性。
文化界、教育界好说，人心也比较起，许多进步师生、进步人士这两天就一直在帮着部队做工作，大部分人都愿意随军离开天津，参加抗日。
工商企业相对麻烦一点，因为那毕竟是要依靠市场存活的，办企业也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水电路等条件。有的企业一搬迁，就等于暂时歇业。除非教导师现在就有稳固的根据地，可以让他们发展。
当然，刘一民也知道，有些企业是不愿意搬，短期内也不可能搬走的。比如电厂，那些设备岂是说搬就能搬的？不过，刘一民提出的总要求就是破坏日军的经济资源，和日军打经济战。实在搬不走的企业，最起码也要把设备藏起来一部分，把技术人员带走，让日本人为恢复企业开工焦头烂额。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能让日本人利用我们的民族工业来支撑侵略战争。
刘一民还拿沈阳兵工厂和辽宁的一些企业做比喻，说明日军侵华战争最少40%的军火都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我们的工人为了微薄的工钱加班加点的干，结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成了打我们自己同胞的利器，这个悲剧决不能在天津重演。然后刘一民又拿太原作例子，表扬太原人民有觉悟，为了抗日，太原所有工厂的设备全部被拆除，运往了大后方。结果日军第二次占领太原，只得到了一座空城，连粮草补给都得从河北、东北和日本运。估计要不了多久，太原的鬼子就会饿肚子。如果天津也能这样，那华北的日本鬼子的日子就难过了，很可能能加速抗战胜利进程。
刘一民的话对天津工商界震动很大，与日本人打经济战是个新思维，这些工商界人士基本智商都可以，马上就展开了讨论，许多能搬的小企业都愿意搬，就是搬不走的也表示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的决定，愿意按照八路军的要求采取措施，最起码也得让企业停工一段时间，让小日本也着急上火一把。
见这些工商企业人士积极性蛮高，刘一民就告诉那些搬不走的企业主，要和日本鬼子斗心眼，要表面听日本人话，暗地里帮助八路军，这叫黑皮红心。凡是帮助八路军和共产党抗日的，各根据地都会给大家记一本帐，将来胜利后该给补偿的补偿，该表彰的表彰。如果昧了良心，出卖同胞，一心一意为鬼子卖命，那对不起，他既然这次能袭占天津，下次还能，那些被枪毙的汉奸就是前车之鉴。
这连拉带吓的，把那些不愿意搬或搬不走的企业主搓得面团一样，纷纷表示要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定想方设法支持八路军抗日。
刘一民见基本达到目的，也不再多说，让各工作队按照各自的计划抓紧分头工作，抢时间搬运物资设备，一定要把把天津搬空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