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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会害怕，是因为他们猜出了崇祯皇帝想让他们去干什么了。
在大明中后期，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如果是普通小老百姓拖欠的话，地方官毫不手软，很可能会抓捕，鞭打，甚至打死得都有。有史记载，山东、陕西就有不少普通人在最后期限不能完成缴税而自尽的事情。
但这些其实只是拖欠赋税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拖欠赋税的，其实是富户来的。他们有钱，会捐纳官身以免除地方官可能的体罚和拘捕。对于这些人，地方官就只能上报，而上报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要是地方官上报太多的话，就会显得很无能，这又迫使地方官不会太多往上报。这么一来，富户才是拖欠赋税的主力军。
这些拖欠赋税的富户，其实是很狡猾的。第一，他们有势力，第二，他们也不会真得一分钱不交，只是交一小部分，然后就赖，一年一年的赖，赖个几年，朝廷看到这种累积起来的欠税，会成为最新税赋征收中的难点，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赋税。
另外，按照惯例，比如皇子出生，立太子，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庆的时候，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税的。只要赖到这种时候，拖欠的赋税也往往能赖掉。
这种种事情，其实都是恶性循环，鼓励了那些拖欠赋税的行为，至于正常交税的，他们一看可以赖掉，而正常交税也没有好处，自然也会有样学样了。
因此，崇祯皇帝给他们看得这份奏章中，拖欠赋税的数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
另外一类奏章，则是有关官吏交税的记录。
在大明朝，官吏从来就不是全额免税的。不是说，只要中举，那就再也不用缴纳赋税，不用服劳役了。
大明律有规定，官绅确实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这一点，从明初就开始有了。
在明初规定，京官之家除税粮及里甲正役之外，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外官按品递减。后来，在这些官绅的不断努力之下，这个规定又改为按照品级限额来优免丁、粮或者丁田。
比如说，在正德年间的规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五品以上免田三顷，七品以上免田二顷，九品以上免田一顷，外官递减。
这个规定，在北方其实还不算什么，换成南方土地产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绅还不满意，继续努力，等到嘉靖年间，又几次说动皇帝修改这个优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时候，变成了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
等到万历年间时，又改了，由“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优免内容由粮、丁又改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这个来回变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员势力的此长彼消所带来的变化，因为免粮和免田对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别的。
万历十四年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二品八千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没有当官的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贡生免田四百亩，监生和生员免田八十亩；那些告老还乡的官绅则按其品级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见，大明朝两百多年间，官绅一直为自己的特权而努力。
就拿万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优免田额就增长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优免田额增长了二十七倍之多；而万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时候，甲科京外官优免田额就又各增长了十倍，告老还乡的官员优免田额增长了六倍；
按理来说，官绅优免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总该知足了吧？
可事实是，虽然律法规定官绅线面已经相当丰厚，可士大夫从者什一，违者什九；大部分官绅，那是能优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优免掉。
有这种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辅徐阶。他俨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头；可是，他实际上就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滥用优免之权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调停得宜”，意思无外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其实还是屁股决定一切。
万历年间，南直隶巡按甘士价提出要对官绅优免核查限额，人后礼部尚书陆树声就立刻强烈反对，还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往往田多则累重，亦不必为限制也”。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为了能全额优免，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事实上，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严重，而官绅又想全免，收不上赋税，全都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间动荡，已经到了必须要整顿官绅优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顿的话，就如同历史上一般，大明朝破产玩完。
因此，就有官员提出了官绅优免要严格按照律法来，这其中，甘士价是一个；虽然他被反对了，因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还好，只是被喷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没那么好运了。
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令朱国桢看到官绅免役，安坐自如，乡民应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绅除优免田之外，必须要服役。百姓对此非常欢迎，甚至大书“均田便民”四个大字，贴得到处都是，以此来表达拥护之意。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那些官绅世家联合起来，纠结家丁仆从千余人，直接闯进官衙，要捉拿朱国桢，还烧了朱宅。
还有历史上有名的申时行，钱龙锡等人，也都用各种理由反对优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规定，官绅去世之后，可以继续优免三年；但是，现实是三年之后，还往往一直优免，这吃进去的好处，让他们吐出来，不要太难。
由此种种，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等到崇祯朝的时候，就只是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这奏章所写得内容，就吓到了张溥和吴昌时。
之后会害怕，是因为他们猜出了崇祯皇帝想让他们去干什么了。
在大明中后期，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如果是普通小老百姓拖欠的话，地方官毫不手软，很可能会抓捕，鞭打，甚至打死得都有。有史记载，山东、陕西就有不少普通人在最后期限不能完成缴税而自尽的事情。
但这些其实只是拖欠赋税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拖欠赋税的，其实是富户来的。他们有钱，会捐纳官身以免除地方官可能的体罚和拘捕。对于这些人，地方官就只能上报，而上报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要是地方官上报太多的话，就会显得很无能，这又迫使地方官不会太多往上报。这么一来，富户才是拖欠赋税的主力军。
这些拖欠赋税的富户，其实是很狡猾的。第一，他们有势力，第二，他们也不会真得一分钱不交，只是交一小部分，然后就赖，一年一年的赖，赖个几年，朝廷看到这种累积起来的欠税，会成为最新税赋征收中的难点，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赋税。
另外，按照惯例，比如皇子出生，立太子，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庆的时候，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税的。只要赖到这种时候，拖欠的赋税也往往能赖掉。
这种种事情，其实都是恶性循环，鼓励了那些拖欠赋税的行为，至于正常交税的，他们一看可以赖掉，而正常交税也没有好处，自然也会有样学样了。
因此，崇祯皇帝给他们看得这份奏章中，拖欠赋税的数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
另外一类奏章，则是有关官吏交税的记录。
在大明朝，官吏从来就不是全额免税的。不是说，只要中举，那就再也不用缴纳赋税，不用服劳役了。
大明律有规定，官绅确实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这一点，从明初就开始有了。
在明初规定，京官之家除税粮及里甲正役之外，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外官按品递减。后来，在这些官绅的不断努力之下，这个规定又改为按照品级限额来优免丁、粮或者丁田。
比如说，在正德年间的规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五品以上免田三顷，七品以上免田二顷，九品以上免田一顷，外官递减。
这个规定，在北方其实还不算什么，换成南方土地产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绅还不满意，继续努力，等到嘉靖年间，又几次说动皇帝修改这个优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时候，变成了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
等到万历年间时，又改了，由“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优免内容由粮、丁又改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这个来回变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员势力的此长彼消所带来的变化，因为免粮和免田对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别的。
万历十四年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二品八千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没有当官的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贡生免田四百亩，监生和生员免田八十亩；那些告老还乡的官绅则按其品级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见，大明朝两百多年间，官绅一直为自己的特权而努力。
就拿万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优免田额就增长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优免田额增长了二十七倍之多；而万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时候，甲科京外官优免田额就又各增长了十倍，告老还乡的官员优免田额增长了六倍；
按理来说，官绅优免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总该知足了吧？
可事实是，虽然律法规定官绅线面已经相当丰厚，可士大夫从者什一，违者什九；大部分官绅，那是能优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优免掉。
有这种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辅徐阶。他俨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头；可是，他实际上就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滥用优免之权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调停得宜”，意思无外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其实还是屁股决定一切。
万历年间，南直隶巡按甘士价提出要对官绅优免核查限额，人后礼部尚书陆树声就立刻强烈反对，还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往往田多则累重，亦不必为限制也”。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为了能全额优免，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事实上，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严重，而官绅又想全免，收不上赋税，全都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间动荡，已经到了必须要整顿官绅优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顿的话，就如同历史上一般，大明朝破产玩完。
因此，就有官员提出了官绅优免要严格按照律法来，这其中，甘士价是一个；虽然他被反对了，因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还好，只是被喷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没那么好运了。
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令朱国桢看到官绅免役，安坐自如，乡民应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绅除优免田之外，必须要服役。百姓对此非常欢迎，甚至大书“均田便民”四个大字，贴得到处都是，以此来表达拥护之意。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那些官绅世家联合起来，纠结家丁仆从千余人，直接闯进官衙，要捉拿朱国桢，还烧了朱宅。
还有历史上有名的申时行，钱龙锡等人，也都用各种理由反对优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规定，官绅去世之后，可以继续优免三年；但是，现实是三年之后，还往往一直优免，这吃进去的好处，让他们吐出来，不要太难。
由此种种，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等到崇祯朝的时候，就只是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这奏章所写得内容，就吓到了张溥和吴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