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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政策是由Dr Mahathir Mohamad于1991年6月17日正式宣布实施的。在此之前的1991年2月28日，他在马来西亚企业理事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就已宣布了“2020宏愿”( wawasan 2020)：到2020年，马来西亚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新政策的宣布，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结束，但却继续保留了该政策下的两大目标：消除贫困和社会重组，国家的“扶弱政策”也因此仍是既定的方针。从经济方面看，两个政策的主要区别在于，新经济政策以信托制为基础，国家发展政策则是通过加大私有化，通过削减国家支出，停止新经济政策的重建需求，放松国外投资条件，以及东亚直接投资等方式，让以新兴的马来工商资产阶级为主的土著亲自参与市场竞争，国家则在政治和法律上保护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不会受到威胁。
不管怎样，为了实现“2020宏愿”，国家发展政策由于强调经济增长，所以无法忽视华裔马来西亚人这支重要的国家经济力量。新的发展时期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相比，在社会公平与效率问题上，在同样重视公平（偏向马来人的公平）的同时，自然也要更多地关注效率。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要求社会文明的进步，要求社会的稳定和安宁，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在国家发展政策时期，巫统主导的政府对非土著族群的利益和要求开始持某种宽容态度，并向他们释放出了某种“小开明”（tion，亦译为“小开放”）的姿态。当然，出现这种变化，与巫统及其影响下的马来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严重分裂，Mahathir政治地位不断面临挑战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有限民主制（民主选举和代议制国会）下，华人手中的选票有时还是被关注的。事实上，Mahathir就曾不止一次借助华人的支持渡过他的政治难关。
一、马来西亚族（Bangsa ysia）
Mahathir在宣布“2020宏愿”时，指出国家的全面发展将面临着九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宽容的社会的挑战。在这个社会中，各种肤色和信仰的马来西亚人，都可以自由主张和坚持自己的风俗习惯、文化和宗教信仰，并感觉他们属于一个国家（民族）。”实事求是地讲，这在马来西亚是一种十分开明的态度。然而，众所周知，首相Mahathir早年却是一位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不过，他后来也向人们证明，自己同样是一位有客观务实一面的马来政治领袖，因为他敢公开承认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多种族群、多种宗教、多种语言、多种文化构成的多元社会这一事实。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曾讲道：“从前，（同化）这个概念是要人们变成百分之百的马来人，方能成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现在接受的概念是，这是一个多种族国家。我们要的是修桥，而不是要彻底拆除隔离我们的障碍。我们不打算让所有的华人改信伊斯兰教。我们告诉我们的人民——穆斯林：‘你们不要试图迫使（他）人改信。”在此基础上，他也重视国家认同，但不是完全采取强迫手段，而是要通过推行“马来西亚族”(Bangsa ysia，也是在关于“2020宏愿”的那次讲话中提出来的)这一概念，来达到他的目的。
在马来语中，bangsa这个词有“族”、“国民”和“人民”多重含义，因此，既可以译成“马来西亚族”（这是马来西亚华人选择的译法），也可以译为“马来西亚国民”和“马来西亚人民”。不论哪一种译法，我们注意到，在马来西亚，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族群共同体的意义上来使用的。1995年，国阵赢得大选胜利的几个月后，Mahathir关于“马来西亚族”曾这样解释道：“Bangsaysia指的是将自己与国家认同，讲马来西亚语(Bahasaysia，即马来语，引者)，并接受宪法的人们。为了实现Bangsa ysia这一目标，人们应开始相互接受他们的现在，而不管什么种族和宗教。”他还讲过：这个国家将“由一个‘马来西亚族’构成，它内在和睦，地域划一，族群一体，充满和谐，完全公正。”
毫无疑问，首相Mahathir在前引那段话中，表达的是一种基于国家认同的超种族主义的理念。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华裔马来西亚人可以接受的理念。他们认为“这是国阵开放和政策宽大”的表示。“马来西亚族”这个概念与独立以来华人（民主行动党）倡导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主张亦有某种相合之处。“毫无疑问，非马来人对‘马来西亚族’概念是报以很欢迎的态度的，因为，这一概念被普遍地认为，是‘完全取消’了巫统领导的政府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令人恼怒的同化政策。”的确，在这个概念里，似没有坚持非马来人一定要完全马来化的同化要求，当然，如果把一定要讲马来语看做是同化政策的一部分的话（当然应该这样认为），一定的同化含义还是存在的。直接向国家认同，而不是通过向马来人认同即马来化来达致国家认同，对于华人而言还是容易接受的。所以，有西方学者讲：“在马来西亚，族群冲突，并不是完全出于经济不平衡或政治敌对，也与保存和强加的族群身份之间的斗争有关——土著族群的马来人想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强加于国家，非马来人则决心保存他们特有的文化身份。”
二、新马来人（yu Baru）与新华人多元文化主义的“马来西亚族”概念的提出，对于马来人而言，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如何认识“马来族”
( Bangsa yu)与“马来西亚族”的关系？根据Mahathir的解释，“马来西亚族”这个概念无意取代任何一个族群，即“不会放弃人们的文化、宗教或语言”，而是在承认多元族群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将他们按照国家认同予以整合，所以，马来人无需担心本民族会由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而被取代。因此，马来人知识分子又提出了一个“新马来人”(Maleyu Baru)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新马来人应该具备五大特质：务实( Pragmatis)、进取(Agresif、竞争力(Kompetitif)、敏锐(Sensitif)和创新(Inovatif)。1993年巫统党选，少壮派的安华与一批“宏愿”队伍登上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
“当时安华高举‘新马来人’的旗帜，气贯长虹”华人社会亦不甘寂寞，先是由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提出“塑造最优秀的华裔”，然后有雪兰莪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颜清文附之以“塑造新华人”
“新华人”概念亦呼之而出。
三、“我们都是一家人”与“Gong Xi Raya”
20世纪90年代，在国阵政府“小开明”政策和“2020宏愿”的感召下，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一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紧张局面，变得似乎很融洽，这期间，一度被Mahathir确定为接班人的副首相Anwar Ibrahim(安华)的表现异乎寻常地突出，他以毛笔书写的华文字幅“我们都是一家人”，经媒体大肆渲染，成了当时华巫两族和睦关系的象征。Anwar还提倡伊斯兰与儒家的文明对话，在一些研究会开幕式上用华语引用《论语》、《孟子》等中华文化经典，并对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推崇备至。首相Mahathir也肯定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贡献，亲笔题写“忍”字，并饶有兴致地观看华人的舞狮表演，其他官员则仿而效之，学毛笔书写华文。所有这一切，确是前所未有的。碰巧的是，1995年至1997年，穆斯林新年与华人新年也罕见地遇到了一起，共同的喜庆气氛，成就了“GongXi Raya”这个华巫混合词，即这是华文的“恭喜发财”与马来文的Hari Raya(开斋节，也带有祝贺节日的意思)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这个新造的词，生动地表现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征，也可以看成是20世纪90年代大马文化宽容主义的杰作。巫统政府为了建立和谐的族群关系，鼓励文明对话活动，在1995年3月召开的第一个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以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为主题的。
1997年，马来亚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文明对话中心”(theCentre for Civilizational Dialogue)。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控制的大众媒体中，华语节目也获得了更多的展现机会。在相对和谐的气氛中，政府还取消了长期针对华人舞狮的禁令。事情的缘起是，1979年，内政部长曾... -->>
国家发展政策是由Dr Mahathir Mohamad于1991年6月17日正式宣布实施的。在此之前的1991年2月28日，他在马来西亚企业理事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就已宣布了“2020宏愿”( wawasan 2020)：到2020年，马来西亚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新政策的宣布，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结束，但却继续保留了该政策下的两大目标：消除贫困和社会重组，国家的“扶弱政策”也因此仍是既定的方针。从经济方面看，两个政策的主要区别在于，新经济政策以信托制为基础，国家发展政策则是通过加大私有化，通过削减国家支出，停止新经济政策的重建需求，放松国外投资条件，以及东亚直接投资等方式，让以新兴的马来工商资产阶级为主的土著亲自参与市场竞争，国家则在政治和法律上保护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不会受到威胁。
不管怎样，为了实现“2020宏愿”，国家发展政策由于强调经济增长，所以无法忽视华裔马来西亚人这支重要的国家经济力量。新的发展时期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相比，在社会公平与效率问题上，在同样重视公平（偏向马来人的公平）的同时，自然也要更多地关注效率。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要求社会文明的进步，要求社会的稳定和安宁，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在国家发展政策时期，巫统主导的政府对非土著族群的利益和要求开始持某种宽容态度，并向他们释放出了某种“小开明”（tion，亦译为“小开放”）的姿态。当然，出现这种变化，与巫统及其影响下的马来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严重分裂，Mahathir政治地位不断面临挑战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有限民主制（民主选举和代议制国会）下，华人手中的选票有时还是被关注的。事实上，Mahathir就曾不止一次借助华人的支持渡过他的政治难关。
一、马来西亚族（Bangsa ysia）
Mahathir在宣布“2020宏愿”时，指出国家的全面发展将面临着九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宽容的社会的挑战。在这个社会中，各种肤色和信仰的马来西亚人，都可以自由主张和坚持自己的风俗习惯、文化和宗教信仰，并感觉他们属于一个国家（民族）。”实事求是地讲，这在马来西亚是一种十分开明的态度。然而，众所周知，首相Mahathir早年却是一位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不过，他后来也向人们证明，自己同样是一位有客观务实一面的马来政治领袖，因为他敢公开承认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多种族群、多种宗教、多种语言、多种文化构成的多元社会这一事实。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曾讲道：“从前，（同化）这个概念是要人们变成百分之百的马来人，方能成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现在接受的概念是，这是一个多种族国家。我们要的是修桥，而不是要彻底拆除隔离我们的障碍。我们不打算让所有的华人改信伊斯兰教。我们告诉我们的人民——穆斯林：‘你们不要试图迫使（他）人改信。”在此基础上，他也重视国家认同，但不是完全采取强迫手段，而是要通过推行“马来西亚族”(Bangsa ysia，也是在关于“2020宏愿”的那次讲话中提出来的)这一概念，来达到他的目的。
在马来语中，bangsa这个词有“族”、“国民”和“人民”多重含义，因此，既可以译成“马来西亚族”（这是马来西亚华人选择的译法），也可以译为“马来西亚国民”和“马来西亚人民”。不论哪一种译法，我们注意到，在马来西亚，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族群共同体的意义上来使用的。1995年，国阵赢得大选胜利的几个月后，Mahathir关于“马来西亚族”曾这样解释道：“Bangsaysia指的是将自己与国家认同，讲马来西亚语(Bahasaysia，即马来语，引者)，并接受宪法的人们。为了实现Bangsa ysia这一目标，人们应开始相互接受他们的现在，而不管什么种族和宗教。”他还讲过：这个国家将“由一个‘马来西亚族’构成，它内在和睦，地域划一，族群一体，充满和谐，完全公正。”
毫无疑问，首相Mahathir在前引那段话中，表达的是一种基于国家认同的超种族主义的理念。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华裔马来西亚人可以接受的理念。他们认为“这是国阵开放和政策宽大”的表示。“马来西亚族”这个概念与独立以来华人（民主行动党）倡导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主张亦有某种相合之处。“毫无疑问，非马来人对‘马来西亚族’概念是报以很欢迎的态度的，因为，这一概念被普遍地认为，是‘完全取消’了巫统领导的政府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令人恼怒的同化政策。”的确，在这个概念里，似没有坚持非马来人一定要完全马来化的同化要求，当然，如果把一定要讲马来语看做是同化政策的一部分的话（当然应该这样认为），一定的同化含义还是存在的。直接向国家认同，而不是通过向马来人认同即马来化来达致国家认同，对于华人而言还是容易接受的。所以，有西方学者讲：“在马来西亚，族群冲突，并不是完全出于经济不平衡或政治敌对，也与保存和强加的族群身份之间的斗争有关——土著族群的马来人想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强加于国家，非马来人则决心保存他们特有的文化身份。”
二、新马来人（yu Baru）与新华人多元文化主义的“马来西亚族”概念的提出，对于马来人而言，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如何认识“马来族”
( Bangsa yu)与“马来西亚族”的关系？根据Mahathir的解释，“马来西亚族”这个概念无意取代任何一个族群，即“不会放弃人们的文化、宗教或语言”，而是在承认多元族群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将他们按照国家认同予以整合，所以，马来人无需担心本民族会由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而被取代。因此，马来人知识分子又提出了一个“新马来人”(Maleyu Baru)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新马来人应该具备五大特质：务实( Pragmatis)、进取(Agresif、竞争力(Kompetitif)、敏锐(Sensitif)和创新(Inovatif)。1993年巫统党选，少壮派的安华与一批“宏愿”队伍登上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
“当时安华高举‘新马来人’的旗帜，气贯长虹”华人社会亦不甘寂寞，先是由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提出“塑造最优秀的华裔”，然后有雪兰莪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颜清文附之以“塑造新华人”
“新华人”概念亦呼之而出。
三、“我们都是一家人”与“Gong Xi Raya”
20世纪90年代，在国阵政府“小开明”政策和“2020宏愿”的感召下，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一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紧张局面，变得似乎很融洽，这期间，一度被Mahathir确定为接班人的副首相Anwar Ibrahim(安华)的表现异乎寻常地突出，他以毛笔书写的华文字幅“我们都是一家人”，经媒体大肆渲染，成了当时华巫两族和睦关系的象征。Anwar还提倡伊斯兰与儒家的文明对话，在一些研究会开幕式上用华语引用《论语》、《孟子》等中华文化经典，并对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推崇备至。首相Mahathir也肯定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贡献，亲笔题写“忍”字，并饶有兴致地观看华人的舞狮表演，其他官员则仿而效之，学毛笔书写华文。所有这一切，确是前所未有的。碰巧的是，1995年至1997年，穆斯林新年与华人新年也罕见地遇到了一起，共同的喜庆气氛，成就了“GongXi Raya”这个华巫混合词，即这是华文的“恭喜发财”与马来文的Hari Raya(开斋节，也带有祝贺节日的意思)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这个新造的词，生动地表现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征，也可以看成是20世纪90年代大马文化宽容主义的杰作。巫统政府为了建立和谐的族群关系，鼓励文明对话活动，在1995年3月召开的第一个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以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为主题的。
1997年，马来亚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文明对话中心”(theCentre for Civilizational Dialogue)。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控制的大众媒体中，华语节目也获得了更多的展现机会。在相对和谐的气氛中，政府还取消了长期针对华人舞狮的禁令。事情的缘起是，1979年，内政部长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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