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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李乔不无叹喟：外国人把中国列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之后，称这四个国家为世界文明古国。现在6700多年前的文字出现了，3000多年前的太阳历也发现了，四大古国的序列应该重新排一排了吧！毫无疑问，中国应排在第一。
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西方学者的说法是：
一、在20世纪初期，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源于巴比伦古文明，全长是四千余年（从公元前2282年算起）。
二、在20世纪中期，他们又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条件来限制我们。根据他们所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全长只有3400年。
三、到20世纪晚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感谢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逼迫西方学者一再改变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看法。要问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表示：暂不发言。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以刑余史臣，发愤著书，成一家言，创千秋沿用之体例，开创之功，自不可没。这是就整部《史记》而言。但其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一事，则颇为缺失。我们诚不愿苛责古人，但是为了探讨古史真相，不能不对其缺失，略加探讨。
司马迁忽视早于黄帝的女娲、伏羲、神农，独尊相对晚出的黄帝，尊为人文初祖，作为古史的开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至少对后世留下了两方面的后遗症。
一是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造成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这与史实不符。且不说尽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起步，老一辈学者还是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蒙文通先生就在《古史甄微》一书中指出华夏——汉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族群融合而成。徐旭先生就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融合而成。此后，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更把汉族的来源考定为四合一——由华夏族系、东夷族系、荆吴族系、百越族系融合而成。不管三合一或四合一，总之不是一元的。
司马迁既建立了一元论的历史观，就不得不为人文初祖黄帝编造家谱，使得本来属于不同族群的古圣先王，统统定位为黄帝一人之子孙，这实在是《史记》一书中之败笔。他在《五帝本纪》中本已承认“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他记黄帝事迹，只好“则其言尤雅者”，那又怎能为这种面目模糊不清的传说人物编造家谱！为传说人物编家谱，是既不必要又不可能之事。《史记》与《大戴礼记·帝系篇》编造的黄帝家谱，皆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们皆以尧及禹为黄帝的四世孙，舜为八世孙。结果闹出大笑话，即舜娶尧的女儿是娶自己的曾祖姑，舜让位给禹是让给自己的四世祖。要把分属于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知名人物都编排为一个人的子孙，列出一张滴水不漏的世系表，这是难以办到的。即使能够办到，也于历史事实无干，只不过是玩了一场文字游戏而已。
二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既写历史，就应该从头写起。如写一个人的传记，应从出生开始，不能从他功成业就之时开始。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都会记载在本民族的史书上。只有《史记》与众不同，既无神话，又无传说，开篇第一句就是“黄帝者，少典之子。”此“黄帝”，是“抚万民”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帝是同样“抚万民”的天子。既然如此，黄帝在位之前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就被砍掉了，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被砍掉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丰富多彩的传说，在《史记》中是找不到的。过去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缺少神话与史诗。拿我们短短几则“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与内容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未免逊色。一部《诗经》，不过是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赶不上人家一唱几个月的壮丽史诗。我们就史籍而言，事实的确如此，若把眼光转向民间，到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去搜求，就会大吃一惊，觉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的神话与史诗十分丰富。过去不为人所知，是由于“正史”不收，得不到承认之故，本来应该是宠儿的力作竟然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正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世界上任何民族在建立王朝建立国家之前，必然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我们的史书从黄帝写起，则此前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就被砍掉了。任何民族都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母系制社会史，我们的史书从已经进入父系制社会的黄帝写起，前段的母系制社会就被砍掉了。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位出场的主角——黄帝，就被描绘为一位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一切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一切文治武功，都记在他一个人账上，这不显得太突然了吗？正象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娘胎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其实真正的历史并非如此。在黄帝之前必然还有一段长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证实，这一段时间长达数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既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就不得不把前此的几千年尽力压缩，压缩到黄帝在世的百年之内，这怎能不令人感到突然！要想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根据，使人为压缩的历史逐渐还原，那就应该让古史实事求是地向前延伸，不能再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
总之，“一万年”，就是还中华文明以本来面目，这既是对历史的事实求是，也是挺我民族脊梁，扬我民族精神，消除近代殖民心理的历史必然。
。
（一）悠久性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二）持续性
中华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持续不断、一脉相承的发展到现代。这是最基本的特征。世界文化，支脉很多。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如古埃、古印度、古巴比伦等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古美洲雅玛文化等造就夭折了；曾辉煌一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经历了中断发展，长期湮没无闻的厄运。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中华民族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哀而复兴，蹶而复振，巍然屹立。我们华夏文明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并且代代都有伟大的成就，是决无仅有的世界奇迹。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庆幸、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要时刻警惕，大家都有责任续传薪火，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辉煌灿烂。
（三）兼容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异文化的过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充满自信，非常开放，气势恢宏。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排除异端的宗教战争，世界三宗教都能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千百年来，西方的各宗教始终未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的头脑。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兼容性很强的缘故。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出传入中国，最终还是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古代的佛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文化的典型。你只要接受我们华夏的文化，你就是华夏子弟，当然你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兼收并蓄中辉煌灿烂的。
家李乔不无叹喟：外国人把中国列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之后，称这四个国家为世界文明古国。现在6700多年前的文字出现了，3000多年前的太阳历也发现了，四大古国的序列应该重新排一排了吧！毫无疑问，中国应排在第一。
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西方学者的说法是：
一、在20世纪初期，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源于巴比伦古文明，全长是四千余年（从公元前2282年算起）。
二、在20世纪中期，他们又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条件来限制我们。根据他们所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全长只有3400年。
三、到20世纪晚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感谢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逼迫西方学者一再改变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看法。要问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表示：暂不发言。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以刑余史臣，发愤著书，成一家言，创千秋沿用之体例，开创之功，自不可没。这是就整部《史记》而言。但其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一事，则颇为缺失。我们诚不愿苛责古人，但是为了探讨古史真相，不能不对其缺失，略加探讨。
司马迁忽视早于黄帝的女娲、伏羲、神农，独尊相对晚出的黄帝，尊为人文初祖，作为古史的开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至少对后世留下了两方面的后遗症。
一是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造成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这与史实不符。且不说尽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起步，老一辈学者还是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蒙文通先生就在《古史甄微》一书中指出华夏——汉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族群融合而成。徐旭先生就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融合而成。此后，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更把汉族的来源考定为四合一——由华夏族系、东夷族系、荆吴族系、百越族系融合而成。不管三合一或四合一，总之不是一元的。
司马迁既建立了一元论的历史观，就不得不为人文初祖黄帝编造家谱，使得本来属于不同族群的古圣先王，统统定位为黄帝一人之子孙，这实在是《史记》一书中之败笔。他在《五帝本纪》中本已承认“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他记黄帝事迹，只好“则其言尤雅者”，那又怎能为这种面目模糊不清的传说人物编造家谱！为传说人物编家谱，是既不必要又不可能之事。《史记》与《大戴礼记·帝系篇》编造的黄帝家谱，皆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们皆以尧及禹为黄帝的四世孙，舜为八世孙。结果闹出大笑话，即舜娶尧的女儿是娶自己的曾祖姑，舜让位给禹是让给自己的四世祖。要把分属于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知名人物都编排为一个人的子孙，列出一张滴水不漏的世系表，这是难以办到的。即使能够办到，也于历史事实无干，只不过是玩了一场文字游戏而已。
二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既写历史，就应该从头写起。如写一个人的传记，应从出生开始，不能从他功成业就之时开始。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都会记载在本民族的史书上。只有《史记》与众不同，既无神话，又无传说，开篇第一句就是“黄帝者，少典之子。”此“黄帝”，是“抚万民”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帝是同样“抚万民”的天子。既然如此，黄帝在位之前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就被砍掉了，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被砍掉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丰富多彩的传说，在《史记》中是找不到的。过去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缺少神话与史诗。拿我们短短几则“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与内容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未免逊色。一部《诗经》，不过是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赶不上人家一唱几个月的壮丽史诗。我们就史籍而言，事实的确如此，若把眼光转向民间，到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去搜求，就会大吃一惊，觉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的神话与史诗十分丰富。过去不为人所知，是由于“正史”不收，得不到承认之故，本来应该是宠儿的力作竟然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正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世界上任何民族在建立王朝建立国家之前，必然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我们的史书从黄帝写起，则此前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就被砍掉了。任何民族都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母系制社会史，我们的史书从已经进入父系制社会的黄帝写起，前段的母系制社会就被砍掉了。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位出场的主角——黄帝，就被描绘为一位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一切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一切文治武功，都记在他一个人账上，这不显得太突然了吗？正象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娘胎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其实真正的历史并非如此。在黄帝之前必然还有一段长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证实，这一段时间长达数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既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就不得不把前此的几千年尽力压缩，压缩到黄帝在世的百年之内，这怎能不令人感到突然！要想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根据，使人为压缩的历史逐渐还原，那就应该让古史实事求是地向前延伸，不能再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
总之，“一万年”，就是还中华文明以本来面目，这既是对历史的事实求是，也是挺我民族脊梁，扬我民族精神，消除近代殖民心理的历史必然。
。
（一）悠久性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二）持续性
中华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持续不断、一脉相承的发展到现代。这是最基本的特征。世界文化，支脉很多。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如古埃、古印度、古巴比伦等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古美洲雅玛文化等造就夭折了；曾辉煌一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经历了中断发展，长期湮没无闻的厄运。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中华民族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哀而复兴，蹶而复振，巍然屹立。我们华夏文明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并且代代都有伟大的成就，是决无仅有的世界奇迹。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庆幸、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要时刻警惕，大家都有责任续传薪火，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辉煌灿烂。
（三）兼容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异文化的过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充满自信，非常开放，气势恢宏。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排除异端的宗教战争，世界三宗教都能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千百年来，西方的各宗教始终未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的头脑。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兼容性很强的缘故。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出传入中国，最终还是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古代的佛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文化的典型。你只要接受我们华夏的文化，你就是华夏子弟，当然你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兼收并蓄中辉煌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