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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李村参加完加林他奶的葬礼，白素珍就和王加林一起到花园镇，从花园火车站乘车返回了河北保定。
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加林他妈叫白素珍。这名字听起来似乎耳熟——对了，那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白蛇传》中修炼千年的蛇妖不就叫白素贞么？就最后一个字同音不同形。加林他妈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她姑父姓王，叫王素珍，离婚后回白沙镇，她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随生父姓白，一不小心就与多情的“白蛇娘娘”同了音。
白素珍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受父母的欢迎，尤其是她母亲，原本满心希望生个儿子的。等到她一岁半，真的有了一个弟弟时，她母亲就不要她了。理由很简单：女娃娃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养一场白养。于是，她就被父母送到了王李村，成了姑父和姑妈的养女。
儿时的白素珍曾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模样儿长得俊，是王李村的“人尖儿”，加上脑瓜子聪明，在学校里读书成绩好，嘴巴又甜，碰到长辈，总是大伯二婶三姑四婆地叫着。素珍还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又亮又动听，特别是那首“手拿碟儿敲起来”，与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简直一个样儿，绝了！左邻右舍的乡亲聚在一起吃完饭，总是把碗筷递给她，要她边敲边唱，碗敲破了也不埋怨，仍然兴高采烈地翘起大拇指。
因为养母与生父是亲兄妹，两个家庭关系比较亲密，白素珍偶尔也会去白沙铺。不过，看到的情况却是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
素珍的亲生父母喜得贵子之后，又接连生下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对于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养儿育女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素珍的生母本来就是一个好吃懒做、贪图享受的女人，看着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和没有本事摆脱贫穷的丈夫，她悲观失望到了极点。
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这个狠心的女人偷偷溜出家门，跑到十里之外的陆家山火车站，爬上一辆货车，远走高飞了。
白素珍的生父寻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把老婆找回。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经常揭不开锅盖，他完全没有能力养活四个孩子了，也因此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于是，绝望的他把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逐一送给别人，自己在京广铁路上撞了火车……
好好的一家人就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只留下一栋破旧的无人居住的“鬼屋”。
白素珍离婚后，带着女儿王加花回到白沙铺，这栋“鬼屋”就成了她们母女俩的栖身之所。
这是怎样的三间屋子啊！
瓦残缺不齐，好多都被打碎，或者被风吹走。泥巴墙已经倾斜，大窟窿小洞的，尤其是门框上的那段，裂开好大一条缝，半边儿下坠，把门框都压歪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屋里满是蛛网和扬尘，再就是成堆的老鼠屎和被老鼠扒松的黄土。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和生锈的农具，屋子里什么也没有。
左邻右舍的街坊们这个送个碗，那个送个盆，这个送几斤大米，那个送一瓶菜油，抹着眼泪走进这屋子，然后又叹着气走出这屋子。
素珍她爸生前所在的生产队给她们娘儿俩上了户口，二十岁的白素珍和三岁的小加花开始了她们孤儿寡母的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心里可能还有几个疑团没有解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离婚是非常稀罕的事情，白素珍是如何得以离婚成功的？素珍一岁半就到王李村生活，与她的姑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讲，她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母女关系，就算是坐堂招亲，离婚后她也不应该离开王李村，离开的应该是加林他爸王厚义呀！还有，白素珍离开王李村时，加花三岁，加林一岁，按常理，还没有断奶的加林应该跟随母亲，白素珍带走的为什么是年龄较大的加花呢？
白素珍能够与王厚义离婚，得力于“四清”工作队的帮助。
“四清”是1963年至1966年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始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来发展为在城市和乡村“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到王李村组织开展“四清”运动的，是来自武汉的一位女大学生小冯，她正好被安排在王加林家里住宿。小冯当年只有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年青气盛，正是疾恶如仇、锄强扶弱的年龄。当她看到比自己还小的白素珍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经常遭受王厚义拳打脚踢时，就开始履行“四清”工作队员的职责，主张二人离婚。
于是白素珍结婚时只有十六岁，没有达到法定婚龄，也没有领取结婚证，“离婚”其实很简单。小冯把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召集在一起，又找了几个社员见证，现场宣布“两人终止婚姻关系”，婚就算离了。为消除后患，“四清”工作队同时决定，离婚之后，王厚义必须返回他的老家潜江县总口农场，不得留在王李村生活。
就这样，王厚义净身出户，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
但是，“四清”工作队撤走后，王厚义又返回了王李村。他一扑通跪在白素珍的面前，痛哭流涕，赌咒发誓地作保证，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再要打人就不得好死，情真意切，坚决要求与素珍复婚。
伤透了心的白素珍自然没有答应。
王厚义却死乞白赖地不走了，又住进了加林家的老宅。他在厢房里垒了一个土灶，自己开火做饭。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并且恢复了王李村社员的身份。为了复婚，他还迂回着求加林他奶说情。
在王厚义离开的那段日子，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连挑担吃水的人都没有，更别说上山砍柴了。加林他奶也尝到了家里没有男劳力的艰难。厚义虽然脾气不好，但毕竟已经与素珍结过婚，而且生了一对儿女，再怎么说，他是孩子的爸爸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何况，有了一次离婚被撵的教训，他脚趾甲踢破了，也会吸取教训，改一改坏脾气的。
祸往开引，婚往拢拉，原配的夫妻说出去也好听一些。加林他奶开始与王厚义结盟，努力奉劝素珍同意破镜重圆。
加林他奶和颜悦色，苦口婆心的劝导，但无论怎么说，素珍就是不点头，反而嘲弄老人家被王厚义收买了。
“我被收买了？我是黄土埋半截的人，死都死得过。我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为你的儿女着想！”
“为我们着想，就不要再提复婚的事了。”
“不复婚！你总不能让加花加林成为没老子的娃娃吧？总不能一生都这样，你当有男人的寡妇，厚义做有老婆的光棍吧？”
“哪个让他当光棍了？我又没叫他不找人！”
“你复婚不复婚，嫁人又不不嫁，占着个茅坑不屙屎，他怎么找人？”
“好，我走！我走！我回白沙铺，不碍你们王家人的眼睛！”
一赌气，素珍真的决意离开王李村，回她的出生之地白沙铺了。
当她左手挽着装满衣物的包袱，右手牵着女儿加花走出家门时，加林他奶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老人家痛心疾首地号啕大哭，声嘶力竭的极力挽留，但倔强的素珍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从此，一家人就变成了分居两地的两家人。开始了妈妈思儿子、儿子思妈妈、奶奶想孙女、孙女想奶奶、姐姐念弟弟、弟弟念姐姐、祖孙三代人互相思念和想念的悲惨时光。春夏秋冬，雨雪阴晴，他们经常日夜兼程地奔波于王李村与白沙铺那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上。除了精神上的折磨，素珍有时还会遭受王厚义的暴打，忍受皮肉之苦。
至于跟随素珍回白沙铺的，为什么是加花而不是加林，有两种不同版本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加林他奶不让素珍带走她的孙儿，老人家指望着加林将来为王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看守门户。另一种说法是，素珍主动提出留下儿子，目的是让加林将来继承王家的祖业，让这栋全村首屈一指的厅屋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
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后来的走向，完全偏离了两个女人的良苦用心。王加林并没有尽到看守门户之责，更没有继承到王家的祖业。
当素珍在白沙铺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失散多年的大弟弟白大货突然出现在“鬼屋”门口。
姐弟俩确定对方的身份之后，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白大货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他是因为与养父母之间产生矛盾，赌气找到白沙铺的。他誓言再也不回养父母家了，就在白沙铺和姐姐一起生活。
白素珍多么高兴啊！十几年姐弟分离，现在终于能够团聚在一起，她能不满心欢喜吗？她真希望另外三个失散的弟弟妹妹也能回到白沙铺，兄弟姐妹五人重新撑起这个破落的家。
素珍腾出靠北的一个房间给大货，她和加华住在靠南的房间。在堂屋的后面，隔开一间厨房，三个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素珍还帮助大货在生产队里上了户口，姐弟俩一起出工挣工分。
年终结算，他们居然成了余粮户。
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曙光很快又被乌云遮盖了。白素珍找生产队会计领余粮款时，会计却说大货已经领走了。再去问大货，大货说他打牌输光了。
姐弟俩有了第一次争吵。
尔后，两人就时不时地发生口角和小摩擦。比方，因为大货晚上回家太晚呀，因为大货学会了抽烟呀，因为大货把加花惹哭了呀……看似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已经埋下了姐弟反目的种子。
因为大货上过初中，被大队聘为白沙铺小学的民办教师。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他不再崇拜和尊敬文化程度比他低的姐姐，更忍受不了素珍的絮叨和对他指手划脚。
当上民办教师不久，大货交上了女朋友。过了两个月，女朋友又意外怀孕。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结婚的事情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可是，哪儿来的房子结婚？就那么三间破屋，四个人挤着，结婚象什么样子？将来生了孩子又怎么办？
女朋友不高兴了。准丈母娘嘴巴子翘得老高。
大货也觉得憋屈：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继承祖业。姐姐是出了嫁的姑娘，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凭什么回来挤占属于我的房子？
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着毛笔在家里的练习写字。箩筐上写着“白大货”，饭桌和椅子的背面写着“白大货”，扁担上写着“白大货”，水桶外面写着“白大货”。家里凡是能够写字的地方，他都写上自己的大名，以此宣誓“主权”。
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是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不与他计较。
有一天，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脚盆，准备给女儿加花洗澡时，发现脚盆底上也写有毛笔字，不是白大货的名字，而是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头顶。是可忍，孰不可忍？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一脚蹬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大货跳起来回敬道。
素珍气得浑身发抖，七窍生烟，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脚盆打了几个滚儿，很快就散了架。
姐弟俩自此变得如同仇人一般。同屋进出，却不理不睬。
正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铺公社领导，非要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不可。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陕西的生活条件极差，总是吃不饱肚子，粮食贵如金子，有时一个馒头可以换一个老婆。
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诉说着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同情地摇着头，叹着气。
从孝感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了素珍的要求。
素珍又提出，自己必须带着女儿加花。
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们却坚决不同意，而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开什么玩笑！在陕西的原始森林里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花怎么办？
大货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思来想去，她觉得还是让加花回王李村比较妥当。那里有加林，有加花她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花还是姓王的骨肉。她在王李村生活，不会受歧视，不会被别人的欺负。
就这样，素珍带着加花回到王李村，还主动提出把加花的户口迁移到了王李村。然后，她一个人投身到了“三线”建设的热潮中。
考虑到白素珍是个女同志，又上过高小，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领导安排她在民兵师宣传科当广播员，兼做打字工作。
不用去挖山、开石、伐木、筑洞，素珍自然感到庆幸，可要做好播音和打字工作，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
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素珍都要认真地温习。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地读，反复地念，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素珍从零起步，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基本熟悉了工作。无论是播音，还是打字，都干得象模象样，有声有色，经常得到领导的表扬。
工作顺手之后，白素珍又开始思念自己的女儿和儿子。
回家探望是不现实的，接加林和加花来也不可能，她只能忍受着思念的折磨，用书信和眼泪来减轻这种牵挂带来的痛苦。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素珍就去买了铅笔、作业本、草稿纸和白木耳寄到王李村。领到第二个月工资，她又去买了毛笔、字贴和冰糖寄到王李村。冬天临近时，她还买了几斤毛线，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亲手织成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裤寄到了王李村……
每月三十七块五的工资，除去交生产队的二十元副业款，剩下的十七块五，素珍基本上都花在了加花、加林和养母的身上。
“三线”工地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特别是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上山下山只能如螃蟹一般侧着身横向行进，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倒，弄不好还会滚进深不见底的山谷。素珍不只一次眼见自己的战友，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她也曾滑倒过，有时得到战友的帮助，有时被参天的古树挡住，最终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并坚持到铁路建设完工。>
在王李村参加完加林他奶的葬礼，白素珍就和王加林一起到花园镇，从花园火车站乘车返回了河北保定。
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加林他妈叫白素珍。这名字听起来似乎耳熟——对了，那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白蛇传》中修炼千年的蛇妖不就叫白素贞么？就最后一个字同音不同形。加林他妈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她姑父姓王，叫王素珍，离婚后回白沙镇，她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随生父姓白，一不小心就与多情的“白蛇娘娘”同了音。
白素珍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受父母的欢迎，尤其是她母亲，原本满心希望生个儿子的。等到她一岁半，真的有了一个弟弟时，她母亲就不要她了。理由很简单：女娃娃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养一场白养。于是，她就被父母送到了王李村，成了姑父和姑妈的养女。
儿时的白素珍曾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模样儿长得俊，是王李村的“人尖儿”，加上脑瓜子聪明，在学校里读书成绩好，嘴巴又甜，碰到长辈，总是大伯二婶三姑四婆地叫着。素珍还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又亮又动听，特别是那首“手拿碟儿敲起来”，与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简直一个样儿，绝了！左邻右舍的乡亲聚在一起吃完饭，总是把碗筷递给她，要她边敲边唱，碗敲破了也不埋怨，仍然兴高采烈地翘起大拇指。
因为养母与生父是亲兄妹，两个家庭关系比较亲密，白素珍偶尔也会去白沙铺。不过，看到的情况却是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
素珍的亲生父母喜得贵子之后，又接连生下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对于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养儿育女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素珍的生母本来就是一个好吃懒做、贪图享受的女人，看着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和没有本事摆脱贫穷的丈夫，她悲观失望到了极点。
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这个狠心的女人偷偷溜出家门，跑到十里之外的陆家山火车站，爬上一辆货车，远走高飞了。
白素珍的生父寻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把老婆找回。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经常揭不开锅盖，他完全没有能力养活四个孩子了，也因此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于是，绝望的他把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逐一送给别人，自己在京广铁路上撞了火车……
好好的一家人就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只留下一栋破旧的无人居住的“鬼屋”。
白素珍离婚后，带着女儿王加花回到白沙铺，这栋“鬼屋”就成了她们母女俩的栖身之所。
这是怎样的三间屋子啊！
瓦残缺不齐，好多都被打碎，或者被风吹走。泥巴墙已经倾斜，大窟窿小洞的，尤其是门框上的那段，裂开好大一条缝，半边儿下坠，把门框都压歪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屋里满是蛛网和扬尘，再就是成堆的老鼠屎和被老鼠扒松的黄土。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和生锈的农具，屋子里什么也没有。
左邻右舍的街坊们这个送个碗，那个送个盆，这个送几斤大米，那个送一瓶菜油，抹着眼泪走进这屋子，然后又叹着气走出这屋子。
素珍她爸生前所在的生产队给她们娘儿俩上了户口，二十岁的白素珍和三岁的小加花开始了她们孤儿寡母的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心里可能还有几个疑团没有解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离婚是非常稀罕的事情，白素珍是如何得以离婚成功的？素珍一岁半就到王李村生活，与她的姑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讲，她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母女关系，就算是坐堂招亲，离婚后她也不应该离开王李村，离开的应该是加林他爸王厚义呀！还有，白素珍离开王李村时，加花三岁，加林一岁，按常理，还没有断奶的加林应该跟随母亲，白素珍带走的为什么是年龄较大的加花呢？
白素珍能够与王厚义离婚，得力于“四清”工作队的帮助。
“四清”是1963年至1966年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始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来发展为在城市和乡村“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到王李村组织开展“四清”运动的，是来自武汉的一位女大学生小冯，她正好被安排在王加林家里住宿。小冯当年只有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年青气盛，正是疾恶如仇、锄强扶弱的年龄。当她看到比自己还小的白素珍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经常遭受王厚义拳打脚踢时，就开始履行“四清”工作队员的职责，主张二人离婚。
于是白素珍结婚时只有十六岁，没有达到法定婚龄，也没有领取结婚证，“离婚”其实很简单。小冯把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召集在一起，又找了几个社员见证，现场宣布“两人终止婚姻关系”，婚就算离了。为消除后患，“四清”工作队同时决定，离婚之后，王厚义必须返回他的老家潜江县总口农场，不得留在王李村生活。
就这样，王厚义净身出户，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
但是，“四清”工作队撤走后，王厚义又返回了王李村。他一扑通跪在白素珍的面前，痛哭流涕，赌咒发誓地作保证，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再要打人就不得好死，情真意切，坚决要求与素珍复婚。
伤透了心的白素珍自然没有答应。
王厚义却死乞白赖地不走了，又住进了加林家的老宅。他在厢房里垒了一个土灶，自己开火做饭。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并且恢复了王李村社员的身份。为了复婚，他还迂回着求加林他奶说情。
在王厚义离开的那段日子，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连挑担吃水的人都没有，更别说上山砍柴了。加林他奶也尝到了家里没有男劳力的艰难。厚义虽然脾气不好，但毕竟已经与素珍结过婚，而且生了一对儿女，再怎么说，他是孩子的爸爸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何况，有了一次离婚被撵的教训，他脚趾甲踢破了，也会吸取教训，改一改坏脾气的。
祸往开引，婚往拢拉，原配的夫妻说出去也好听一些。加林他奶开始与王厚义结盟，努力奉劝素珍同意破镜重圆。
加林他奶和颜悦色，苦口婆心的劝导，但无论怎么说，素珍就是不点头，反而嘲弄老人家被王厚义收买了。
“我被收买了？我是黄土埋半截的人，死都死得过。我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为你的儿女着想！”
“为我们着想，就不要再提复婚的事了。”
“不复婚！你总不能让加花加林成为没老子的娃娃吧？总不能一生都这样，你当有男人的寡妇，厚义做有老婆的光棍吧？”
“哪个让他当光棍了？我又没叫他不找人！”
“你复婚不复婚，嫁人又不不嫁，占着个茅坑不屙屎，他怎么找人？”
“好，我走！我走！我回白沙铺，不碍你们王家人的眼睛！”
一赌气，素珍真的决意离开王李村，回她的出生之地白沙铺了。
当她左手挽着装满衣物的包袱，右手牵着女儿加花走出家门时，加林他奶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老人家痛心疾首地号啕大哭，声嘶力竭的极力挽留，但倔强的素珍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从此，一家人就变成了分居两地的两家人。开始了妈妈思儿子、儿子思妈妈、奶奶想孙女、孙女想奶奶、姐姐念弟弟、弟弟念姐姐、祖孙三代人互相思念和想念的悲惨时光。春夏秋冬，雨雪阴晴，他们经常日夜兼程地奔波于王李村与白沙铺那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上。除了精神上的折磨，素珍有时还会遭受王厚义的暴打，忍受皮肉之苦。
至于跟随素珍回白沙铺的，为什么是加花而不是加林，有两种不同版本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加林他奶不让素珍带走她的孙儿，老人家指望着加林将来为王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看守门户。另一种说法是，素珍主动提出留下儿子，目的是让加林将来继承王家的祖业，让这栋全村首屈一指的厅屋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
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后来的走向，完全偏离了两个女人的良苦用心。王加林并没有尽到看守门户之责，更没有继承到王家的祖业。
当素珍在白沙铺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失散多年的大弟弟白大货突然出现在“鬼屋”门口。
姐弟俩确定对方的身份之后，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白大货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他是因为与养父母之间产生矛盾，赌气找到白沙铺的。他誓言再也不回养父母家了，就在白沙铺和姐姐一起生活。
白素珍多么高兴啊！十几年姐弟分离，现在终于能够团聚在一起，她能不满心欢喜吗？她真希望另外三个失散的弟弟妹妹也能回到白沙铺，兄弟姐妹五人重新撑起这个破落的家。
素珍腾出靠北的一个房间给大货，她和加华住在靠南的房间。在堂屋的后面，隔开一间厨房，三个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素珍还帮助大货在生产队里上了户口，姐弟俩一起出工挣工分。
年终结算，他们居然成了余粮户。
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曙光很快又被乌云遮盖了。白素珍找生产队会计领余粮款时，会计却说大货已经领走了。再去问大货，大货说他打牌输光了。
姐弟俩有了第一次争吵。
尔后，两人就时不时地发生口角和小摩擦。比方，因为大货晚上回家太晚呀，因为大货学会了抽烟呀，因为大货把加花惹哭了呀……看似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已经埋下了姐弟反目的种子。
因为大货上过初中，被大队聘为白沙铺小学的民办教师。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他不再崇拜和尊敬文化程度比他低的姐姐，更忍受不了素珍的絮叨和对他指手划脚。
当上民办教师不久，大货交上了女朋友。过了两个月，女朋友又意外怀孕。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结婚的事情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可是，哪儿来的房子结婚？就那么三间破屋，四个人挤着，结婚象什么样子？将来生了孩子又怎么办？
女朋友不高兴了。准丈母娘嘴巴子翘得老高。
大货也觉得憋屈：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继承祖业。姐姐是出了嫁的姑娘，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凭什么回来挤占属于我的房子？
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着毛笔在家里的练习写字。箩筐上写着“白大货”，饭桌和椅子的背面写着“白大货”，扁担上写着“白大货”，水桶外面写着“白大货”。家里凡是能够写字的地方，他都写上自己的大名，以此宣誓“主权”。
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是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不与他计较。
有一天，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脚盆，准备给女儿加花洗澡时，发现脚盆底上也写有毛笔字，不是白大货的名字，而是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头顶。是可忍，孰不可忍？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一脚蹬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大货跳起来回敬道。
素珍气得浑身发抖，七窍生烟，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脚盆打了几个滚儿，很快就散了架。
姐弟俩自此变得如同仇人一般。同屋进出，却不理不睬。
正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铺公社领导，非要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不可。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陕西的生活条件极差，总是吃不饱肚子，粮食贵如金子，有时一个馒头可以换一个老婆。
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诉说着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同情地摇着头，叹着气。
从孝感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了素珍的要求。
素珍又提出，自己必须带着女儿加花。
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们却坚决不同意，而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开什么玩笑！在陕西的原始森林里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花怎么办？
大货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思来想去，她觉得还是让加花回王李村比较妥当。那里有加林，有加花她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花还是姓王的骨肉。她在王李村生活，不会受歧视，不会被别人的欺负。
就这样，素珍带着加花回到王李村，还主动提出把加花的户口迁移到了王李村。然后，她一个人投身到了“三线”建设的热潮中。
考虑到白素珍是个女同志，又上过高小，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领导安排她在民兵师宣传科当广播员，兼做打字工作。
不用去挖山、开石、伐木、筑洞，素珍自然感到庆幸，可要做好播音和打字工作，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
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素珍都要认真地温习。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地读，反复地念，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素珍从零起步，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基本熟悉了工作。无论是播音，还是打字，都干得象模象样，有声有色，经常得到领导的表扬。
工作顺手之后，白素珍又开始思念自己的女儿和儿子。
回家探望是不现实的，接加林和加花来也不可能，她只能忍受着思念的折磨，用书信和眼泪来减轻这种牵挂带来的痛苦。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素珍就去买了铅笔、作业本、草稿纸和白木耳寄到王李村。领到第二个月工资，她又去买了毛笔、字贴和冰糖寄到王李村。冬天临近时，她还买了几斤毛线，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亲手织成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裤寄到了王李村……
每月三十七块五的工资，除去交生产队的二十元副业款，剩下的十七块五，素珍基本上都花在了加花、加林和养母的身上。
“三线”工地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特别是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上山下山只能如螃蟹一般侧着身横向行进，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倒，弄不好还会滚进深不见底的山谷。素珍不只一次眼见自己的战友，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她也曾滑倒过，有时得到战友的帮助，有时被参天的古树挡住，最终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并坚持到铁路建设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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