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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春节，王加林过得很不开心。所有倒霉的事情，就象约好了似的，都让他赶上了。
腊月三十吃年夜饭，他拎起高脚酒杯正准备与老婆女儿“干杯”时，酒杯莫名其妙地断了，底座与杯身分了家。加林甚觉侮气，很不高兴地把残片扔进了垃圾桶。
饭后洗碗，不知是因为酒喝得太多，还是餐具过于油腻，一个瓷盘子如鲢鱼一般从他手里溜进水池，摔成了几瓣。
要是平常，家庭主妇方红梅肯定会唠叨的。因为是过年，她显得比较宽容，说摔了就摔了，越摔越发。
距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还有个把钟头的时候，各家各户争相燃放烟花爆竹。银行大院里“火树银花不夜天”。孩子们奔来跑去，欢呼雀跃，和着大人们的惊叹及各种奇声怪响，汇成一片快乐的海洋。加林被这沸腾的景象所感染，背上相机，匆匆下楼，想抢拍几个精彩的镜头。
调好焦距和光圈，将按还未按下快门的时候，闪光灯莫名其妙地掉了下来！原来，固定闪光灯的插坐被“连根拔起”。
崭新的照相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再也无心欣赏外面五彩缤纷的焰火了，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等待“春晚”开始。
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的缘故，加林对那些被媒体吹了又吹、炒了又炒的文艺节目，怎么也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儿，便哈欠连天。他不顾方红梅的劝阻，独自钻进卧室，关上房门睡了。
接近零点，外面鞭炮声如潮。
加林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和女儿一起来到阳台上。
王彤放烟花，他燃鞭炮，欢欢喜喜迎接新年。扫兴的是，绕在竹竿上的鞭炮快放完的时候，几只调皮的家伙突然朝加林身上窜来，把他崭新的裤子炸开一个大窟隆。
红梅老师又说，这预示着他新的一年“火好”。
惹火烧身的加林主任只得苦笑着脱掉裤子，上床休息。
快天亮时，他突然被肚子的胀痛折腾醒了，赶紧翻身起床，冲向厕所。
刚刚蹲下，**就象打开阀门的水龙头，淅淅沥沥地拉肚子。
拉完后回到床上，马上又有了便意。
个把小时，他就光顾厕所五六趟了。这种状态，如何出去给亲朋好友拜年？
天亮就是大年初一，加林主任还要在银行里值班呢！
方红梅急匆匆上街为丈夫买药，可没有一家诊所和药铺开门。她只好到邻居家里找回一些土霉素、氯霉素和黄链素药丸。
因为急着去值班，加林管不了这些药丸有没有副作用，胡乱地咽下了一把。然后开始“绝食”，饿得发慌也不吃东西。
直到下午，他居然有好几个小时没上厕所了。
节假日干部值班其实就是在支行机关里守着，主要职责就是接听电话，与营业网点的临柜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当加林主任在值班室里百无聊赖地看报纸的时候，保卫股长叶卫国出现在了他面前。
加林条件反射地站起身，以为安全保卫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我操！你还真的一本正经地在这儿值班呀！”叶卫国故作惊讶发着感叹，然后提议道，“走，去我家里打麻将。我已经约了余丰新和司机小宋，三差一。”
王加林瞪大眼睛予以拒绝：“开什么玩笑！要是市分行打电话来查岗怎么办？”
干部值班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事情。坚持这一制度，主要是考虑到节假日支行机关里没人上班，怕上级单位有紧急事情或者下级机构出现紧急情况，有人负责接待和联系，便于及时处置。上级行有时会对下级行值班情况进行抽查，这是唯一促使值班人员坚守岗位的利器。
“把值班室的电话呼叫转移到我家电话上，跟坐在这里值班一样的效果。”叶卫国非常老练地支着招。
看来，这是叶股长惯用的手法。
支行中层干部家里装电话的不多，新宿舍楼上只有罗新初、陈清平、钟秀娟和叶卫国几个。
罗新初家里的电话，十有八九是哪家企业帮忙装的。陈清平是沾他老婆的光，因为他老婆是孝北县妇联主任。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会享受公费电话的待遇。钟秀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她在银行，老公在铁路，又是“银”又是“铁”的。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其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向来舍得花钱，打起麻将来输赢总是成百上千元，与姚丽琴号称银行里的“牌场双娇”。唯有叶卫国家里的电话，是支行出钱装的。每个月还补助他几十块钱的电话费，享受行领导的待遇。
叶卫国怎会有这等本事？
据说，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份市公安局印发的文件，规定银行保卫科（股）长家里必须装有电话，便于公安局与他们取得联系，确保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安全。叶卫国就是拿着这份红头文件找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副行长李金林。李金林又和他一起去找赵国栋，最终为他争取到了公费装电话的待遇。
当王加林说自己不知道呼叫转移怎么弄时，叶卫国抓起值班室的电话筒，叭叭叭地按了几个键。然后说：“好了，已经呼叫转移了。如果有人打值班室电话，我家里的电话就会响。”
这真是太神奇了！
加林主任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电话机，最后还是跟着叶卫国离开了值班室。
在银行大院里，他们碰到了从宿舍楼一单元门洞里出来的司机小宋。三个人心照不宣地笑了笑，一起走向二单元一楼的卫国家。
卫国的老婆袁萍早已把吃饭的小方桌搬到客厅的正中央，铺上专门用来搓麻将的绒毯，把麻将倒在绒毯上。
她招呼加林主任和司机小宋在沙发上坐，指着茶几上的瓜子糖果叫他们吃，又找出一摞印有A银行logo的专用纸杯，准备给两位客人倒茶。
叶卫国则拿起茶几上的红塔山香烟，递到司机小宋的面前。他知道加林主任不抽烟，连客套的动作都省略了。
正在大家有的享用着瓜子糖果，有的吞云吐雾的时候，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大呼小叫着“恭喜发财”进来了。
所有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的走向麻将桌。
叶卫国从麻将堆里找出“东南西北”风各一个，正面朝下摆放在一起。然后抓起两粒骰子，招呼大家“打点”。按点数的大小顺序开始“摸风”，确定自己的座位。
四个人依次坐下后，哗啦啦的“搓麻”声即刻响起。大家谈笑风生地开始“修长城”。
一场快乐无比、让人“宠辱皆忘”的游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打麻将起源于哪朝哪代，无法认真去考证，但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最能吸引人的博弈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名不虚传的“国粹”。因为其基本打法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即使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文盲也能很快学会，加上玩法复杂有趣、变化无穷，集益智性、趣味性、娱乐性、博弈性于一体，深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领域人民的喜爱。不少人都扬言，自己巴不得用麻将浸水喝。
麻将在中国的流行范围和普及程度，没有任何一种游戏能与之相提并论。有道是，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这是对麻将流行范围之广、普及程度之高的最好佐证和归纳。
据说，这种游戏二十世纪初就在亚洲其他国家盛行，后来又传播到了美国和欧洲，并流行至今。国外有许多详细叙述麻将打法的书籍和研究麻将打法的杂志。日本等一些国家还有专门研究麻将牌的团体，他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麻将大赛。在欧美，很多人都把麻将牌视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来。
可以肯定地讲，麻将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不过，好东西有时又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体现出使用效果的多样性。正所谓“桔生于淮南谓之桔，植于淮北谓之枳”。当麻将被人们用来作为赌博工具的时候，其罪恶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吸毒，因此，也有不少人对它深恶痛绝。
爱也好，恨也罢，这种被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滑溜溜的小玩意儿，还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城乡人民休闲娱乐、消磨时间的首选。
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噼啪砌方城的声音总会萦绕在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哪怕是加林和红梅这些表现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在牌坊中学时既要工作，又要自学奔文凭，还要扶养孩子和料理家务，天天忙得火起，夫妻俩还是忙里偷闲学会了打麻将，时不时与门卫老宁、部队抽水房的广广一起搓几圈。
搬到花园镇居住后，红梅老师率先“走火入魔”。加林主任毫不示弱，继续加入到了搓麻的队伍。两人平时相对比较克制，过年过节嘛，自然应该让“麻瘾”放纵奔流，每天打他个昏天黑地。
记得加林凌晨放鞭炮时炸破了裤子，红梅老师曾预言他“火好”。还别说，这种预言很快就得到了应证，加林主任整个下午赢了一百多元钱。要是就此散场，各回各家，他就能保住胜利的果实，但叶卫国和袁萍又盛情挽留他、余丰新和司机小宋吃晚饭。
四个男人激战正酣时，勤劳而又贤惠的女主人已经开始筹备丰盛的晚餐了。厨房的灶台和案板上，摆满了大盘小碟的好饭菜。
加林主任和余丰新都是袁萍的顶头上司，司机小宋是她的部门同事，难得有这样一个巴结领导和联络感情的机会。更何况，今天是大年初一，来的都是客，哪有不招待客人吃餐饭的道理？
扯扯拉拉地客套了一阵，桌上的麻将和绒毯被撤下去了，换成了一大桌子好饭菜和两瓶“白云边”白酒。
大家再次团团围坐，大呼小叫，划拳行令地喝开了。
两瓶白酒喝完后，每人又喝了一瓶啤酒。
酒足饭饱之后，面红耳赤的四个男人又继续他们“麻坛大战”。
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加林主任白天赢的钱就“还”给别人了，身上为数不多的本钱也输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同时也是为了赶本，他找袁萍借了三百元钱，接着打。
这一打就是一通宵，直到天亮时才散场。
加林主任借的三百元钱又输得精光。走出叶卫国家，他头重脚轻，有一种晨昏颠倒的感觉。
这班值的！输掉了半个月的工资。惨败让他心灰意冷，似乎把什么都看穿了。输了就输了，输的不就是钱吗？又不是命！
回到家里，加林不敢告诉老婆实情，只说身上带的钱输了，隐瞒了三百元钱的借款。
因为是大年初一，方红梅也没说他什么。
加林冲了个澡，倒在床上就睡得如同死猪一般。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他被老婆喊醒了。按计划，他们必须赶到白沙铺去，给加林他舅白大货和大舅妈桂英拜年。
从花园镇去白沙铺有三种出行方式。可以坐长途汽车，绕道花西乡，跑三十多华里土石公路直达；也可以坐火车到陆家山车站，然后步行十华里，过瀤河上的白沙大桥就到了；还有一种方式是骑自行车，沿京广铁路走到陆家山，再改道走瀤河堤岸，一直到河边的白沙铺。
三种出行方式路途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又各有利弊。坐汽车可以少走路，但路程相对较远，且路上灰尘很大；坐火车比较干净，但车次较少，每天只有一趟，且经常晚点，下车后还得步行那么远的路；骑自行车可以节省车票钱，但得耗费体力，人特别累。
由于在白沙铺拜完年之后，他们接着要去红梅的娘家方湾镇。从白沙铺到方湾镇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坐班车得先从白沙铺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车到方湾镇，得绕好大一个圈子。
不过，连接白沙铺和方湾镇的，有一条比较狭窄的乡村土路，仅十几华里。
往年，加林总是选择骑自行车出行。前面坐着女儿，后面带着老婆，三人一同前往。正月初二在白沙铺住一晚上，初三再骑车抄近路去方湾镇。骑车走乡村公路，比坐班车还快一些，而且可以节省车票钱。今年情况比较特殊，加林因为打牌熬了一通宵，又刚刚拉过痢疾，浑身酸软无力。他提出坐汽车去白沙铺。
红梅老师口里没说什么，但脸色很难看，心里不大高兴。最后，一家三口还是步行到花园大桥头，拦开往白沙铺的班车。
左等右等不见车来。整整过去了一个小时，才从新城区方向摇摇晃晃地开来一辆私人营运的小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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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春节，王加林过得很不开心。所有倒霉的事情，就象约好了似的，都让他赶上了。
腊月三十吃年夜饭，他拎起高脚酒杯正准备与老婆女儿“干杯”时，酒杯莫名其妙地断了，底座与杯身分了家。加林甚觉侮气，很不高兴地把残片扔进了垃圾桶。
饭后洗碗，不知是因为酒喝得太多，还是餐具过于油腻，一个瓷盘子如鲢鱼一般从他手里溜进水池，摔成了几瓣。
要是平常，家庭主妇方红梅肯定会唠叨的。因为是过年，她显得比较宽容，说摔了就摔了，越摔越发。
距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还有个把钟头的时候，各家各户争相燃放烟花爆竹。银行大院里“火树银花不夜天”。孩子们奔来跑去，欢呼雀跃，和着大人们的惊叹及各种奇声怪响，汇成一片快乐的海洋。加林被这沸腾的景象所感染，背上相机，匆匆下楼，想抢拍几个精彩的镜头。
调好焦距和光圈，将按还未按下快门的时候，闪光灯莫名其妙地掉了下来！原来，固定闪光灯的插坐被“连根拔起”。
崭新的照相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再也无心欣赏外面五彩缤纷的焰火了，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等待“春晚”开始。
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的缘故，加林对那些被媒体吹了又吹、炒了又炒的文艺节目，怎么也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儿，便哈欠连天。他不顾方红梅的劝阻，独自钻进卧室，关上房门睡了。
接近零点，外面鞭炮声如潮。
加林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和女儿一起来到阳台上。
王彤放烟花，他燃鞭炮，欢欢喜喜迎接新年。扫兴的是，绕在竹竿上的鞭炮快放完的时候，几只调皮的家伙突然朝加林身上窜来，把他崭新的裤子炸开一个大窟隆。
红梅老师又说，这预示着他新的一年“火好”。
惹火烧身的加林主任只得苦笑着脱掉裤子，上床休息。
快天亮时，他突然被肚子的胀痛折腾醒了，赶紧翻身起床，冲向厕所。
刚刚蹲下，**就象打开阀门的水龙头，淅淅沥沥地拉肚子。
拉完后回到床上，马上又有了便意。
个把小时，他就光顾厕所五六趟了。这种状态，如何出去给亲朋好友拜年？
天亮就是大年初一，加林主任还要在银行里值班呢！
方红梅急匆匆上街为丈夫买药，可没有一家诊所和药铺开门。她只好到邻居家里找回一些土霉素、氯霉素和黄链素药丸。
因为急着去值班，加林管不了这些药丸有没有副作用，胡乱地咽下了一把。然后开始“绝食”，饿得发慌也不吃东西。
直到下午，他居然有好几个小时没上厕所了。
节假日干部值班其实就是在支行机关里守着，主要职责就是接听电话，与营业网点的临柜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当加林主任在值班室里百无聊赖地看报纸的时候，保卫股长叶卫国出现在了他面前。
加林条件反射地站起身，以为安全保卫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我操！你还真的一本正经地在这儿值班呀！”叶卫国故作惊讶发着感叹，然后提议道，“走，去我家里打麻将。我已经约了余丰新和司机小宋，三差一。”
王加林瞪大眼睛予以拒绝：“开什么玩笑！要是市分行打电话来查岗怎么办？”
干部值班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事情。坚持这一制度，主要是考虑到节假日支行机关里没人上班，怕上级单位有紧急事情或者下级机构出现紧急情况，有人负责接待和联系，便于及时处置。上级行有时会对下级行值班情况进行抽查，这是唯一促使值班人员坚守岗位的利器。
“把值班室的电话呼叫转移到我家电话上，跟坐在这里值班一样的效果。”叶卫国非常老练地支着招。
看来，这是叶股长惯用的手法。
支行中层干部家里装电话的不多，新宿舍楼上只有罗新初、陈清平、钟秀娟和叶卫国几个。
罗新初家里的电话，十有八九是哪家企业帮忙装的。陈清平是沾他老婆的光，因为他老婆是孝北县妇联主任。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会享受公费电话的待遇。钟秀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她在银行，老公在铁路，又是“银”又是“铁”的。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其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向来舍得花钱，打起麻将来输赢总是成百上千元，与姚丽琴号称银行里的“牌场双娇”。唯有叶卫国家里的电话，是支行出钱装的。每个月还补助他几十块钱的电话费，享受行领导的待遇。
叶卫国怎会有这等本事？
据说，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份市公安局印发的文件，规定银行保卫科（股）长家里必须装有电话，便于公安局与他们取得联系，确保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安全。叶卫国就是拿着这份红头文件找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副行长李金林。李金林又和他一起去找赵国栋，最终为他争取到了公费装电话的待遇。
当王加林说自己不知道呼叫转移怎么弄时，叶卫国抓起值班室的电话筒，叭叭叭地按了几个键。然后说：“好了，已经呼叫转移了。如果有人打值班室电话，我家里的电话就会响。”
这真是太神奇了！
加林主任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电话机，最后还是跟着叶卫国离开了值班室。
在银行大院里，他们碰到了从宿舍楼一单元门洞里出来的司机小宋。三个人心照不宣地笑了笑，一起走向二单元一楼的卫国家。
卫国的老婆袁萍早已把吃饭的小方桌搬到客厅的正中央，铺上专门用来搓麻将的绒毯，把麻将倒在绒毯上。
她招呼加林主任和司机小宋在沙发上坐，指着茶几上的瓜子糖果叫他们吃，又找出一摞印有A银行logo的专用纸杯，准备给两位客人倒茶。
叶卫国则拿起茶几上的红塔山香烟，递到司机小宋的面前。他知道加林主任不抽烟，连客套的动作都省略了。
正在大家有的享用着瓜子糖果，有的吞云吐雾的时候，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大呼小叫着“恭喜发财”进来了。
所有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的走向麻将桌。
叶卫国从麻将堆里找出“东南西北”风各一个，正面朝下摆放在一起。然后抓起两粒骰子，招呼大家“打点”。按点数的大小顺序开始“摸风”，确定自己的座位。
四个人依次坐下后，哗啦啦的“搓麻”声即刻响起。大家谈笑风生地开始“修长城”。
一场快乐无比、让人“宠辱皆忘”的游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打麻将起源于哪朝哪代，无法认真去考证，但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最能吸引人的博弈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名不虚传的“国粹”。因为其基本打法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即使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文盲也能很快学会，加上玩法复杂有趣、变化无穷，集益智性、趣味性、娱乐性、博弈性于一体，深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领域人民的喜爱。不少人都扬言，自己巴不得用麻将浸水喝。
麻将在中国的流行范围和普及程度，没有任何一种游戏能与之相提并论。有道是，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这是对麻将流行范围之广、普及程度之高的最好佐证和归纳。
据说，这种游戏二十世纪初就在亚洲其他国家盛行，后来又传播到了美国和欧洲，并流行至今。国外有许多详细叙述麻将打法的书籍和研究麻将打法的杂志。日本等一些国家还有专门研究麻将牌的团体，他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麻将大赛。在欧美，很多人都把麻将牌视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来。
可以肯定地讲，麻将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不过，好东西有时又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体现出使用效果的多样性。正所谓“桔生于淮南谓之桔，植于淮北谓之枳”。当麻将被人们用来作为赌博工具的时候，其罪恶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吸毒，因此，也有不少人对它深恶痛绝。
爱也好，恨也罢，这种被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滑溜溜的小玩意儿，还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城乡人民休闲娱乐、消磨时间的首选。
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噼啪砌方城的声音总会萦绕在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哪怕是加林和红梅这些表现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在牌坊中学时既要工作，又要自学奔文凭，还要扶养孩子和料理家务，天天忙得火起，夫妻俩还是忙里偷闲学会了打麻将，时不时与门卫老宁、部队抽水房的广广一起搓几圈。
搬到花园镇居住后，红梅老师率先“走火入魔”。加林主任毫不示弱，继续加入到了搓麻的队伍。两人平时相对比较克制，过年过节嘛，自然应该让“麻瘾”放纵奔流，每天打他个昏天黑地。
记得加林凌晨放鞭炮时炸破了裤子，红梅老师曾预言他“火好”。还别说，这种预言很快就得到了应证，加林主任整个下午赢了一百多元钱。要是就此散场，各回各家，他就能保住胜利的果实，但叶卫国和袁萍又盛情挽留他、余丰新和司机小宋吃晚饭。
四个男人激战正酣时，勤劳而又贤惠的女主人已经开始筹备丰盛的晚餐了。厨房的灶台和案板上，摆满了大盘小碟的好饭菜。
加林主任和余丰新都是袁萍的顶头上司，司机小宋是她的部门同事，难得有这样一个巴结领导和联络感情的机会。更何况，今天是大年初一，来的都是客，哪有不招待客人吃餐饭的道理？
扯扯拉拉地客套了一阵，桌上的麻将和绒毯被撤下去了，换成了一大桌子好饭菜和两瓶“白云边”白酒。
大家再次团团围坐，大呼小叫，划拳行令地喝开了。
两瓶白酒喝完后，每人又喝了一瓶啤酒。
酒足饭饱之后，面红耳赤的四个男人又继续他们“麻坛大战”。
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加林主任白天赢的钱就“还”给别人了，身上为数不多的本钱也输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同时也是为了赶本，他找袁萍借了三百元钱，接着打。
这一打就是一通宵，直到天亮时才散场。
加林主任借的三百元钱又输得精光。走出叶卫国家，他头重脚轻，有一种晨昏颠倒的感觉。
这班值的！输掉了半个月的工资。惨败让他心灰意冷，似乎把什么都看穿了。输了就输了，输的不就是钱吗？又不是命！
回到家里，加林不敢告诉老婆实情，只说身上带的钱输了，隐瞒了三百元钱的借款。
因为是大年初一，方红梅也没说他什么。
加林冲了个澡，倒在床上就睡得如同死猪一般。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他被老婆喊醒了。按计划，他们必须赶到白沙铺去，给加林他舅白大货和大舅妈桂英拜年。
从花园镇去白沙铺有三种出行方式。可以坐长途汽车，绕道花西乡，跑三十多华里土石公路直达；也可以坐火车到陆家山车站，然后步行十华里，过瀤河上的白沙大桥就到了；还有一种方式是骑自行车，沿京广铁路走到陆家山，再改道走瀤河堤岸，一直到河边的白沙铺。
三种出行方式路途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又各有利弊。坐汽车可以少走路，但路程相对较远，且路上灰尘很大；坐火车比较干净，但车次较少，每天只有一趟，且经常晚点，下车后还得步行那么远的路；骑自行车可以节省车票钱，但得耗费体力，人特别累。
由于在白沙铺拜完年之后，他们接着要去红梅的娘家方湾镇。从白沙铺到方湾镇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坐班车得先从白沙铺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车到方湾镇，得绕好大一个圈子。
不过，连接白沙铺和方湾镇的，有一条比较狭窄的乡村土路，仅十几华里。
往年，加林总是选择骑自行车出行。前面坐着女儿，后面带着老婆，三人一同前往。正月初二在白沙铺住一晚上，初三再骑车抄近路去方湾镇。骑车走乡村公路，比坐班车还快一些，而且可以节省车票钱。今年情况比较特殊，加林因为打牌熬了一通宵，又刚刚拉过痢疾，浑身酸软无力。他提出坐汽车去白沙铺。
红梅老师口里没说什么，但脸色很难看，心里不大高兴。最后，一家三口还是步行到花园大桥头，拦开往白沙铺的班车。
左等右等不见车来。整整过去了一个小时，才从新城区方向摇摇晃晃地开来一辆私人营运的小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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