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本小说网 www.quanben.ac,明朝那些事儿(全集)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碴,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碴,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