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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怀昌与她对视了一眼，看懂了她眼神里的暗示，立刻接口：“长姐请恕罪，这问题怀昌在心中已经琢磨了好久，怀昌无能，即便是来日有幸出洋，也未必有泽公一般的雄才大略，能将各国看个清楚，这才冒昧向泽公提问的。”
载泽松开紧抿的唇角，轻轻叹了口气：“宁隐，你与你叔父可真不像啊，你的这个问题倘若换做是你叔父，就算是疑惑死，也决不会拿到我面前问的。”
谢怀昌道：“怀昌承泽公荐师之恩，早就将您当做老师一般尊重了。”
载泽短促地笑了一下：“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可是这不可能，宁隐，我生来就带着皇族血液，拱卫皇上地位不变是我的义务，这世上，没有比君主立宪更适合大清的政体了。”
谢怀昌没有露出一点失望的表情，道：“泽公误会了，我并没有希望您说什么，我只是想听一个真正见识过各国政体的人，来从一个尽量客观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载泽又笑了笑：“其实君主立宪与共和政体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权在民，若从一个偷懒的角度想，在君主立宪的政体内，国家出了问题，责任在执政政府，需要引咎辞职的也只有执政党而已，皇室家族则不必担负责任，我觉得，做一个不掌权却受国民尊敬的皇帝，比做一个时不时要下罪己诏，还容易被史官记成昏君的皇帝要好得多。”
谢怀昌点了点头：“您说的不错。”
载泽道：“宁隐，这些话我在你叔父面前说，是班门弄斧，小巫见大巫，可在你面前，我却能充个内行。各国有各国的政体，是因为各国有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民情，决定政体的从来不是国外怎么样，而是国内怎么样，中国有辽阔的土地和世界上最密集的人口，在国民素质没有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之前，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将国家权力交到民众手里。”
他饮了口茶，又道：“你是读书人，你也读过史，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国土又实在太大，从南到北，甚至有完全不同的语言发音，你怎么能指望这么多人都能理解你改革的意思呢？就更别提人人都有私心，都想过好日子，太平年的时候尚有数不清的贪官污吏，更何况是改革的乱世。”
“宁隐，你要知道，这世上真正能为信仰而付出一切的，永远是极少数的极少数，所以朝廷才会表彰这些人，才会通过丹书铁券和贞节牌坊来鼓励这样的事情，而其余的大多数人，都是在为利益奔波，他们付出的每一样东西，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回报，你想让他们支持你，帮助你做事情，就得许给他们足够的利益，这是规则，是规律，是从古到今，甚至是百年后千年后万年后，都不会变的。”
规则，又是规则，如今竟然上升到了规律，规律是不可改的，人不能将春夏秋冬万物生长颠倒顺序，自然也不能打破这个社会自然形成的规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中国将永远没有变好的一天，因为人口不可能减少，而国土也绝不可缩小，人的贪欲和对利益的追求永远不可能有停止的一天，改革就永远只能是表面上的事情。
谢怀昌想不通这些事情，就像他想不通皇室到底应不应该被推翻一样，皇族中有庆王这样的草包，也有载泽这样为天下之忧而忧的志士，那么同样的，革命党里也有求高官厚禄，甚至是只打算发国难财的人，没有哪一方是完全的错误。
他心里这样想着，面上却丝毫都没透出来任何异样的情绪，只做出醍醐灌顶的表情，激动地离开桌子，向载泽深深鞠躬：“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怀昌多谢泽公指点迷津，今日之后，定当殚精竭虑，为大清谋福祉。”
载泽笑了起来，急忙请他落座：“当年你叔父为大清的洋务做出了贡献，希望以后，你也能为大清的新政做出贡献，皇上和太后必然不会亏待你。”
谢怀昌低头应道：“是，还请泽公以后不吝指点。”
载泽哈哈大笑起来，就连泽公福晋也面露笑容，连道“后生可畏”，谢道庸小心翼翼地将话题转到了电灯电话上，使得这场宴得以在宾主尽欢中结束，送走了载泽一家，谢道庸将谢怀昌叫到了身边，道：“你方才在宴上……”
谢怀昌道：“是侄子孟浪了，险些为叔父惹来大祸。”
谢道庸轻轻叹了口气：“宁隐，以你的能力和性格……以后倘若幸运，创造的事业将是我和你父亲望尘莫及，可倘若不幸，你或许……”
他顿了顿，又长长重重地叹息：“你方才在宴席上问的那个有关戊戌年的问题……”
“我已经有答案了，叔父，”谢怀昌道：“是否因为，戊戌年的变法是由皇上主持，而如今的新政是由太后主持的缘故？”
谢道庸动作轻微地点了一下头：“不错。”
谢怀昌叹了口气：“难怪泽公不能自己说出来。”
然而谢道庸却道：“不，他不说出来，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是出洋五大臣之一，是大清宪政的主要发起人，宪政与戊戌年的维新，本质上说并无区别，甚至比戊戌维新更加深入彻底，如果太后反对戊戌维新，那么极有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反对如今的宪政。”
谢怀昌大吃一惊：“是太后自己要搞新政的，她怎么能出尔反尔？”
谢道庸却道：“一个鸡蛋，倘若是被人从外面打破，充其量是蛋黄破裂，与蛋清混为一体，可它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只有从这个鸡蛋自己从里面变了，才会孵出小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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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怀昌与她对视了一眼，看懂了她眼神里的暗示，立刻接口：“长姐请恕罪，这问题怀昌在心中已经琢磨了好久，怀昌无能，即便是来日有幸出洋，也未必有泽公一般的雄才大略，能将各国看个清楚，这才冒昧向泽公提问的。”
载泽松开紧抿的唇角，轻轻叹了口气：“宁隐，你与你叔父可真不像啊，你的这个问题倘若换做是你叔父，就算是疑惑死，也决不会拿到我面前问的。”
谢怀昌道：“怀昌承泽公荐师之恩，早就将您当做老师一般尊重了。”
载泽短促地笑了一下：“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可是这不可能，宁隐，我生来就带着皇族血液，拱卫皇上地位不变是我的义务，这世上，没有比君主立宪更适合大清的政体了。”
谢怀昌没有露出一点失望的表情，道：“泽公误会了，我并没有希望您说什么，我只是想听一个真正见识过各国政体的人，来从一个尽量客观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载泽又笑了笑：“其实君主立宪与共和政体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权在民，若从一个偷懒的角度想，在君主立宪的政体内，国家出了问题，责任在执政政府，需要引咎辞职的也只有执政党而已，皇室家族则不必担负责任，我觉得，做一个不掌权却受国民尊敬的皇帝，比做一个时不时要下罪己诏，还容易被史官记成昏君的皇帝要好得多。”
谢怀昌点了点头：“您说的不错。”
载泽道：“宁隐，这些话我在你叔父面前说，是班门弄斧，小巫见大巫，可在你面前，我却能充个内行。各国有各国的政体，是因为各国有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民情，决定政体的从来不是国外怎么样，而是国内怎么样，中国有辽阔的土地和世界上最密集的人口，在国民素质没有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之前，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将国家权力交到民众手里。”
他饮了口茶，又道：“你是读书人，你也读过史，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国土又实在太大，从南到北，甚至有完全不同的语言发音，你怎么能指望这么多人都能理解你改革的意思呢？就更别提人人都有私心，都想过好日子，太平年的时候尚有数不清的贪官污吏，更何况是改革的乱世。”
“宁隐，你要知道，这世上真正能为信仰而付出一切的，永远是极少数的极少数，所以朝廷才会表彰这些人，才会通过丹书铁券和贞节牌坊来鼓励这样的事情，而其余的大多数人，都是在为利益奔波，他们付出的每一样东西，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回报，你想让他们支持你，帮助你做事情，就得许给他们足够的利益，这是规则，是规律，是从古到今，甚至是百年后千年后万年后，都不会变的。”
规则，又是规则，如今竟然上升到了规律，规律是不可改的，人不能将春夏秋冬万物生长颠倒顺序，自然也不能打破这个社会自然形成的规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中国将永远没有变好的一天，因为人口不可能减少，而国土也绝不可缩小，人的贪欲和对利益的追求永远不可能有停止的一天，改革就永远只能是表面上的事情。
谢怀昌想不通这些事情，就像他想不通皇室到底应不应该被推翻一样，皇族中有庆王这样的草包，也有载泽这样为天下之忧而忧的志士，那么同样的，革命党里也有求高官厚禄，甚至是只打算发国难财的人，没有哪一方是完全的错误。
他心里这样想着，面上却丝毫都没透出来任何异样的情绪，只做出醍醐灌顶的表情，激动地离开桌子，向载泽深深鞠躬：“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怀昌多谢泽公指点迷津，今日之后，定当殚精竭虑，为大清谋福祉。”
载泽笑了起来，急忙请他落座：“当年你叔父为大清的洋务做出了贡献，希望以后，你也能为大清的新政做出贡献，皇上和太后必然不会亏待你。”
谢怀昌低头应道：“是，还请泽公以后不吝指点。”
载泽哈哈大笑起来，就连泽公福晋也面露笑容，连道“后生可畏”，谢道庸小心翼翼地将话题转到了电灯电话上，使得这场宴得以在宾主尽欢中结束，送走了载泽一家，谢道庸将谢怀昌叫到了身边，道：“你方才在宴上……”
谢怀昌道：“是侄子孟浪了，险些为叔父惹来大祸。”
谢道庸轻轻叹了口气：“宁隐，以你的能力和性格……以后倘若幸运，创造的事业将是我和你父亲望尘莫及，可倘若不幸，你或许……”
他顿了顿，又长长重重地叹息：“你方才在宴席上问的那个有关戊戌年的问题……”
“我已经有答案了，叔父，”谢怀昌道：“是否因为，戊戌年的变法是由皇上主持，而如今的新政是由太后主持的缘故？”
谢道庸动作轻微地点了一下头：“不错。”
谢怀昌叹了口气：“难怪泽公不能自己说出来。”
然而谢道庸却道：“不，他不说出来，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是出洋五大臣之一，是大清宪政的主要发起人，宪政与戊戌年的维新，本质上说并无区别，甚至比戊戌维新更加深入彻底，如果太后反对戊戌维新，那么极有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反对如今的宪政。”
谢怀昌大吃一惊：“是太后自己要搞新政的，她怎么能出尔反尔？”
谢道庸却道：“一个鸡蛋，倘若是被人从外面打破，充其量是蛋黄破裂，与蛋清混为一体，可它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只有从这个鸡蛋自己从里面变了，才会孵出小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