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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叔是我们家的朋友。如今朋友的定义很宽泛，成了一个游移不定状态的代名词，朋友便也可分为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人。齐叔在我们家受欢迎，家人说他嘴严，无是非。齐叔是位画家，画油画，画风和题材散漫不定。在国内外举办过不少个展，作品却很少参加国内大展，因为大展评委们对于一个60多岁在画风上仍然声东击西的他，一直很陌生。但齐叔不在意，作品送展时，他只须向送展单位嘱咐一句：“别把画给我弄丢了”了事。
我以齐叔为线索曾写过一篇叫近的太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齐叔得知后，便找我说，都说你写了我，给我也看看不行吗？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杂志交给他，说，只是借了您个画家的身份，有时候不用真姓名写，你就像连自己都不相信一样。您肯定不会在意的。我替齐叔翻开杂志，指给他页码。他一口气读完，我当怎么回事呢，这不属于名誉侵权案，不就是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嘛。
齐叔会讲故事，这也是我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吧，和他相处，我有便宜。
从前我们和齐叔都住b城，后来我家迁入省城，齐叔仍在b城，和齐叔见面就少了。
90年代初，我应邀去挪威参加一个国际女性文学研讨活动。从莫斯科乘火车赴哥本哈根，计划在哥本哈根换飞机再去奥斯陆。傍晚我独自穿过哥本哈根商业街，朝有“美人鱼”的海滨走，不想在国家歌剧院门前巧遇齐叔。他也是独自一人，正背着手在易卜生的雕像前徘徊。他穿一件风衣，很新，笔直的褶缝儿挺着，多了些中国人在国外的气质。这气质常招外国人这样那样的眼光。在北欧那些穿着随意的国家，这穿扮就更显得惹眼。当时我真想为这个中国艺术家另外设计一下穿着。其实齐叔并非没见过世面，早年他在列宁格勒学油画时，我还没生下来。他这次来丹麦，还见了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和齐叔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相遇，我十分惊喜。原来齐叔正在这个国家举办他的个人画展，但画展不在哥本哈根，在日德兰岛的另一个城市。我知道丹麦由三个岛组成：西兰岛，非英岛和日德兰岛。他是专程来哥本哈根参观博物馆的。齐叔问了我来北欧的目的，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齐叔笑着说：“奥斯陆，那也是我的目的地，那里有维格兰和蒙克。”维格兰是挪威的雕塑家，奥斯陆的维格兰公园集中了他一生的大半作品。油画家蒙克作为北欧表现主义先驱，比维格兰的影响更大。那么，我和齐叔将是同路人。响应齐叔的提议，我们约定三天后在日德兰岛的腓德烈港乘船，穿过接连北欧三国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去奥斯陆——我放弃了乘飞机的打算。
三天后我们如约在腓德烈港见了面。齐叔还是穿着他的风衣，但风衣在他身上显得随和了些，就像他已经融入了北欧的氛围。
我们将要乘坐的轮船叫“冰川”号，船体很大，涂着黑色，像矗立在腓德烈港的一座黑色城市。我们踏上高高的舷梯，穿过一条条迷宫般的通道，迈上无数个台阶，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舱问。几年后我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总觉得那就是我们乘坐的“冰川”号，它实在是不逊色于“泰坦尼克”号的。
那天乘客不多，我的房间有四个铺位，乘客只我一人。齐叔在我隔壁，也是一人守着四个空铺。不能用豪华和现代来形容这房间，但舱内典雅、殷实，铺陈洁白干爽，一个小巧玲珑的盥洗间，使人想到意大利的老派饭店。我稍事整理，和齐叔来到甲板。船正沿着丹麦的格雷嫩角缓缓驶向大海。岸上正显现出灯火。10月末的季节，中国北方已是初冬，然而在北纬60度的海湾，海风却温暖宜人。记得一位北欧友人同我说起，有了挪威湾的暖流，也才有了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发展。当大海变得漆黑，岸上灯火齐放时“冰川”号才驶离格雷嫩角。原来傍晚看格雷嫩角的灯火，是这个旅行路线的一大景观。看完无尽的灯火，我和齐叔来到他的房问。齐叔坐上他的铺位，点着一支烟，问我“冰川”号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我说大约明天上午9点钟吧。我们不约而同看看表，现在是8点。齐叔说，当你真的走到地球另一面时，才能意识到地球真是圆的，不然你总以为这属于异端邪说。这时我问齐叔对丹麦的印象，齐叔毫不掩饰地说，好，丹麦好。可人类的共性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那位馆长的女儿，非要扔下丹麦的一份好工作去巴黎打工，她说巴黎神秘。我看丹麦就很神秘。我请齐叔谈谈丹麦的艺术，他说都是些浮光掠影，他说“我这是浮光掠影丹麦国”实在没什么可讲的。我说，可咱们还要坐12个小时的船呀，讲点什么吧，齐叔。齐叔抽了一阵烟，想想，突如其来地问我：“你今年多大？”
我说，您知道的。
齐叔说，糊里糊涂。就记着你跟你爸妈去过干校。有一次你丢了，让人好找。你在一个麦秸垛里睡着了，找回来头上还沾着麦秸。
我说，那年我6岁。
齐叔“嗯”了一声，翘起右手，用拇指数着食指和中指翻来覆去一阵，似在计算我的准确年龄。接着他问，那时候你净想什么？
我说，说不清，只觉得天很高，自己就像个小虫子。
你自由吗？齐叔又问，显然是指那时候。
我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自由的。不是有麦秸垛吗？麦秸垛，钻进去很温暖。
哎，这就真实了。齐叔说。现在你是个作家了，我觉得写“”就应该这么写，这里有文学。再则“”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能落在纸上。还有“十年浩劫”“十年”都不能落在纸上。这都不是文学。
我说，您这个见解很像捷克那个作家m.k，他说他从来不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字落在纸上，他用“波希米亚”这个老词儿。捷克人反对他，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缺乏历史感。你只应该写波希米亚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写人的行为。捷克斯洛伐克是苏俄十月后的产物。
嗯，很耐人寻味。齐叔说。
那么，那时候您自由吗？我反问齐叔，想起他当时的样子：穿件油渍渍的棉袄，棉帽子的耳朵向下耷拉着。到食堂打饭，身后还有人跟着。
齐叔说，没什么不自由的，我会装病，我会造假化验单，假诊断书。他们让我回城检查病，我每月寄一张就完了。
我说，听说那时候您净偷着上太行山画画。
齐叔说，是啊，画画，闻山里的味儿，沁人肺腑的气味儿。看麦苗返青，看柳絮纷飞，牲口无顾忌地拉屎撒尿。早春冻僵的垄沟解冻了，潮湿着自己决心给大地以生命。你的生命也被融入了这解冻的大地——一张化验单里有这么大的便宜，这不就是自由？
可是，后来您又被揪回去了。我说。
也许因为我提到了太行山，齐叔没有接着说他再次被揪回去之后，又是如何再争得新的自由的。他突然扭转话题说，哎，我给你讲个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不过你得躺着听，躺着听故事能身临其境。来，脱鞋，躺下。
我赞成齐叔的见解。人的经验都大同小异——躺着听故事，似乎真能身临其境。小时候躺着听大人讲狼，狼格外可怕。躺着听黑夜，黑夜格外黑。我脱了鞋，躺在齐叔对面。齐叔盘腿坐在他的铺上。
是个三月底四月初吧，嗯，三月底四月初，我正坐在垄沟边上画画。这是太行山西县，西县瓦坨大队。那时叫大队，不叫村。我脚下就是泛了青的麦苗，眼前有几棵开花的杨树。杨树开花，一串串的。颜色像玫瑰红，又像玫瑰紫。树下有几个女社员正给麦苗松土保墒，不干活，推搡着打闹。我脱下棉袄，垫着，垄沟湿呀。对，我还带着一个学生叫小三。那时候追着你学本事的学生格外多。你出门画画前呼后拥，不管你方便不方便。这回我就带了小三一个人。小三在市文工团当美工，画样板戏画腻了。我坐着我的棉袄，起好稿，一边铺颜色，一边研究杨树花的颜色到底是玫瑰紫还是玫瑰红。画笔在调色板上和弄过来和弄过去，紫里加点红，红里又加点紫。画画，刮刮；刮刮，画画。两三个小时候过去了，画面上的树还是一片空白。这时有两只脚出现在我眼前。是个男人的脚，穿双家做的布鞋。鞋帮上纳着密密实实的粗线，像沾上的芝麻粒儿。没穿袜子的脚在鞋窠拉里逛荡着，脚面很皱。我顾不上看人，继续作画，画画刮刮，刮刮画画，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我扭头看看，这双脚还在。脚的主人突然开口了，说：“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听口音这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简洁，舌头有点大，有点发直。比如他们把“去”说成“却”——家却吧。
当地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大舌头笑话，笑话里有挖苦也有自惭。比如：买了个小居（猪）不其席（吃食）；比如：有个人进城买药，花了五摸怯（毛钱），买了个大药窝（丸）。这药丸是老式中药丸，皮是蜡做的。买药人一出药铺就掰开药丸把蜡皮吃了把药丸扔了，还忿忿地说。白花了五摸怯，敢情包着这么大个合（核儿）。
我放下画笔站起来，站在我眼前的是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早该修理的头发很蓬乱；一件假军绿棉袄，扣子都掉光了，用根绳子系在腰间；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过来，知道是该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就弯下腰帮我收拾画具。没想到这背筐的年轻人制止小三说：“别忙收戏（拾），可以爷（研）究爷（研）究。”
小三觉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轻人说：“研究研究，你懂画？”
年轻人说：“说不上懂，俺们接具（触）过。”
接触过，我和小三都为这个“接触”惊异起来。
“你是哪个大队的？”我问年轻人。
“土坨的。”年轻人“我知道你们住瓦坨，瓦坨老闷儿家。土坨和瓦坨就隔着一条河沟子。”
小三说：“你刚才说你学过画？”
年轻人说：“我说我只是接具（触）过。”
小三说：“油画？”
年轻人说：“油画。”
小三说：“在土坨？”
年轻人说：“在土坨。”
我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个同行。”
年轻人说：“哪敢，还得称呼您老师。”
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里，听起来很是“硌生”但从此又可他确实是接触过外界文明的。
小三对年轻人有点穷追不舍了，说，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再回过头树。看见了吧，构成树的颜色不是紫也不是红，是蓝，钴蓝、湖蓝和普鲁士蓝。紫和红是表面现象，仅是一点小小的点缀而已，是些细枝末节。”
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我在外面写生，观众常品头论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画树，一个孩子在我身后说，你画的树一点也不像。我问怎么不像，他说，你数数那树叶有多少，你才画了几个。眼前这个年轻人可不是数树叶的问题。小三涨红着脸，心里七上八下，像为我受了委屈。
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
“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
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告诉俺们。”
年轻人说：“这哟，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小三追问着还想听：“俺们还想听呢。”
年轻人却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说，谈艺术，有的是时间，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给我们看。说着，就去帮我提画箱。大中午到年轻人家去馏山药，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春天的山药好吃。可我们在瓦坨有派饭，我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说，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老闷儿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
我们一起往回走，路上没有再谈小格拉西莫夫。我想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问题，年轻人说有的是时问。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
我说，我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虽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们的博物馆。
你不喜欢？为什么“他们的”？
我觉得苏俄画家用油画的形式表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作出了努力。像苏里柯夫，列维坦可是世界一些美术史家为什么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排出近百年30位画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宾。
“嗯，难说。”齐叔也说“不过苏俄画家对于中国可不一样。”
“这里有个感情问题，有历史原因，不代表艺术自身的标准。”我说。
齐叔说：“当时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两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历克塞格拉西莫夫，画列宁在讲坛上，我十几岁在解放区就看这张画的印刷品。那时不懂油画，以为是照片。后来他又画了不少苏联英雄肖像，晚年还画过集体农庄浴室，一群女庄员在一间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这位格拉西莫夫，我们称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个青年说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画风景，画西伯利亚，白桦树，奥卡河，画得潇洒，颜色也讲究。”
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觉得奇怪。
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
我们出了船舱，来到位于船体中部的酒吧。“冰川”号的乘客本来就不多，现在已是夜深人静，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一对讲西班牙语的老夫妇，守着两只空杯子，在认真议论他们的旅行路线。几个穿着随意的当地青年男女，对乘船显然已没有任何兴趣和好奇，他们正相互依偎着打盹儿。还有一个苏联青年，是我从莫斯科乘火车来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们在一个包厢里度过了十几个小时。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人很和气，块头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几岁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着随身带的和餐车里买的各种食品：炸鸡，熏鱼，猪肉冻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会讲俄语，我又只懂几个俄语单词，所以，我们几乎一路无话。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尔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父亲好像在那里开着一家小商店。现在，他眼前又摊满了不少吃喝，杯盘相互挤压着。看见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脸有些红。我和齐叔坐下，我要了爱尔兰咖啡，齐叔要了马提尼。我看着那个苏联青年的宽厚背影，心想，没准儿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到俄罗斯的艺术家，到底为俄罗斯贡献了什么。那天我和一个苏联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馆，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几公里路，末了在苏联电影家协会俱乐部，每人只买到一个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这，还因为这友人是电影家协会会员，有证件。那天正是苏联“八一九”事件的第五天，叶利钦的坦克正包围着“白宫”莫斯科的商店本来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队也许只能买到两个茄子。难怪酒吧里这位“小格拉西莫夫”对吃喝如此贪婪，看来他是决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实在佩服那些排队买票争看列宾、苏里柯夫，还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苏联人，他们排队有耐性，看画又仔细。
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时候我也叫。那天我们没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馏山药，决心回瓦坨吃派饭。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又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
晚上，我和小三并排躺在老闷家的炕头上，小三翻来覆去地只说，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说，我也觉得很神。
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我们都以为是房东在倒腾什么东西，便故意躺着不起。当外屋终于安静下来，我下炕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他缩在那里，猛抽着自制的卷烟。他看见我，忙站起来说，老师，你，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我身后的墙。在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
小三也过来了，看看画，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画。
“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
齐叔说，说实在的，那是一大奇观。只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近，又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你想，在一个中国农村，一个深山老峪的农村，闻柴草味儿，闻猪粪、羊粪味儿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闻见了油画味儿，你知道，一排油画挂出来味儿是很浓的。松节油、亚麻仁油浸人肺腑呀。你常看画，知道那味儿。你说“”——我又用了“”这两个字。“”十年让一个画家失掉的不就是这股味儿？今后你就写，写一个画家是怎样失掉这股味儿，然后又找回这股味儿的，比写他钻牛棚、低头弯腰挨斗更具文学价值。
那墙上的画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齐叔。
齐叔说，小三在就好了。当时小三站在我身边搓着手，嘴里丝哈着只一个劲儿地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
真可以吗？我问。
齐叔说，你是个聪明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评价。可，艺术这玩意儿，奥妙就奥妙在，有时好坏都使你没法下嘴。就像你吃有... -->>
齐叔是我们家的朋友。如今朋友的定义很宽泛，成了一个游移不定状态的代名词，朋友便也可分为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人。齐叔在我们家受欢迎，家人说他嘴严，无是非。齐叔是位画家，画油画，画风和题材散漫不定。在国内外举办过不少个展，作品却很少参加国内大展，因为大展评委们对于一个60多岁在画风上仍然声东击西的他，一直很陌生。但齐叔不在意，作品送展时，他只须向送展单位嘱咐一句：“别把画给我弄丢了”了事。
我以齐叔为线索曾写过一篇叫近的太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齐叔得知后，便找我说，都说你写了我，给我也看看不行吗？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杂志交给他，说，只是借了您个画家的身份，有时候不用真姓名写，你就像连自己都不相信一样。您肯定不会在意的。我替齐叔翻开杂志，指给他页码。他一口气读完，我当怎么回事呢，这不属于名誉侵权案，不就是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嘛。
齐叔会讲故事，这也是我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吧，和他相处，我有便宜。
从前我们和齐叔都住b城，后来我家迁入省城，齐叔仍在b城，和齐叔见面就少了。
90年代初，我应邀去挪威参加一个国际女性文学研讨活动。从莫斯科乘火车赴哥本哈根，计划在哥本哈根换飞机再去奥斯陆。傍晚我独自穿过哥本哈根商业街，朝有“美人鱼”的海滨走，不想在国家歌剧院门前巧遇齐叔。他也是独自一人，正背着手在易卜生的雕像前徘徊。他穿一件风衣，很新，笔直的褶缝儿挺着，多了些中国人在国外的气质。这气质常招外国人这样那样的眼光。在北欧那些穿着随意的国家，这穿扮就更显得惹眼。当时我真想为这个中国艺术家另外设计一下穿着。其实齐叔并非没见过世面，早年他在列宁格勒学油画时，我还没生下来。他这次来丹麦，还见了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和齐叔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相遇，我十分惊喜。原来齐叔正在这个国家举办他的个人画展，但画展不在哥本哈根，在日德兰岛的另一个城市。我知道丹麦由三个岛组成：西兰岛，非英岛和日德兰岛。他是专程来哥本哈根参观博物馆的。齐叔问了我来北欧的目的，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齐叔笑着说：“奥斯陆，那也是我的目的地，那里有维格兰和蒙克。”维格兰是挪威的雕塑家，奥斯陆的维格兰公园集中了他一生的大半作品。油画家蒙克作为北欧表现主义先驱，比维格兰的影响更大。那么，我和齐叔将是同路人。响应齐叔的提议，我们约定三天后在日德兰岛的腓德烈港乘船，穿过接连北欧三国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去奥斯陆——我放弃了乘飞机的打算。
三天后我们如约在腓德烈港见了面。齐叔还是穿着他的风衣，但风衣在他身上显得随和了些，就像他已经融入了北欧的氛围。
我们将要乘坐的轮船叫“冰川”号，船体很大，涂着黑色，像矗立在腓德烈港的一座黑色城市。我们踏上高高的舷梯，穿过一条条迷宫般的通道，迈上无数个台阶，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舱问。几年后我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总觉得那就是我们乘坐的“冰川”号，它实在是不逊色于“泰坦尼克”号的。
那天乘客不多，我的房间有四个铺位，乘客只我一人。齐叔在我隔壁，也是一人守着四个空铺。不能用豪华和现代来形容这房间，但舱内典雅、殷实，铺陈洁白干爽，一个小巧玲珑的盥洗间，使人想到意大利的老派饭店。我稍事整理，和齐叔来到甲板。船正沿着丹麦的格雷嫩角缓缓驶向大海。岸上正显现出灯火。10月末的季节，中国北方已是初冬，然而在北纬60度的海湾，海风却温暖宜人。记得一位北欧友人同我说起，有了挪威湾的暖流，也才有了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发展。当大海变得漆黑，岸上灯火齐放时“冰川”号才驶离格雷嫩角。原来傍晚看格雷嫩角的灯火，是这个旅行路线的一大景观。看完无尽的灯火，我和齐叔来到他的房问。齐叔坐上他的铺位，点着一支烟，问我“冰川”号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我说大约明天上午9点钟吧。我们不约而同看看表，现在是8点。齐叔说，当你真的走到地球另一面时，才能意识到地球真是圆的，不然你总以为这属于异端邪说。这时我问齐叔对丹麦的印象，齐叔毫不掩饰地说，好，丹麦好。可人类的共性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那位馆长的女儿，非要扔下丹麦的一份好工作去巴黎打工，她说巴黎神秘。我看丹麦就很神秘。我请齐叔谈谈丹麦的艺术，他说都是些浮光掠影，他说“我这是浮光掠影丹麦国”实在没什么可讲的。我说，可咱们还要坐12个小时的船呀，讲点什么吧，齐叔。齐叔抽了一阵烟，想想，突如其来地问我：“你今年多大？”
我说，您知道的。
齐叔说，糊里糊涂。就记着你跟你爸妈去过干校。有一次你丢了，让人好找。你在一个麦秸垛里睡着了，找回来头上还沾着麦秸。
我说，那年我6岁。
齐叔“嗯”了一声，翘起右手，用拇指数着食指和中指翻来覆去一阵，似在计算我的准确年龄。接着他问，那时候你净想什么？
我说，说不清，只觉得天很高，自己就像个小虫子。
你自由吗？齐叔又问，显然是指那时候。
我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自由的。不是有麦秸垛吗？麦秸垛，钻进去很温暖。
哎，这就真实了。齐叔说。现在你是个作家了，我觉得写“”就应该这么写，这里有文学。再则“”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能落在纸上。还有“十年浩劫”“十年”都不能落在纸上。这都不是文学。
我说，您这个见解很像捷克那个作家m.k，他说他从来不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字落在纸上，他用“波希米亚”这个老词儿。捷克人反对他，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缺乏历史感。你只应该写波希米亚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写人的行为。捷克斯洛伐克是苏俄十月后的产物。
嗯，很耐人寻味。齐叔说。
那么，那时候您自由吗？我反问齐叔，想起他当时的样子：穿件油渍渍的棉袄，棉帽子的耳朵向下耷拉着。到食堂打饭，身后还有人跟着。
齐叔说，没什么不自由的，我会装病，我会造假化验单，假诊断书。他们让我回城检查病，我每月寄一张就完了。
我说，听说那时候您净偷着上太行山画画。
齐叔说，是啊，画画，闻山里的味儿，沁人肺腑的气味儿。看麦苗返青，看柳絮纷飞，牲口无顾忌地拉屎撒尿。早春冻僵的垄沟解冻了，潮湿着自己决心给大地以生命。你的生命也被融入了这解冻的大地——一张化验单里有这么大的便宜，这不就是自由？
可是，后来您又被揪回去了。我说。
也许因为我提到了太行山，齐叔没有接着说他再次被揪回去之后，又是如何再争得新的自由的。他突然扭转话题说，哎，我给你讲个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不过你得躺着听，躺着听故事能身临其境。来，脱鞋，躺下。
我赞成齐叔的见解。人的经验都大同小异——躺着听故事，似乎真能身临其境。小时候躺着听大人讲狼，狼格外可怕。躺着听黑夜，黑夜格外黑。我脱了鞋，躺在齐叔对面。齐叔盘腿坐在他的铺上。
是个三月底四月初吧，嗯，三月底四月初，我正坐在垄沟边上画画。这是太行山西县，西县瓦坨大队。那时叫大队，不叫村。我脚下就是泛了青的麦苗，眼前有几棵开花的杨树。杨树开花，一串串的。颜色像玫瑰红，又像玫瑰紫。树下有几个女社员正给麦苗松土保墒，不干活，推搡着打闹。我脱下棉袄，垫着，垄沟湿呀。对，我还带着一个学生叫小三。那时候追着你学本事的学生格外多。你出门画画前呼后拥，不管你方便不方便。这回我就带了小三一个人。小三在市文工团当美工，画样板戏画腻了。我坐着我的棉袄，起好稿，一边铺颜色，一边研究杨树花的颜色到底是玫瑰紫还是玫瑰红。画笔在调色板上和弄过来和弄过去，紫里加点红，红里又加点紫。画画，刮刮；刮刮，画画。两三个小时候过去了，画面上的树还是一片空白。这时有两只脚出现在我眼前。是个男人的脚，穿双家做的布鞋。鞋帮上纳着密密实实的粗线，像沾上的芝麻粒儿。没穿袜子的脚在鞋窠拉里逛荡着，脚面很皱。我顾不上看人，继续作画，画画刮刮，刮刮画画，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我扭头看看，这双脚还在。脚的主人突然开口了，说：“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听口音这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简洁，舌头有点大，有点发直。比如他们把“去”说成“却”——家却吧。
当地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大舌头笑话，笑话里有挖苦也有自惭。比如：买了个小居（猪）不其席（吃食）；比如：有个人进城买药，花了五摸怯（毛钱），买了个大药窝（丸）。这药丸是老式中药丸，皮是蜡做的。买药人一出药铺就掰开药丸把蜡皮吃了把药丸扔了，还忿忿地说。白花了五摸怯，敢情包着这么大个合（核儿）。
我放下画笔站起来，站在我眼前的是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早该修理的头发很蓬乱；一件假军绿棉袄，扣子都掉光了，用根绳子系在腰间；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过来，知道是该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就弯下腰帮我收拾画具。没想到这背筐的年轻人制止小三说：“别忙收戏（拾），可以爷（研）究爷（研）究。”
小三觉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轻人说：“研究研究，你懂画？”
年轻人说：“说不上懂，俺们接具（触）过。”
接触过，我和小三都为这个“接触”惊异起来。
“你是哪个大队的？”我问年轻人。
“土坨的。”年轻人“我知道你们住瓦坨，瓦坨老闷儿家。土坨和瓦坨就隔着一条河沟子。”
小三说：“你刚才说你学过画？”
年轻人说：“我说我只是接具（触）过。”
小三说：“油画？”
年轻人说：“油画。”
小三说：“在土坨？”
年轻人说：“在土坨。”
我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个同行。”
年轻人说：“哪敢，还得称呼您老师。”
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里，听起来很是“硌生”但从此又可他确实是接触过外界文明的。
小三对年轻人有点穷追不舍了，说，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再回过头树。看见了吧，构成树的颜色不是紫也不是红，是蓝，钴蓝、湖蓝和普鲁士蓝。紫和红是表面现象，仅是一点小小的点缀而已，是些细枝末节。”
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我在外面写生，观众常品头论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画树，一个孩子在我身后说，你画的树一点也不像。我问怎么不像，他说，你数数那树叶有多少，你才画了几个。眼前这个年轻人可不是数树叶的问题。小三涨红着脸，心里七上八下，像为我受了委屈。
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
“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
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告诉俺们。”
年轻人说：“这哟，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小三追问着还想听：“俺们还想听呢。”
年轻人却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说，谈艺术，有的是时间，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给我们看。说着，就去帮我提画箱。大中午到年轻人家去馏山药，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春天的山药好吃。可我们在瓦坨有派饭，我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说，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老闷儿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
我们一起往回走，路上没有再谈小格拉西莫夫。我想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问题，年轻人说有的是时问。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
我说，我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虽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们的博物馆。
你不喜欢？为什么“他们的”？
我觉得苏俄画家用油画的形式表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作出了努力。像苏里柯夫，列维坦可是世界一些美术史家为什么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排出近百年30位画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宾。
“嗯，难说。”齐叔也说“不过苏俄画家对于中国可不一样。”
“这里有个感情问题，有历史原因，不代表艺术自身的标准。”我说。
齐叔说：“当时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两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历克塞格拉西莫夫，画列宁在讲坛上，我十几岁在解放区就看这张画的印刷品。那时不懂油画，以为是照片。后来他又画了不少苏联英雄肖像，晚年还画过集体农庄浴室，一群女庄员在一间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这位格拉西莫夫，我们称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个青年说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画风景，画西伯利亚，白桦树，奥卡河，画得潇洒，颜色也讲究。”
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觉得奇怪。
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
我们出了船舱，来到位于船体中部的酒吧。“冰川”号的乘客本来就不多，现在已是夜深人静，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一对讲西班牙语的老夫妇，守着两只空杯子，在认真议论他们的旅行路线。几个穿着随意的当地青年男女，对乘船显然已没有任何兴趣和好奇，他们正相互依偎着打盹儿。还有一个苏联青年，是我从莫斯科乘火车来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们在一个包厢里度过了十几个小时。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人很和气，块头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几岁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着随身带的和餐车里买的各种食品：炸鸡，熏鱼，猪肉冻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会讲俄语，我又只懂几个俄语单词，所以，我们几乎一路无话。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尔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父亲好像在那里开着一家小商店。现在，他眼前又摊满了不少吃喝，杯盘相互挤压着。看见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脸有些红。我和齐叔坐下，我要了爱尔兰咖啡，齐叔要了马提尼。我看着那个苏联青年的宽厚背影，心想，没准儿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到俄罗斯的艺术家，到底为俄罗斯贡献了什么。那天我和一个苏联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馆，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几公里路，末了在苏联电影家协会俱乐部，每人只买到一个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这，还因为这友人是电影家协会会员，有证件。那天正是苏联“八一九”事件的第五天，叶利钦的坦克正包围着“白宫”莫斯科的商店本来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队也许只能买到两个茄子。难怪酒吧里这位“小格拉西莫夫”对吃喝如此贪婪，看来他是决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实在佩服那些排队买票争看列宾、苏里柯夫，还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苏联人，他们排队有耐性，看画又仔细。
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时候我也叫。那天我们没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馏山药，决心回瓦坨吃派饭。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又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
晚上，我和小三并排躺在老闷家的炕头上，小三翻来覆去地只说，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说，我也觉得很神。
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我们都以为是房东在倒腾什么东西，便故意躺着不起。当外屋终于安静下来，我下炕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他缩在那里，猛抽着自制的卷烟。他看见我，忙站起来说，老师，你，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我身后的墙。在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
小三也过来了，看看画，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画。
“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
齐叔说，说实在的，那是一大奇观。只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近，又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你想，在一个中国农村，一个深山老峪的农村，闻柴草味儿，闻猪粪、羊粪味儿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闻见了油画味儿，你知道，一排油画挂出来味儿是很浓的。松节油、亚麻仁油浸人肺腑呀。你常看画，知道那味儿。你说“”——我又用了“”这两个字。“”十年让一个画家失掉的不就是这股味儿？今后你就写，写一个画家是怎样失掉这股味儿，然后又找回这股味儿的，比写他钻牛棚、低头弯腰挨斗更具文学价值。
那墙上的画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齐叔。
齐叔说，小三在就好了。当时小三站在我身边搓着手，嘴里丝哈着只一个劲儿地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
真可以吗？我问。
齐叔说，你是个聪明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评价。可，艺术这玩意儿，奥妙就奥妙在，有时好坏都使你没法下嘴。就像你吃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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